111555 第二编 讲演篇 WTO:让中国与世界同步 - 让中国与世界同步—基于经济学语境下的“蛙声集” - 经济管理 综合 - 一起写网(17xie.com)
17xie首页 > > > 让中国与世界同步—基于经济学语境下的“蛙声集” > 第二编 讲演篇 WTO:让中国与世界同步

第二编 讲演篇 WTO:让中国与世界同步

[更新时间]2007-10-16 16:03:30 [字数]16556

WTO:让中国与世界同步 第二编

讲演篇

WTO:让中国与世界同步这是我二十多年来在各种场合宣讲GATT/WTO时,关于中国加入WTO意义的内容。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推进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标志性成就我把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标志性成就理解为“建立新中国”;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标志性成就理解为“农村土地承包”;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标志性成就理解为“加入WTO”。,是中国通向世界,培育、拓展“市场领土”的桥梁,它使中国获得了向世界强国发展最具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机遇。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概括:“WTO:让中国与世界同步”。

一、顺应潮流,与世界经济同步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潮流,它是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的现实表现。所谓经济全球化,质言之就是生产的全球化,即在全球范围设置生产、销售环节,从而形成国际生产网络、国际价值链和国际销售网络。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以跨国公司为主要推动力的全球范围内的产业结构大调整。过去,产业结构的调整主要是在一个国家范围内相关产业的整体调整,而现在产业结构调整则是在全球范围内的相关产业环节的调整。加工制造业中,一种产品的生产以前基本上是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甚至是在一个工厂进行的。比如,我国“一汽”过去生产的汽车,从第一个零部件到最后一个零部件,再到组装都是在长春生产的,而现在不同了。美国波音飞机的零部件是在全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生产的,波音的尾翼就是在我国西安制造的。据《财富》杂志报道,在全世界飞行的波音飞机中,有三千多架飞机的尾翼是在中国生产的。难道美国就不能制造飞机的尾翼吗?难道美国的波音公司没有能力制造出这么些零部件,非要在70多个国家和地区生产吗?不是的,它是要利用世界各国和地区生产各个零部件过程中的相对低成本和某种生产要素优势。例如有些零部件是劳动密集型的,在美国生产劳动力成本很高,所以它要拿到第三世界去生产,从而降低成本。福特汽车零部件在11个国家生产,就是要利用各国在生产汽车零部件上的比较优势,然后组装,这样成本最低。当然,是技术的发展才使这种全球化的生产成为可能。如果过去福特公司要在全球11个国家生产汽车,将会带来很大的管理问题,由于电信和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结合,福特公司现在就可以在底特律的组装车间监控全球10个国家零部件的生产和质量状况。现代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全球化的生产越来越普及,同时高新技术产业,由于它高昂的开发费用,需用大规模生产来进行补偿,所以基本上是全球化的生产。如果一国想关起门来追求“国产化”率,从头到尾生产一种产品,生产出来的产品是很难有国际竞争力的。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有全方位的优势,离开国际“竞争—分工”体系去封闭地提高国际竞争力已几乎不可能。任何国家要想追踪、代表当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就必须与世界生产、世界市场接轨,这就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目前,我国最具竞争力的比较优势产业是制造业,是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制成品。它们是最适合全球化生产的,而制造业在发达国家每年都在减少,在美国只占工业比例的8%,而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这方面已占有强有力的地位。如果我们积极参与世界大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生产,成为其中的一个生产环节,不久的将来,我们就可能成为制造业的全球中心,最大的最有吸引力的为全球产业服务的配套基地,就会有我国综合国力的全面提高,就会有“市场领土”的全面拓展,也才会逐渐在“新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参与全球化过程,除技术条件外,还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开放市场。不开放市场,不消除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产品流动成本太高,同样谈不上全球化。加入WTO的实质就是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加入WTO就是顺应潮流,按经济规律办事。我们不应太多去纠缠那“理论”不清的、不利于我们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所谓“利弊分析”。

《国际贸易论坛》1993年第5期上曾发表过我的一篇题为《关于“复关”与对策研究的几点思考》的论文,该文针对我国流行的“利弊分析”的“复关”研究模式,提出了我的不同看法。文中说:

 

“复关”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有利有弊。虽然不是100%,但起码也是90%以上的同仁们都是这样说的,这样写的。对吗?当然对。“一分为二,辩证法”嘛!但细细想来,总觉得有欠妥当。笔者常想:人到一定年龄就要恋爱、结婚、生小儿,虽然不能说没有人,但起码不是90%以上的人会对这种事进行什么“利弊分析”。为什么?人人都明白这是“自然规律”!而不仅是生物学上的“生理冲动”。恋爱要耽误学习、工作时间,结婚生儿要增添许多麻烦事,人们为什么不追究这种“弊”,这是因为在“规律”面前,再大的“弊”也不去计较了。否则,违反规律是要受惩罚的,那才是最大的“弊”。

当今世界上,经济发展和增长所要遵循的“规律”要我们去研究去探索,而各国经济要融合于世界经济、国际市场体系之中,在全球范围进行资源、市场的优化配置和组合,则更是一条“铁的规律”!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存,逆之者亡。惟有从这种高度来认识关贸总协定,来研究“复关”的意义并以此为基础探求复关对策,才不致被繁枝碎叶遮掩了照耀我们前进的阳光。

在“1998全国高校国际贸易学科组年会”上,我在大会的主旨报告“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的国际贸易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中,就此问题进一步进行了阐述:

 

近二十年来,我们的确已经摆脱了长期的封闭状态,但离真正的开放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当然,这并不是说外国人来得还不够多,出国的人还太少,或者外贸量还不够大、很多方面还无法与国际接轨,更主要的是我们还未确立正确的开放观念,没有一种真正的开放心态。比如说,20世纪90年代初的关于“复关”的大讨论中,我们就是脱离不了“利弊分析”的框架,进入不了当今世界经济规律研究的大轨道。请问,倘若“分析”出了一个“利小于弊”的结论,难道就不“复关”和加入WTO?又比如,当我们刚刚引入一些国际大型跨国公司来我国培育我们这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时,我们的一些“专家”、“学者”们就大呼“保护民族工业”、防止外资“挤占国内市场”和危及“国家安全”。还比如,在总结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时,我们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学者”为我们的开放不够而庆幸,以为这就是我们应付经济全球化的灵丹妙药。

 

时至今日,中国加入WTO了,人们仍然没有跳出以上观念的束缚。所谓“加入WTO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所谓“加入WTO是挑战与机遇并存”;所谓“加入WTO初期是挑战大于机遇,后期则是机遇大于挑战”等就是“利弊分析”的新说法。严格地说,这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分析,而不是辩证的分析、理性的分析。人们会问:我们加入WTO,到底是机遇还是挑战?或者说,是好事还是坏事,或者是亦好亦坏的事?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是对立统一的,矛盾的双方不是对等的,不是等量齐观的,有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之分。事物的性质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如果说,“机遇”与“挑战”是一对矛盾的话,那么,谁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是谁决定了“加入WTO”这一事件的性质?正如本人在前面所述,加入WTO是中国发展的历史机遇,这是第一位的,是决定“加入WTO”性质的;“挑战”是第二位的,是依附于“机遇”的。或者用一句更简洁的话概述:“加入WTO的机遇,就是对专制垄断的挑战”。机遇只给有准备的头脑。不然,再好的机遇也会溜掉,变成挑战或冲击。如果我们至今尚不能对加入WTO这一重大的里程碑事件有一个明确的正面判断,那必将混乱我们的思想理念,损害我们的与世界同步前进的对外开放事业。

一般加入WTO研究中的所谓“弊”,实际上是指加入WTO后我国市场、企业和经济体制等可能面临的国际冲击或国际竞争。这里就引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竞争在经济发展中到底起什么作用?经验反复证明:适度竞争,特别是国际竞争,从来就是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没有竞争,整个社会将滑向危险的边缘,“随之而来的不是什么没有阶级的,而是没有灵魂的机械社会”(艾哈德),是整个社会的麻木不仁。我国之所以要变封闭为开放,之所以要加入WTO,一个极为重要的基础性的动因就是要引进国际竞争,以冲击落后、激励先进、唤起责任心、风险意识和创造热情,使整个中国充满活力。例如,汽车产业与家电产业同属组装加工制造类产业,在技术和市场结构性质上相近,如垄断竞争型的市场结构,对规模经济有较高的要求,经过市场竞争后有较高的产业集中度等。然而,我国汽车产业却没有表现出我国家电产业那种积极的发展态势和竞争力,主要是因为没有经历一个参与全球化生产的市场开放和充分竞争的过程。从政策的角度说,尤其值得检讨和反思的是严格的市场进入管制政策和抑制性消费政策。由于严格的进入限制,加上产品品种和价格管制、地方保护、封闭性强的企业体制,形式上看中国有一百多家整车厂,但竞争是很不充分和受到扭曲的。抑制性的消费政策使已有的市场需求得不到释放,同时也使事实上并不充裕的生产能力处于过剩状态。有理由认为,如果市场进入政策和消费政策较为合理的话,中国的汽车工业完全可能出现大不相同的局面,优势企业的发现、企业竞争力的培育和市场潜力的发掘等问题都可能早就得到较好解决,我们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加入WTO面临挑战的忧虑。

但目前中国社会仍然充斥着五花八门的保护主义滥调。说“加入WTO将引起失业”就是一种。诚然,与世界生产同步,参与全球化产业结构调整,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必然要导致失业。当年美国人到处推广爱迪生发明的电灯的时候,各国的工人确实要失业了,他们或许将永远地失去蜡烛工这一份职业。但他们不可能永远地失去所有的职业。人力资源总是稀缺的,当人力从蜡烛业调整下来后,其他因电和电灯的诞生而诞生的千千万万行业将产生更大的人力需求!我们今天不当蜡烛工人不是照样生活工作,而且是更好吗?我们到底是要“蜡烛”,还是要“电灯”?参考了薛兆丰:《自由贸易与失业》,载《南方周末》199958日。

简而言之,加入WTO是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主流、与世界发展同步之成本最低、风险最小的“桥梁”,是我国经济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思路、大气魄、大视野的表露。我们全民族的思维方式只有“从中国看世界”,逐渐转变为“从世界看中国”,即增强全球意识,站在世界时代潮流的前沿观察和分析中国问题,才能站得高、望得远,中国才能成为世界大国、世界强国。

二、勇立潮头,与世界决策同步

人们常说,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要雄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要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如果我们老站在世界的外面、对面、后面,老是“韬光养晦”,它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大话,中国就会被慢慢“边缘化”。我们只有在顺应全球化潮流的过程中,通过加入WTO,顺势而上、勇立潮头,我们的目标才会达到,我们的愿望才会实现。

世界贸易组织(WTO)是关贸总协定(GATT)的逻辑发展,而中国是GATT23个原始缔约方之一。因此,加入WTO、重返世界多边贸易体制,是对中华民族历史地位和13亿人口的大国地位的肯定。

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职能是制定国际经济贸易的规则,并监督这些规则的执行。如果说,GATT近半个世纪的努力主要是体现在降低贸易壁垒方面,着重解决的是市场准入以实现自由贸易的问题,那么,世贸组织今后虽然仍会进一步努力降低贸易壁垒,但更多的力气将会花在协调各国国内政策方面,即从边境措施延伸到国内政策与立法领域,以实现公平贸易。21世纪的新一轮谈判,即“千年回合”将开始考虑把国际标准运用于各国经济体制和国内做法上,提出了许多“新贸易课题”,其中包括:劳工、环境、投资、竞争秩序、产权界定、反贿赂和电子商务等。WTO对各国国内政策协调范围的不断扩张已使它成为国际经贸关系协调和谈判的中心。其结果将建立一系列的国际样板法,在各个领域提供政策规范,并以国际法的身份要求各国国内政策与之一致,最终建立完整的国际经济制度体系,使世贸组织成为“经济联合国”。WTO的未来走向决定着人类经济制度的走向,深刻影响着未来各国的竞争优势。但是,我们最初在WTO中只有一种“观察员”身份,这种身份只能使我们在有关国际经贸规则的制订、实施、修改和增补的一系列重要会议上处于一种“列席旁听”、顶多是“路见不平一声吼”的地位,而没有“该出手时就出手”、“参政议政”的权力。对国际规则,没有制订权,只有执行的份,这公平吗?诚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WTO的规则尚不尽合理,但也只有加入WTO,才能修正WTO,因为只有WTO成员才有可能参与规则修改。加入WTO,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可直接参与新世纪国际贸易规则的决策过程,也能使我们在联合国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席位上发出更强有力的声音!进一步分析,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像俄国加入“七国集团”“七国集团”指1975年成立的包括美、英、法、德、意、日、加七国的西方工业国集团。而使其变为“八国集团”一样,由于中国的参与,将“八国集团”变为“九国集团”,从而在国际社会发挥更深刻地作用呢?

国际形象,是参与世界决策的基本素质。而加入WTO,是改变、改善我国国际形象、融入国际决策体系的重要途径和标志。长期以来,国际上的敌对势力把新中国勾画为一个妖魔化的国家,即使一些友好人士也视我们为“神秘”的国度,而我们自己又往往以“独立自主”而孤傲群雄,不能平心静气看世界。在这种传统观念的双向影响下,随着中国的逐渐“崛起”,国际上对中国的角色和地位把握不住,不知道中国将来会走哪一个方向,“中国威胁论”正像黑色幽灵在世界传播。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中国威胁论”对中国发展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制约。这不是某个领导人的一句“我们不称霸”的申明所能解决的。加入WTO,执行世贸组织规则,并逐步开放市场,对粉碎“中国威胁论”,改善我国国际形象具有重大意义。按照国际政治学的观点,一个国家不管它多么强大,如果这个国家能够承诺按照国际规则办事,它就不可能构成对其他国家的威胁。如果一国的市场是对外开放的,它就不可能成为世界经济的孤岛,它的人民的心态和理念就会是理性的、平常的、易于交流的,就不可能被认为是游离于“竞争法则”之外的野狮或蛮熊。因为,只有市场承诺才是最终的可信的承诺。

必须指出的是,在按国际规则开放市场问题上,我国理论界的心态并不太好,历来存有一个“挤占市场”与“培育市场”的争论。市场容量本是一个富有弹性的经济概念,它是“1+12”的。市场竞争是一种“非零和”博弈。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优势和王牌是市场,是有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现实大市场和极具培育潜力的潜在大市场,即中国市场与外部市场的相互沟通融合,将会产生出新的市场,增加市场容量。因此,“挤占市场”不如说是“培育市场”。如果说“挤占”,香港市场不是早就被“挤占”了吗?结果怎样呢?改革开放前,我们国内市场一点也未被外商“挤占”,人们的生活又如何呢?

在中国加入WTO的讨论中,还有一个开放市场危及“国家安全”的问题。这是一种“弱国”心态。关于“国家安全”问题,我们只想反问一句:外商来华投资,把企业办在我们的土地上,把钱放在我们的“口袋”里,如果外商怕不讲信用、怕政策多变、怕我们“开门引资,关门打狗”、怕不安全尚在情理之中,而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来说,而且是先说,是大说特说,我们不知道是否是“土里土气”还是“小里小气”中的哪一气?反正它绝对称不上中国人民的志气和豪气。这是一个典型的“狼来了”的放羊娃的口气!国家安全是一个综合概念,如果建立一个国家安全指标体系的话,它涉及政治、军事、人口、文化传统及由此决定的民族凝聚力等诸多因素,而我国每一个因素都大得足以使任何外国食之不得下咽。当然,经济因素是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如,利用外资必然使外资企业成为我国经济中的一部分。但在外资企业中,外资一般只占有生产要素中的资本要素或资本要素的一部分,其余要素均为我方控制。任何一个经济部门的活动都需要多种生产要素的组合,只控制一种生产要素甚至只控制一种生产要素的一部分是控制不了任何一个经济部门的。事实上,一国经济的安全问题,主要不在“外”而在“内”。“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嘛!以我国农业为例,国内不少人担心依靠粮食进口不安全。这是一种非常片面的看法,只要想一想,是两种供应渠道安全还是单一供应渠道安全?粮食不像中东石油,它是遍地都可以生产的再生产品,个别国家可以中断对我国的粮食出口,但东方不亮西方亮,我们不难找到其他进口机会,事实上不少国家就是希望农业品贸易自由化,希望向我们多出口!如果全世界都对中国禁运,我们倒是应自我反省一下,是不是我们自己出了什么大错?我们过去几十年都在强调农业是基础,但着眼点是在“需要”,“需要”农业为工业提供原料和积累,“需要”农业为城市生活和社会稳定提供基本物质保障,由此,形成了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的二元经济,农民长期在一种制度性的歧视下苦苦挣扎,农村经济长期跟不上国家经济的发展步调。这才是最大的经济问题和国家安全问题。加入WTO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最大机遇。中国要充分利用WTO的国际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进程的机遇,来刺激沿袭了几千年的农村流通体制变革和农村市场化进程,刺激中国农业进入全球农业市场,稳定和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增加农民收益,进一步提高农民生活福利水平,繁荣农村经济。在中国,如果不解决好“三农”问题,如果不解决好城市化、产业化、市场化问题,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便仍然遥远。

有效地参与世界决策必须解决民族凝聚力问题。在我国加入WTO问题上,有一个“一国四方”的问题。香港于1986年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取得GATT独立缔约方资格,澳门也于1991年成为GATT的一个独立缔约方。根据WTO协议的规定,香港和澳门均于199511日获得了WTO正式成员资格。20011110日、11日两日之内,中国大陆和台湾省皆加入WTO,中国已成为了拥有WTO席位最多的国家。这样的格局,在丰富着世界贸易版图的同时,也将深刻地改造着两岸四地的经济,将给亚洲,甚至整个世界贸易体系带来令人瞩目的变化。据初步统计,两岸四地已拥有一个14亿人口的大市场,中国大陆作为主权国家加入WTO,将会强化我国在国际社会中对港澳台的主权意志。因为“流通”对于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这里,前苏联可作为教训之典型。前苏联为什么在一夜之间彻底分裂?原因当然很多,除了脱离群众、失去民心之外,笔者以为核心原因在于其长期坚持计划经济,不搞市场经济,各加盟国之间、各民族之间缺少个人与个人、企业与企业、商品与商品的交流,没有市场认同,就难以有文化认同、情感认同,因而就很容易解体。如果进行更广阔视野的分析,我们加入了WTO,融入国际社会主流,成为国际经济的主导之一,成为国际经济的重要决策体,那么就会在港澳台乃至整个华人经济圈中有更重要的带动。华人经济圈是一个政治、经济势力强大的群体,华人在全球5大洲、近90个国家和地区立足,并结合成为一个庞大而有序的整体,散居海外的逾5000多万炎黄子孙即使在已经改变国籍的境况下,仍然维系自己的生活圈子,保持来自祖国的风俗习性和生活方式,加入WTO,就可强化这种认同感,从而转过来,推进中国与世界同步发展的大业。

三、催逼改革,与世界体制同步

新中国成立已50多年了,大约可以分为前30年的计划经济和后20多年的市场经济或市场经济改革这么两个阶段。在计划经济建立过程中的20世纪50年代,我们确实取得了不少成就,如156项大型工程等。但计划经济由于其体制刚性,按照笔者近年来的研究分析,它最多只能顺畅运行一代人。不是吗?比如,20世纪世纪60年代中后期,当红旗下诞生的新一代逐渐长大成人要工作或要上大学时,问题不就出来了?而国家就只能强制性地采用“上山下乡”接受农业劳动“再教育”的方法,从而起码使一代应进大学深造的人才因长期的低效劳动而蹉跎了岁月!这也告示了计划经济从此开始终结!接着引发了“文化大革命”的大动荡,到最后才找到了改革开放这条道路。所以,我们的改革开放并不是新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要求,也完全不是原有理论的逻辑推导,它是在按计划经济理念和体制运行的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开始的,是在生产力很不发达的情况下进行的。一句话,是因困境所迫。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主词是“市场经济”,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我们找到了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与世界体制同步的理论通道,而实践通道则是WTO这样的国际经济组织。通过加入WTO,将中国经济带入国际社会,在世界市场这所大学校里,去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尤其是现代经济的运行模式和方式。当然,我们要研究中国的实际和“特色”,但如果“特色”研究不是建立在与世界接轨的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上,必然是推迟我们的发展或重回计划经济的旧路。中国经济的首要“特色”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进行制度模仿。单纯的“师夷长技”,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改革已被“与国际接轨”替代。经济市场化这一在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被“公理化”的前提对中国来说,则是要重塑或完善的。

二十多年来,在GATT/WTO的研究中,我一直推崇这么一种理论概括:GATT/WTO既是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参照系”,也是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催化剂”。

WTO的基本原则问题,目前国内外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有4项,有的认为有5项,有的认为有6项,有的认为有7项,还有的认为有10项,也有的甚至认为有17项参见王新奎著:《世界贸易组织与发展中国家》,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我历来主张,GATT/WTO的“基本原则”就是一条:市场经济原则。人们习称的“基本原则”实质上是从WTO所有文件中抽象出来的“基本内容”。看来人们是把“基本原则”与“基本内容”混在一起了,所以才争论不休,并使读者的理解无所适从。市场经济原则归结起来,就是“三公”原则,即公正、公平、公开。比如“非歧视性原则”,它就是市场经济的竞争机会均等的公正原则在国际经济领域中的充分体现,也是国家主权平等这一国际法原则在国际经济中的延伸。而“最惠国待遇原则”要求“外外无别”,“国民待遇原则”要求“外内无别”,实际是“非歧视性原则”的进一步表述。为什么有“关税保护原则”呢?关税相对于数量限制、许可证程序等其他非关税措施的最大优点在于它具有较高的透明度,能够清楚地反映出保护的程度,从而可以使竞争建立在明晰、公平和可预见性的基础上,而这些正是市场经济公开原则的最基本要求。再比如,对倾销和补贴行为进行控制与管理的所谓“公平贸易原则”,也是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原则”在国际经济领域中的直接延伸与体现。总之,WTO的规则、协议和制度,是市场经济原则的世界版本,它贯彻着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历史经验,也是其历史教训的总结,是后起的决意搞市场经济国家的样本和榜样。虽然在实践过程中会有体制转换的痛苦和磨合的成本,表现在我们的入世谈判中就是要做所谓“让步”,表现在入世后为适应其规则的“冲击”和“挑战”。但如果我们认识了这一点,那么“让步”是为了我国的“进步”,“挑战”将换来“机遇”,“冲击”是为了更快地规范、完善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在一定的时间表限定下“催逼”我们的经济发展。如果我们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什么都靠我们自己去总结、去实践,岂不是太慢了吗?为什么不可以采取“拿来主义”的方法呢?为什么不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跨跃式的前进呢?

政府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已是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政府职能和机构改革的成效如何直接涉及我国改革的成败和原有改革成果的保持。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更需要通过入世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丰富的历史教训和现实经验。

传统西方经济学中坚持自由放任主义的各个经济学流派,其理论均以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作为思想基础的,可以说是一种“市场选择”的理论,因而在那里政府的作用只是“守夜人”的角色。然而,实际的经济生活中,市场机制的自由运转并未达到传统经济学所说的那种理想和完善程度,相反,却不断地产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这种情况迫使人们着手对市场机制缺陷和不足进行研究,其结果是诞生了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经济学,宣扬“市场失灵论”,要求政府干预经济。但是,二战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现实又显示,国家干预并不像凯恩斯理论所设想的那样有效,甚至更糟。于是,便导致了以“政府失灵论”为核心思想的公共选择学派詹姆斯·M?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的形成。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政府干预并不能纠正市场失灵。他们否定了凯恩斯经济学中实际暗含的政府“道德人”假定,将“经济人”范式引入了政府行为理论。按照这种理论,国家不是神造的,而是人造的,它并不存在正确无误的天赋;政府虽是民选的,但却是由单个人组成,它的行为规范也是由人制定的,这些规则并不都是完美无缺的;政治家和官员们都是有个人利益的常人,他们都以自身利益最大化——权力最大化为目标,权力是谋取荣誉、地位和财富的必要条件。政治家们为了保持稳固的地位,在决策时不时把公共利益搁置在后。而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是用财政支出维持生产和经营,很难计较其成本。这就不仅为政治家谋取私利创造了条件,而且成为预算扩张和政治腐败的根源。所以,必须“放开市场,管住政府”,大力减少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尽力发挥市场即民间的的功能,政府干预永远只能是第二位的选择,只有在政府缺陷明显小于市场缺陷时,才可以选择适当的政府干预——仅起“球场不吹黑哨的”裁判员作用,政府既不是运动员,也不是教练员。同时,形成充分竞争的政治家市场,政治家通过广泛的社会承认而不是“任命”来获得政治合法性,实现政治家“优胜劣汰”。

而在我国,由于历史和传统的原因,人们不仅把政府,而且将企事业单位及一般“人”都作“道德人”假设,不是以人的普遍的自利本性、而是从“性善论”的个性出发进行制度设计,把制度设计寄希望于思想教育。因此,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所有者“虚位”。经济学教科书上说,经济学研究的是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但“谁”去配置?配置的资源是“谁”的?这个本应是经济学研究的起点和基础的问题,在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中并没有完全解决。所谓“谁”,当然是指“人”,是指个人或自然人,是指老百姓或小人物,这是经济学研究的最小的也是最基本的分析单位,就好像普通物理学研究分子、普通化学研究原子一样。产权不仅是经济效率、社会效率和竞争力的源泉,更是实现普遍人权和社会公正的物质基础。旧社会,无产阶级没有产权,所以,就没有人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就是要在进行国有经济“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战略性、结构性调整的基础上,将产权最终明晰到自然人,让“无产者”真正成为“有产者”,并使之具有“个人投资权”而继续发展。只有在这种社会的个人本位化、群众本位化、百姓本位化、人民本位化的基础上,才能找到财产的最终所有者,摆正政府的决策定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才能因此而铲除所有者缺位与错位、交易成本与监督成本过高、机构臃肿与低效、“寻租”现象泛滥、学术腐败蔓延、社会信用危机的体制温床,才能激发亿万群众的创业热情和首创精神,用体制竞争力来提高我们的国际竞争力。这也就是我们面对入世挑战的基础性对策参阅拙文《以体制竞争力,迎“入世”之冲击》,载《长沙晚报》200074日。。在此基础上,然后再进行管理的、运作技巧层面的对策研究,进行行业的、企业的、个人的具体对策分析。总之,只有在体制接轨、制度创新基础上的“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的对策研究才是有效研究。放开管制与世界体制同步后的我国人民必会创造出史无前例的人间奇迹来!

四、荡涤专制,与世界文明同步

“文明”与“文化”,是当今使用频率极高而又很难表述清楚的概念。对什么叫文明?什么叫文化?是文化包含文明,还是文明包含文化?人们的理解是千差万别、多种多样的。我是赞成美国威廉·奥格朋关于“文化”的定义的,他把“一切人为的东西”都称为“文化”,并将之分为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大类。文化是一个“中性”的概念,至于“文明”,我认为,它是文化的优秀形态,是一个“褒义”的概念。从“文化—culture”和“文明—civilization”这两个英文单词的词源上,我们也可以看出二者的差别:“文化—culture”的词根“cult—”的原始意义是“耕作”,这表明它的本义是与“农耕”相联系的古代范畴;而“文明—civilization”的词根“civ—”的原始意义是“市民”,表明“文明”的本义是属于与伴随着“市民”的出现而产生的“城市”及工商业相联系的现代范畴的。

那什么是世界文明?我认为,就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在长期的比较、冲突和融合后而形成的先进文化。有人不承认有普适性的世界文明问题,我认为这是不对的。理由其实非常简单,因为我们是“人类”,我们都是“人”!只要是“人”,就必然有共同的东西。没有共同的东西,那现在还去讲什么“以人为本”?人类共同追求的东西是什么呢?可以归结为四个字:“民主”、“科学”,也就是从“五·四”以来我们一直在讲的“德、赛二先生”。我在这里还要提请大家特别地注意“德、赛二先生”中的“先生”二字。我以为,有“先生”,必有“学生”。谁是“先生”?谁是“学生”?我看,谁的文明先进,谁就是“先生”,谁就代表了文明的“前进方向”。

但早在“五·四”学习西方文明以前,中国就出现了“中西文化的碰撞”,20世纪末进入改革时代以后,“中西文化”之争再度热闹起来,加上国际上亨廷顿式的“文明冲突”论助兴,将其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中西文化的碰撞”,到底冲突在哪里?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分作两个部分:一个是物质文化,里面有很多瑰宝,英国人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已有详细的记载。另一个是非物质文化,它又可分为制度性文化和非制度性文化两大类。中国的非制度性文化里面的瑰宝也很多。比如文学,有汉赋、魏晋文章、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并一直延伸到近当代。比如艺术,中国的国画、书法、国乐、戏剧、曲艺、雕塑等等。此外,其他非物质文化如宗教文化的优秀成果也还很多。中国传统非物质文化另一部分是制度方面的,它的基本架构是以“三纲”为骨干的文化,它是专制文化,整个中华法系就是建立在这个专制文化基础上架构起来的,与现代世界文明相比较,它的问题很多,也很大。我认为,“中西文化的冲突”就在这里!

专制主义在中国,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自称皇帝算起,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为什么把中国的专制主义定义为从秦始皇开始,因为“秦”以前的“周”虽然也有“王”或称“天子”,但是他只是各部族联盟、诸侯们的“共主”,对各诸侯国的控制力是有限的,各诸侯国的制度环境是很宽松的。因此,中国历史上的“百家争鸣”也只有那个时代才有。我们自此之后的专制历史比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都长,比许多大宗教如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历史都长,它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可称“浃骨沦髓”。参阅李慎之:《新世纪,老任务》,载《书屋》2001年第1期。杜威曾经说过,在西方“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可以说在中国“专制主义是一种生活方式”。

在专制主义的文化和制度下,人的个人自由是受到压制的。《诗经·小雅·北山》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老百姓没有独立自由的产权,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人权和民主,也不可能有自由的科学研究,整个经济、科技就发展不起来。中国“新文化”的旗手、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在其《旧思想与国体问题》一文中曾经问道:“试问民主共和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是否能容纳这‘以君统民,以父统子,以夫统妻’的不平等学说?”回答是:当然不能。它缺乏促进中国现代化、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两个重要因素“民主”与“科学”的种子,使中国在发展生产力、发展人权的进程上步履维艰,使得中国从汉代到清代的社会变化一直不如西方大:中国在用铁犁的时候,西方还只能用木犁;但当西方已用钢犁的时候,中国还在用铁犁;18世纪的工业革命之后,中西之间的差距就更大了。所以,中国的志士贤人呼唤、呐喊着要学习西方。

我们学习西方搞现代化已有一个多世纪了,到今天我们还只算是“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就是“落后国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就是因为我们的传统的制度文化不能适应从两百多年前开始的工业文明,我们的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以前,为了中国的现代化,我们通常只从两处寻找智慧:一是西方各种非主流文化;二是不加区别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如果不从主流的西方制度文明的高度去反思,不是勇敢地去深化制度改革,正确地“与国际接轨”,我国现代化就不会成功。改革开放以来,虽是有所变化,但是还不能说已有根本的改变。中国在21世纪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彻底改变专制主义,只有清除专制主义,中国才能现代化。

中国文化与世界文明的现实差距,我们从几年前震惊世界的“911”事件中曾经发生过的以下三件事,就可以看出:

第一件事,世贸大楼顶部被飞机撞击之后,烈焰奔腾,形势千钧一发。但楼上的人们通过安全出口向下逃生的时候,并不特别慌乱。人往下走,消防队员往上冲,互相让道,并不冲突,若有妇女、小孩、盲人到时,人们都自动地让出一条道来,让他们先走。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不发展到相当的程度,是断然做不出这种举动的。

第二件事,“911”的第二天,全世界都知道这是阿拉伯恐怖分子所为,很多阿拉伯商店、餐馆被愤怒的人们砸了,一些阿拉伯商人也受到袭击。这个时刻,有相当多的美国人自发地组织起来,到阿拉伯人的商店、饭馆为他们站岗,到阿拉伯人居住区巡逻,阻止悲剧的进一步发生,这是一种多么高尚的现代文明啊。

第三件事,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坠毁的那架767客机,本来是要撞向白宫的,后来机上乘客与恐怖分子搏斗,才使飞机坠毁。因为当时他们已经知道世贸大楼被撞的消息,他们认定,不能无所作为,要和恐怖分子进行斗争。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是先做了一件事:通过投票决定,是不是要和恐怖分子作斗争?在这么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都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后来全体同意,才去与劫机者搏斗。什么叫民主?这就是民主。

令人感到惊异的是,在我们这里,“911”事件发生后的当晚,我们的大学生上街游行、放鞭炮、喊口号,说是“炸得好”!虽然,后来也有人说“恐怖活动应当受到谴责”,却又习惯性地在“但是”上大做文章,认为“恐怖活动产生于全球性的不公正”,“是弱势群体对美国强权的反抗”。我看,这是对弱势群体的污蔑!说“贫困是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这种高论无视一个明显的事实:恐怖分子主要来自盛产石油的富国,它们是世界的债权国,他们是弱势群体吗?即使是弱势群体,难道因为“弱”,因为“穷”,就要去“杀人”、就要去“放火”?恐怖主义是人类文明的毒瘤,恐怖袭击无一例外地都是滥杀无辜,恐怖活动的目的就是制造恐怖,而不是为了追求正义、构建和谐。我们不能因为这一次的受害者是自己不喜欢的目标而暗自高兴、是与己无关的人而伪装公正,对施害者和受害者各打五十大板。请试想一想,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的亲人如果当时也在世贸大楼,我们会是怎么看的?或者由于经济活动全球化的需要,我们今后肯定也会有人到世贸大楼之类的地方去工作,如果也面临这种恐怖袭击我们又会是怎么想的?我们要不要反省我们的文化传统和行为准则?

中国专制主义是靠什么理论体系维持的呢?一般都说是儒家,人们历来都以儒家为中国政治、学术的正宗。其实,最影响中国文化、文明的,首先是诸子百家中的法家,其次才是儒家。儒家的作用不过是替法家不加掩饰的专制主义增加一点“仁义”,罩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而已。自古到今,中国不是都有“儒表法里”,“内儒外法”,或“阳儒阴法”的说法吗?概言之,儒法互用构成中国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贯穿于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教礼俗”之中。至于其他各家如道家,对中国思想或精神生活虽然有很大影响,但与儒法交融的实际主宰作用是根本无法相比的。

为什么说儒家的作用不过是替法家不加掩饰的专制主义增加一点“仁义”而已?儒家学说研究的修身道德是无法实现的。为什么?关键在于它违背了人性,总把道德教育的目标定在天上,以天上“神”的道德标准来要求地上的“人”去做到。儒家创始人孔子是讲人性,有“食色性也”之说。可到了明朝的朱熹那里,变成了“存天理,灭人欲”。其实,他老人家自己也是没能做到。叶绍翁《四朝见闻录》中不是说他“虐待老母,不孝其实;与尼僧偕行,诱之为妾;儿女嫁娶,利在揽财;开门授徒,厚索束脩”吗?这种道德只能是“对人不对己”、“对下不对上”,要别人不能这样,不能那样,而自己却又既能这样,又能那样,从来就有“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之说。久而久之,这种道德就成了“只说不做”的伪道德。说教者知其伪,说和做成了两张皮;受教者听其言,观其行,亦知其伪,信都不信。社会不就成了无道德、无诚信的世界了。

我们湖南大学因为有了“岳麓书院”而有“千年学府”之美称。岳麓书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集散地,这里有许多优秀的文化遗产,我们要好好研究,加以继承。但是,我认为,上面所说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基本道德理念,我们作为现代的大学是要认真批判的。请问:在现代文明面前,我们到底是要“以天为本”,还是“以人为本”?现代文明讲“天赋人权”,我们是要天“赋”人权,还是要天“灭”人权?没有“人欲”,哪有“天理”?没有“人欲”的“天理”,那是什么样的“天理”?难怪人们常说宋明理学这些传统思想的教育是一把杀人于无形的利剑!

市场经济不仅需要制约人们行为的硬约束——完善的法律制度,而且需要软约束——崇高的社会道德,一个没有良好道德的社会是无法建成健全的市场经济的。但市场经济需要的不是那种否定人性、对人不对己、对下不对上的伪道德,而是在“以人为本”基础上建立起可行的道德规范。道德规范应该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它只教人做常人——有教养的公民,它不强制地要求凡人成为圣人。中国加入WTO的伟大意义在于它标志着中国终于制度性地向接受世界文明前进了一大步,冲击到我们很多深层次的文化问题、观念问题,通过市场经济的接轨实现与世界文明的对接。

比如,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面,深深烙印着“人都是分三六九等”、“内外有别”的观念,“一视同仁”这样的观念没有在我们的脑海里面生过根。但世贸组织的最基本原则是“非歧视原则”,它要求市场对外国企业、中国企业等各种企业都必须一视同仁。

又比如,“透明度”是世贸组织的另一重要原则。但中国却有一句老话叫“水至清则无鱼”,就是说如果水太清了就不会有鱼生存。而外国人对我们中国的商业环境最感头痛的恰恰是没有政策的“透明度”。这个项目怎么审批,审批程序是什么,哪些单位审批,我们以前都不告诉人家。“配额”什么时候发放,配了多少量,这些都是保密的。我们的“内部文件”太多,在经济活动中怎么可能有“内部”呢?

再比如,我们加入WTO以后,大家最关心的是我们的产品遭到“反倾销”调查的事。在我们的传统思维中解决这些问题要么就是“私了”,要么就是政府之间进行所谓友好协商,害怕打“官司”,认为打官司是很严重的事情。其实,在法治社会里,进法院、找律师是司空见惯的事。我们加入WTO以后也要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

“与世界文明同步”,不是有人认为的所谓“全盘西化”问题,而是一个从“文化冲突”到“文化融合”的过程。质疑“西化”的那些人,回答不了一个最起码的基本事实:难道马克思主义不也是西方引进到中国来的吗?所谓“西化”的内容,实际上最早是起源于英国、法国。德国在西方国家中是后起的,在学英国、法国的过程中,德国的传统文化也是有冲突的,德国最后实现的“西化”,是现代化和德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也是“西化”了,所以,现在人们把东方的日本列入到了“西方”。但是,日本究竟“全盘西化”了没有呢?日本的天皇制、武士道,并不是从英、法、美学来的,而是日本固有的。就是美国,它的印第安人,几百年来也没有全盘“西化”。有着漫长传统文化的中华民族能被“全盘西化”吗?我们现在不是“西化”太多,而是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这些现代文明在中国受到的中国传统文化抵制太多。如果说,与西方的经济交往可以实现互利共赢,那么,与西方的制度与文化交流则可以沟通心灵。心灵沟通了,经济就会更加的繁荣,中国人民的生存、发展空间就会越来越大,中国的“市场领土”就会越来越大。

《让中国与世界同步—基于经济学语境下的“蛙声集”》

举报不良信息  本页地址:http://zonghe.17xie.com/book/10000498/9023.html
   

← →键盘左右键前后翻页,回车[enter]返回本书首页
  • 支持本书:
Copyright©2007 17xie.com 互动写作和阅读平台 京ICP备0800267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