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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城市化建设中的一个基本理念

[更新时间]2007-10-16 15:57:01 [字数]10702

宽容:城市化建设中的一个基本理念  第一编

对话篇

宽容:城市化建设中的一个基本理念——廖进中与博士生关于“三农”问题的讨论

在近日的一次我和我的博士生们的学术例会上,谈到了“三农”问题,下面是我们师生之间的交谈笔录。

 

博:廖导,几年前,当我还在另一所大学读硕的时候,您曾经到我们学校作过《WTO:让中国与世界同步》的讲演,您当时说:“入世”是中国农民改变几千年来“脸朝黄土背朝天”命运的历史机遇到了。中国“入世”快四年了,我们今天是否谈谈“三农”问题?

廖:那我们现在就把话题转到“三农”问题上来吧。我以为,“三农”问题与“中国”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问题,“三农”问题解决了,“中国”问题也就差不多解决了。博:有关“三农”问题讨论的理论观点很多,文献资料很杂,能否请老师帮我们理一理?

廖:如果按照我赞成的思路去梳理有关“三农”问题的相关文献,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减少农民”。博:也有人用“‘消灭’农民”的说法,就好像您曾经跟研究生们说过“社会主义是‘消灭’无产阶级”的说法一样。

廖: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也可以这么说。说“消灭”农民,当然不是指从肉体上消灭,而是要一从产业上“消灭”,二从体制上“消灭”。所谓“从产业上消灭”就是“农业产业化”,就是发展现代农业,就要像制造工业品那样发展规模化农业,而不是现在这种一亩地的小农经济;所谓“从体制上消灭”就是废止现行的户籍制度,取消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行政障碍,允许农民进城,并让其“内化”于城市,有在城市中生存下去最后成为市民的能力。博:是的,这是全世界发达国家都已经走过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走着的道路,它也完全符合刘易斯模型所揭示的工业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经济规律。

廖:今天我们暂时不讲国际上其他国家怎么做,我们仅从我们自己的国情出发,以我们中国自己的现实情况来思考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减少农民”?最有力的理由是:因为我们总共才有18亿亩耕地,人均耕地极少。我赞成这样的说法:除非地里能种出“金子”,否则近10亿农民是绝对不能富裕起来的。我国农民人均经营规模与国外一些国家简直无法相比:澳大利亚人均耕地120?8公顷、加拿大110公顷、美国57公顷、法国18公顷,阿根廷17公顷、俄罗斯14?5公顷。人均经营规模小,难以形成规模效益,极易出现生产上的大幅波动,已成为制约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例如,2004年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二个丰收年,粮食产量是9000多亿斤,按当年的平均粮价0?71/斤计算,总产值仅7000亿元,扣除近70%的种植成本,农民能够得到的售粮收入不过2500亿元。当然,还有副业收入。但副业收入是多少呢?有人算过账:按全国3亿多城市居民人均消费2000元副食品的小康标准计算,副食品消费总量应在7000亿元左右,扣除中间商的利润等,农民实际得到的副业总收入不过是1000多亿元。上述2项收入合并总计是3500多亿元,农民人均农业年收入不会超过500元。500元是个什么概念?大家是清楚的,买不到一条极品“芙蓉王”嘛!

所以,农业不搞规模生产农民就不会富裕,而农业规模化生产了,18亿亩地就只需要很少的劳动力。按1998年加拿大每个农民就能生产23万斤粮食的标准计算,中国2004年产的9000多亿斤粮食只要400多万农民劳动力就足矣。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是近10亿中国农民在干400万发达国家农业工人的活,这是极其严重的生产低效率,农民怎么会不穷呢?中国的农业怎么会有国际竞争力呢?博:好像也还有学者是另外的一种说法和算法?

廖:是的,那是按我们自己定的所谓的“小康”生活水平来计算的。其结论是:如果没有政府的补贴,每户农户的经营规模必须达到10公顷以上;如果有政府的补贴,经营规模也应在4公顷左右才可能谈得上小康生活。就是以这种标准计算,我们所需要的农业劳动力也应该只是在8000万以下。博:所以说,农业规模化生产后多出了的大量的剩余农业劳动力就必须要向城市转移,即现在所谓的“城市化”。

廖:时下准确的新提法已不是“城市化”而是“城镇化”了。虽然,“城市化”与“城镇化”两个词语在翻译为西文时可能没有区别;如果一般性地讨论问题,人们也不会太注意这两个词的不同。我理解,“城镇化”是针对片面提倡发展大中城市而提出的,它特别强调了积极发展县城这种县域重点镇的政策取向。“城镇化”并不是不发展大中城市,也不是不建设“新农村”,而是强调建立布局合理的城镇体系,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在目前这个阶段,使用“城镇化”这个术语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博:好像20年前您就关注县域经济了。您在发表于1987年的《醴陵模式论》那篇文章中就说过:县域经济,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结合部,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的交叉点,对于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基础作用。由此也可以推出搞好县域经济中“县城建设”的基础性和重要性了。

廖:城市化,或者城镇化是中国解决“三农”问题和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们应该主动鼓励农民进城,搞好城市化建设,尤其要搞好县域经济龙头的“县城建设”。请注意:我是用“鼓励”一词,而不是一般的所谓“允许”!

可是,我们的原有体制是“禁止农民进城”。这是中国农村人口从解放初的3亿爆炸到现在的9亿多的最直接原因。如果我们继续坚持这样的政策,农村人口还要大幅增长。人均耕地就更少了。所以,我们要坚定城镇化的信心,要提到这样的高度认识:如果否定城镇化,那就是否定现代化。博:但现在对于农民进城搞城镇化建设,似乎还有很多“障碍”,包括理念上的,理论上的,体制上的。比如,说“如果我们现在取消了所有限制农民进城的政策,进城农民工会影响城市就业”的就大有人在。

廖:我比较赞成这样的观察:能进城的农民差不多全都进了城,但并没有影响城市就业。正规的统计数据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安置了1?4亿农村劳动力。但有人估算,实际数字已超过4亿,因为前者的统计数据只包括“合法”、长期打工者,而所谓“非法”、短期打工者远远超过了前者的统计。

其估算根据是:一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4年农村人口人均收入是2900元;二是前面已经计算出农民的人均农、副业总收入加总才是不到500元。因此,这2900元中有2500元只能是来自去城市打工的非农业收入。将此数字除以农民工在城市务工的平均年收入6000元,答案是4?2亿,这就是2004年农村在城市打工的人口数。而同样是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现在全国农村一共只有4?7亿劳动力。所以,说“能进城的农民已经全都进了城”是有一定根据的,即使我们现在取消了所有的进城限制,也不会有更多的农民进城打工而影响城市就业。

博:说几亿农民工进城不会影响城市的就业,我总是想不通:那么多进城农民的工作岗位在哪里?

廖:除了市场经济改革增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外,更主要的是城市本身的集群效应。要知道,农民工的工作岗位与城市人口的就业岗位“不是竞争性的,而是互补性的”。为什么?因为现在城里人已经基本拒绝体力劳动行业了,一些城里人宁可下岗呆在家里吃救济、打牌玩麻将也不愿意去干体力活。农民工主要分布在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建筑业、采掘业和第三产业中的中低端服务业中,包括送煤工、餐馆服务员、保姆、拾荒环卫等底层劳动者。他们从事的一般是城市人不愿从事的高强度、高温、高空、有害、有毒的行业和工种。所以,农民进城一般不存在与城市居民竞争就业岗位的问题,农民进城并不意味着需要再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岗位。而且,由于产业融合、产业积聚,现代社会的产业结构是多层次的,网络状的,我们要抛弃那种产业结构高度单一的传统农业社会的思维。

深层次分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城镇化后的产业深化还会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以我们湖南的最大产业——养猪业为例,我们现在只会简单地杀猪吃肉,国外则早已把猪深加工化了:既从猪身上提炼出胰岛素、肝素肭等医用高科技产品,也把肉加工成几十上百种生活食用品。试想想:倘若我们也能这样的组织生产,除了出口效益大大提高外,将会产生多少个就业岗位?而且,还要看到,脱离土地束缚后的农民,会像浙江温州、湖南邵东农民已经做到的那样,以国际市场作为自己的“市场领土”,那将更是一片兴旺的就业情景。我们一定要看到我们的时代具备了与18世纪英国迈入工业化时期完全不同的有利条件!博:说到这里,老师可否谈谈英国历史上“圈地运动”的意义?因为现在人们都很关心这个历史问题。

廖:其实,“圈地运动”真正的经济学意义是导致城市出现大量廉价农民工,这些廉价农民工最终转化为廉价的产业工人,使得英国第一个从农业国迈入工业国。在这一点上,今天中国的情况与当时的英国确实很相似。如果没有这些农村廉价劳动力,我们的纺织业、机械制造业又怎么会有今天的国际地位?也因此有人预言:中国的城市化与新技术革命是影响人类21世纪的两件最重要的事,中国的城市化不仅决定着中国的未来,而且也影响着世界的发展进程。博:但我们现在的农民工进城与当年“圈地运动”中的农民市民化似乎并不一样,我们的农民工大多数是要返乡的,即所谓的“离乡不离土”。

廖:这就是我们要认真思考的。以前搞乡镇企业,我们是“离土不离乡”,现在看来,不行;如今搞城镇化,如果“离乡不离土”,我看也不行。如果大量的进城农民工返乡,或者农民的土地被城市化了,而农民及其家属却未被城市化,那就只能使中国“城镇化”徒有其表。我们要想办法使进城农民工和失地农民市民化,让农民及其眷属真正变成城市居民。博:我的理解,是不是要农民“离土又离乡”?

廖:是的。农民进城打工与农村人口城市化是含义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我曾经在我的《市场领土论:开放强国要有大智慧》的记者访谈录中谈到过这个问题。城镇化的含义应该是,进城务工的农民通过参与城市建设,逐渐融入到城市中去成为市民,让他们在城市里“生根”,并最终割断与土地的关联。这样才能使农村人口的绝对量和相对量都下降,真正对解决“三农”问题起促进作用。博:为什么我们城市留不住农民工?为什么我们的“农民工”成不了“城市市民”?

廖:这是因为进城的大部分农民工是出卖简单劳动力的蓝领劳动者。他们收入低下,工作不固定;他们缺乏劳保和社会保险,随着年龄的增长,时刻面临着被辞退的风险,引起社会关注的“民工40岁现象”指的就是这部分人。这部分人是进城农民工的主体,人数很多,但市民化的可能性很小。由于收入太低,他们既不可能购房置业和支付较高房租,也难以维持自己及全家在城市中的生活费用。他们进城打工的目的只是赚钱,通常是年轻人进城,把老人孩子留在家乡,赤手空拳打拼,大部分人赚了点钱后都是要回去的。他们像候鸟般迁徙,围绕春节归来去,城镇实际上只是他们生命中年轻阶段的驿站。因此,这并不能真正使农村人口实质性地减少,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博:确实如此。

廖: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农民工不能在城市定居,还将进一步拉大城乡差距。城市截取了农民工最佳的年龄段,农村承担了培养成本和养老成本,这与改革前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改革后的土地征用一样,是另一种由乡到城的价值转移。农民工把最好的年华贡献给了城市,这不仅进一步加大了城乡差距,而且一批批返乡的民工带走了已积累的技能和经验,这对产业工人队伍的形成也是一个损失。博: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廖:我的思路是两个字:“宽容”。城镇要用宽容心态留住农民工,大家一起搞好城镇建设。这一点在县城建设中尤其重要,因为县城主要是与农民相联系的。当前县城建设中最突出问题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进城后,强势地位的资本和其他城市社会网络、各种可见或不可见的规则、理念让农民时刻受到损害。除了前面说过的“农民工影响城市就业”的论调外,还有如诬蔑农民人格的“乡里傻”心态,欺侮农民老实的“城市管理执法”,搜刮农民工钱财的“这办法那证件”,等等。

总之,我们要善待农民工,要尊重农民的人格地位,不能再“经济性接纳,社会性排斥”,要给农民“国民待遇”,农民也是中国人,决不能再把农民当作二等公民。博:您老所说的“宽容”,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们平时讲的“爱心”?

廖:是的。我的这种思路起源于湖南经济电视台的《爱心改变命运》栏目。近年来,每当大学新生入学时,湖南经视都搞爱心募捐以资助农村贫困大学生入学,这当然是大快人心的好事。但我常想:这种形式的“爱心改变命运”,改变的只是大学生本人的个体命运,或者是他(她)一家人的命运,那我们怎么样才能改变整个中华民族农民的群体命运呢?想来想去,那就是“城镇化”!所以,我认为,城镇化是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正在进行的改变农民几千年贫困命运的伟大事业!我们一定要理解农民对城市的渴望,要理解农民对城市的热情!博:那么,需要我们的各级地方政府为“宽容”做些什么呢?

廖:我以为,首先,对农民的观念要更新。我们现在讲“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和人文关怀,这首先要体现在农民身上。中国虽然是个农民国家,但作为这个国家主体的农民却处在社会链的最末端,鄙视农民、看不起农民的观念深植在不少人心中,包括深植在农民自己心中。举一个例子,有些贪官犯罪后,在法庭上请求宽恕时会都说只要能留他一条命,他哪怕下乡种地都可以。农民莫非连罪犯都不如?

其次,改善农民工生活条件的措施要得力。生活质量是以人为本和人文关怀的最重要体现,我们要一切从提高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质量出发,让农民参与建设的城市发展的成果惠及农民工,在城市化问题上,也要让农民“共建共享”。比如,在单位里工作的农民工多数居住在单位的简易宿舍里,他们在地理上和城市的其他部分是隔绝的;流动服务的的农民工则在近城区租房居住,形成城区和郊区之间一个农民工居住圈。城市因此变成夹心饼干,城区和郊区的环境很好,而近城区则成为拥挤、肮脏的夹心层。城市政府是否应该改变这个问题?进一步,地方政府还要做的是对农民工进行培训,为农民工的子女提供与城市孩子一样的教育机会。这既是关系到城市未来产业大军的质量问题,也是为其提供在城市长期安身立命的必要居住条件。再进一步,城市政府还应考虑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行政控制和行业工种限制、工资待遇的及时上调和支付问题以及与城市人口相似的医疗社保问题。博:假设出现了“贫民窟”怎么办?许多“三农”学者对此一直是忧心忡忡、耿耿于怀!

廖:首先要明白,“贫民窟”的存在并不是一种必须谴责的现象。城市就像一个森林生态系统,有各种物种的存在,也就是生态多样性,才使得森林得以成林,如果只有一种树木的话,后果将是这一物种的灭绝。所有人都文化程度很高、生活很好、一点犯罪都没有,这样的城市,仅见于传说。“贫民窟”不仅仅是住房、生活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代名词,还是一个阶层、一类社区的实质表现,不管社会管理者怎样拆除、怎样改造,这部分群体仍旧会存在,只不过随着一个城市经济的发展,“贫民窟”的档次会不断地提高,这时,也许名称不叫“贫民窟”,但实质上还是普通市民的生活社区,这无法改变。

其实,“贫民窟”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原因,决非单纯的城市化的缘故,只要政府加强社会控制和管理,防止把“贫民窟”集中变成贫民区,极端的“贫民窟”不是不可以避免的,而社会控制和管理恰是我国政府的强项。而且我认为,即使形成了城市“贫民窟”,解决“贫民窟”供水、供电、教育、卫生、就业培训等问题也解决比同量的分散农村人口的同样问题成本低得多,效果好得多。那些担心“贫民窟”的人,是站在市民角度考虑问题,是出于经济收入以及享受公共资源的考虑,农民自己其实倾向于居住在城市,他们不怕“贫民窟”。倘若不信,你们可以亲自去问问进城的农民工!

关键是:我们不能歧视农民!不能欺侮农民工!歧视比贫富差距更危险。很多时候,歧视足以摧毁一个人的信心,而贫穷未必;歧视是对人的尊严和存在价值的践踏,而贫穷不是;歧视会激起人的仇恨,而贫穷未必。更重要的是,在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环境里,贫穷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改变,而歧视则是社会强加的铁的枷锁,个人的力量难以挣脱。正因此,因歧视激起的仇恨远大于贫穷本身,尤其对于“移民第二代”来说,更是如此。博:为什么对“移民第二代”,尤其要注意?

廖:农民工的第二代与原来的农村没有联系,他没有后路,他不是农村人,也不是城市人,而是成了边缘人。事实上,移民的第一代和第二代有很大差别,第一代会拼命工作。第二代不可能像父母那样能吃苦。不要认为,因为现在上亿的农民工不诉苦,不要求跟市民享受同样的待遇,所以不会有问题。他们的第二代将来肯定会提出很强烈的要求,如果不注意农民工与城市的融合,社会后果一定非常严重。博:按我们以前的想象,“贫民窟”地区一定是对现存社会秩序潜藏着严重威胁的地区,是各种案件的高发地,一有危机,这里就会成为激进骚动的摇篮。

廖:但是,你们知道不知道?有些美国社会学家却有理论和事实支持,说是这种“贫民窟”地区恰恰是政治稳定的缓冲器,是秩序党、保守党的票仓,是赞成维持现状的选民集中之区。如果这不算是“规律”的话,至少也是一种常见的现象。

为什么会是这样?学者们分析说:作为城市边缘群体的外来人口——主要是进城农民——虽然在城里处于社会下层,但其处境一般仍然明显比在原籍时要好,因而并非穷则思变之人,他们在城里立足未稳,处于创业状态,更需要社安定并希望现存秩序能容纳他们。因此他们更“保守”,而白领阶层反倒比他们“激进”。所以,只要坚持改革开放,随着我国民主法治与公民自治机制的健全,“外来人口”从都市边缘群体转化为稳定因素、当然更不用说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因素,应当是没有问题的。博:廖导对农民工有这么深的感情,那么,农民工到底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有多大的贡献?

廖:农民工阶层是当今中国经济社会非农村人口中人数最多的,牵扯社会关系最为广泛的,在改革中地位发生变化最明显的,以劳动力为资源对中国经济发展贡献最大的劳动阶层。现今中国农村,80%的家庭有人在外打工,这意味着有七到八亿人与农民工有直接经济关系,加之农村家庭与城市家庭的亲情联系,在当代中国有十亿以上的人口与农民工有关系!农民工阶层的出现与发展壮大,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中具有以下几大革命性意义:

第一,为中国经济起飞提供了充裕的廉价劳动力。农民工形成的廉价劳动力至少在以下几个意义上令人关注:首先,他们为中国企业的原始积累贡献了力量;其次,他们是“中国制造”的基石,正是他们的廉价脊梁背负中国产品的低成本,为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做出了重要贡献;再次,他们的劳动力价值被严重低估,为“中国制造”在西方国家打开了市场,为中国老百姓赢得了更多的购买力。

第二,壮大并更新了中国产业大军。农民工已占全国加工制造业就业总数的68%,建筑业的80%,批发、零售、餐饮业的52%。农民工进城在建设城市、繁荣城市经济的同时,推动了经济结构的大调整、城乡经济的大发展。城市的林立高楼、宽阔大道、繁荣商业、旺盛人气、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络等,所有这一切的城市新景观、新气象,都凝聚着广大农民工的汗水和智慧。据中国社科院的调查,近年来,农民,包括农民工,他们的贡献在每年GDP中不少于60%!我国经济连续多年平均9%以上的高速增长中实现了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从改革开放之初三次产业442,变为当前的253

第三,推动了中国城市扩容与小城镇的建设。生活在城市中的农民工,尽管是流动的、短期的、临时的,但从整体与长远的角度看,总有一个日益增长的固定居住人数在城市滞留下来。从辩证的角度看,个体的变动的人口组成了整体的固定人口。全国主要中心城市,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中国最主要的三大城市群,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人口不断翻番,来自全国各地农村带着梦想的年轻人,一批批地转变为新一代的城市居民。各省区的中心城市何尝也不在演绎这种城市扩容剧?几亿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逐步改变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状况,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

第四,促进了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农民工进城,就没有今天的市场化现状。首先,大量从农村来到城市打工者,形成并繁荣了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与资本市场,是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两大支柱,没有劳动力市场就等于没有市场,没有市场经济。其次,农民工的收入,最终不是消费在城市市场就是寄回家消费在农村市场,从总体上大大提高了居民的有效需求。市场的硬件设施建设再好,有再多的货,没人购买没人消费,岂不是有场无市?最后,将城市生活的新观念、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新规范带回了农村。由于农民工与农村的血缘家庭纽带,他们是城市与农村最为紧密的联系者。特别是进入网络经济时代,由于农民工的出现,城乡互动获得空前发展。

第五,农民工成为中国农村社会脱贫的主力军。再好的政策,再多的外来资助,只能解燃眉之急,真正能够走出贫困,最终脱贫致富必须自己努力,必须要有自救的内在动力,必须形成脱贫的造血机制,否则再辉煌的扶贫、脱贫都不能长治久安。在反贫困的战斗中,农民工是一支真正的自救队伍。全国平均推算,农民外出就业的收入已经占到当年农村人均纯收入的三分之一,并且呈继续增长趋势。这不仅为农民提高家庭收入、改善生活提供了条件,还增强了农民自身对农业的投入能力、为改善生产条件提供了可能。大批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不仅为城市发展增添了新鲜血液,而且为缓解农村资源承载压力、形成适度规模经营、加快农业现代化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为农村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创造了前提。目前,我国约有两亿多的农村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和城镇就业,改变了以往农村单一的就业结构,使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找到了新的就业空间,农民收入的增长因此获得了新的渠道。这是从根本上反贫困,农民工才是农民脱贫的自救主力军。博:讨论来讨论去,是要农民进城,我们经常说要“重农”,那岂不是变成“轻农”了?

廖:“重农”,本不错。问题是:怎么去“重农”?我们不能用老办法“重农”,清华大学的秦晖教授曾经说过,我国历史有个怪圈:历朝历代的统治者越是“重农”,农民越是倒霉。

主导秦朝国策的法家强人焚书坑儒而唯“耕战”是务,把“上农除末”的调子唱得最高,但把农民逼得走投无路群起造反以致成为历史上最短命的统一王朝的正是秦。西汉也是一直坚持重农抑商、崇本抑末。但其结果却如晁错所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于是农民成了“吏之所卑,法之所尊”,真所谓“上下相反,好恶乖迕”。

靠农民起义上台的朱元璋张口“朕本农民”,闭口“享我农师”,不仅“立法多右贫抑富”,还下令“农夫可衣绸、纱、绢、布,商贾止衣绢、布。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得衣绸、纱”,“农夫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不禁,不亲农业者不许”。然而蒙他如此推重的农民们却发出了“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呼声,并使洪武一朝成为历代王朝创建第一代农民起义最频繁的一朝。

雍正在清朝诸帝中最强调“重农”,他宣称工商下贱,士人“不肖”,因此四民之中农民最贵。于是他创“老农总吏”之制,挑选模范“老农”授予八品顶戴。然而这些人后来多成为作恶乡里的村霸。在政策上雍正从“重农”发展到只重粮食,经济作物只准种在“不可以种植五谷之处”,结果导致一些地方官府强行毁掉已种的经济作物,令农民改种粮,致使因违农时而绝收。“重农”皇帝使政府强行干预农户的经营,导致了严重的后果。粮食以外的作物尚且要禁,何况工商?雍正认为“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则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招商开厂,断不可行”,“矿厂除严禁之外,无二议也”。结果不但摧残了工商,农民也摇手触禁,叫苦不迭。

总之,在我国历史上,朝廷“重农”对于农民常常并非好事。“重农”有许多种,到底哪一种真正有利于农民地位的提高?我们今天要讲“重农”,就不能不吸取历史教训。我认为,城乡统筹、在城市化带动下,发展现代农业,减少农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就是我们今天要的“重农”!博: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的比重会不断下降,但是由于我国人口巨大,据预测,即使到2050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了75%以上,农村人口减少到了4亿人,农民人均耕地也只有3亩多。一户十来亩地的小农经济,仍然不可能富起来啊。

廖:因此,今后我国农业发展的另一前途必须是大量增加我国的耕地面积。博:怎么增加?

廖:这就必须另辟大思路:向沙漠要良田,让浩瀚的大沙漠变为支撑中国和平崛起的大粮仓。我国的25亿亩沙漠是极为宝贵的后备耕地,要知道,我国许多沙漠本来就都是良田沙化变成的,只要有水,沙漠多能开发成为丰产高产的良田。这些良田还更适于发展机械化规模经营的现代化大农业,可以在高起点上解决我国“三农”问题。

一方面,我国有70多万平方公里沙漠,57万平方公里戈壁荒漠,还有高原荒漠15万平方公里,而且沙漠每年还在以3400多平方公里的速度在不断扩大,成为我国的心腹之患和灾害的根源。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在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这些沙漠又是人类宝贵的后备资源和后备生存空间。因为,人类的生存条件主要是土地、阳光、空气和水,其中土地是最重要的,要求最好海拔较低、相对比较平坦。而我国的沙漠全是低海拔的平原和相对平坦的高原,有充足的阳光日照,污染很少的空气,只要有了水,这些沙漠都可以改造成为良好的人类生存空间,何况这些沙漠下面还埋藏着大量的煤、石油、天然气和各种矿藏。这些沙漠基本都在西部地区。我国西部地区土地辽阔、资源丰富,牧草地占全国的97?88%,未利用土地占全国的86?7%。西部地区广袤的未开发土地,辽阔的草原,很适宜发展现代工厂化农牧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如果开发条件具备了将来可能就会成为我国的农牧产品基地。博:我想请教廖导一个极其敏感、但与农民工进城相关的问题。有人说,土地私有化是“减少农民”、城镇化的头道环节。说是只有大胆“分田地”,重新兑现我党当年对农民的承诺,并允许农民拿农地上市交易,土地才能集中,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才有可能,“新农村”才能真正“新”;同时,让进城的农民变市民也才有初始资本,切断返乡的退路,安心在城镇定居下来。您是怎么观察这一问题的?

廖:土地私有化的确是个大问题。但今天没有时间再讨论了。要知道我的观点和思路,可以上中国改革论坛网,我在那里正和网友们讨论得十分热闹。

《让中国与世界同步—基于经济学语境下的“蛙声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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