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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对话篇

[更新时间]2007-10-16 15:53:27 [字数]11147

市场领土论:开放强国要有大智慧——《湖南经济报》记者文翊对廖进中的访谈录

 

 

 

历史演进到当代,领土的地域概念正在向市场概念转化,“市场领土”已重于“地域领土”并成为人类活动的双重空间。经济全球化,扩大了人类的活动范围,增加了市场的吸纳能力或资源配置能力,对世界各国都带来共同的发展机遇。

我们要有开放强国的大智慧,应在全球开放的大潮中走出封闭,在世界市场的交融发展中拓展新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采访手记

 

早就听说湖南大学开全国之首创办了一个“工业外贸”专业,多年来它一直是全国高考高分学生追逐的对象;近年又听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它已成为湖南省第一个经济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985工程哲学社会科学科研创新基地和湖南省WTO研究基地。而使我真正关注起它的,是在2004年底湖南省经济学学会的年会上,我被它的主要创始人和建设者廖进中教授那掷地有声、慷慨激昂的关于“郎咸平事件”的演说所深深吸引后。于是,几个月来我一直追踪他的治学历程,研究他的学术思想,也就有了这次关于他的“市场领土论”的访谈。

“市场领土论”的全面理解,应是拓展国外市场和培育国内市场两个方面文翊:200411月以来,您在中国改革论坛网上发表的许多帖子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和争论,其中,“市场领土论”尤其反响巨大,您能否简单介绍它的基本思想和逻辑理念?

廖进中:其实,“市场领土论”是本人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来的关于开放经济的一种理论思考,并把它写进了我1989年出版的当时湖南省第一部《国际贸易教程》中。

“市场”是什么?一般的解释是指人们集中进行商品交换的场所;按标准的或主流的经济学教科书解释,是指将“产品、生产要素及金融证券的买卖集中到一起的交换机制”。而我的研究认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市场是一种“领土”。

何谓“领土”?《辞海》的解释是:一国主权下的区域。我把它称之为“地域领土”。地域领土的概念在人们的思想观念里有着很深的印记和影响。这是因为,自古以来人们就繁衍生息在地域领土上,“脸朝黄土背朝天”地依附它。尤其对于中国人来说,地域领土的传统理念和思维情感更为强烈,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比西方社会的地域封闭性和制度封闭性更强,更难以突破当地生产条件和传统组织的束缚。

历史演进到当代,由于新技术的应用、生产活动的全球化和贸易制度的自由化,领土的地域概念正在向市场概念转化,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空间”这一点上,“市场领土”与“地域领土”已是相同的概念,它们已成为人类活动的双重空间。经济全球化,扩大了人类的活动范围,增加了市场的吸纳能力或资源配置能力,对世界各国都带来共同的发展机遇。一国的“地域领土”固然重要,但“市场领土”已更重要,市场广阔才真正是一国经济增长和国家安全中带有根本性质的影响因素。“市场领土”是在市场培育和开拓后而形成的,它是无国界的,是全球性的,是有扩展弹性的。我们应在全球开放的大潮中走出封闭,在世界市场的交融发展中寻找新的生存与发展空间。这就是“市场领土论”的基本理念和思想。文翊:这是一个很有思想力的原创性的理论概括,是一个开放强国的大智慧。能否给出一个较为实际的例子进一步予以说明?

廖进中:日本就是“市场领土论”的一个鲜活的例子。当代日本经济的发展,存在着两个带根本性的、互相矛盾的制约条件:一是十分狭小的领土上聚集着相当多的人口;二是十分缺乏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天然资源、资金和技术。在这两个条件制约下,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采取了一系列赶超欧美工业强国、加速资本积累为目的的经济政策。但日本在二战前和二战后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战前,日本梦寐以求的是效仿英国,妄图以工业实力为后盾,推行发动战争以扩张“地域领土”的道路,在远东建立一个类似大英帝国那样的亚洲殖民主义大帝国,结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惨遭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是日本近现代史上一个重要转折,它结束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整整一个时代,但并没有熄灭日本赶超欧美的宿愿。他们决意以市场的复兴和发展,把战争的失败从激烈竞争的国际市场上挽救回来。正是在这种目标的推动下,他们充分应用“市场领土论”的思想原理,将“是发展出口,还是等待死亡”的口号提到国家的层面予以重视,使得海外贸易和投资发展很快,以致在当今地球上的几乎每个角落人们都很难忽视日本的经济存在。文翊:您可否进一步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谈谈您提出“市场领土论”的初衷?

廖进中:中华民族,在“地域领土”上从不侵占他国领土和主权,当今的中国就更是主张世界和平、社会和谐。那么,我们是否也就不去追求我们“市场领土”的拓展呢?

我们知道,我国是地大物博的,但是,由于人口众多,我们的人均资源却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l/31/4,这和日本的情况很类似。这就使有远见的人们产生一种危机感和忧患意识,我们平时所议论的所谓“球籍”问题,正是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市场领土”问题。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需要考虑发展空间和寻求国际资源和机会的阶段,我们必须考虑如何扩大资源的配置空间,如何提高资源的配置水平,如何增强资源配置效率和能力。新世纪的世界竞争将不再是“地域领土”的瓜分,而是在一种较为平等基础之上进行的“市场领土”的开发,这是现代文明不可阻挡的潮流。在这场世界竞争中,我们如果继续抱残守缺,无所作为,不把市场当作领土对待,或以领土对抗市场,那么,在全球经济的天平上,一个全球人口最多的泱泱大国,可能还比不上一个只有几百万、几千万人的小国的份量。文翊:有人说,“市场领土”与通常的“市场份额”好像并无太大的区别,那么,为什么还要提出“市场领土”的新概念?

廖进中:“市场领土”与“市场份额”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市场份额”研究市场营销问题,“市场领土”是在“市场份额”概念基础上发展的更高层次上的新理念,“市场领土论”更具有人本意义,强调的是人类生存、发展空间的培育和拓展。能说当年的农民进城提篮小卖与现今城市化中的农民进城是一回事吗?能说“农民工”与“市民”是一回事吗?

拓展中国的“市场领土”,可以拓宽中国的发展空间,显示中华民族的大国风范,使之雄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应该真正地“胸怀天下”、用全球视野活跃在全球舞台上,参加全人类的“和争”——和平竞争。我们不能老像一个在家里被“惯坏”了的孩子,不知道怎么跟外界打交道。市场经济国家的人民并没有觉得“地域领土”面积小有什么大不了,因为他们活动的世界空间很大、他们有广大的“市场领土”空间,他们可以去多个国家旅游、投资和从事其他经济活动。外国人,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人们可以全世界流动、生产、生活和学习,享受世界空间的快乐和幸福,中国人为什么不可以“走出去”、“引进来”?难道我们要永远封闭、拥挤在相对狭窄的地域领土上?我们要懂得:只有在与世界的密切交往中,中国人、中国企业、中国产品、中华民族才能得到更快更好地发展,才能得到全人类的理解、了解和尊重。

梁启超曾经指出:乡人、国人、世界人,是人们思想升华的三个阶段。观察国家大事,必须以世界人的眼光和现代文明已有的高度为基本出发点。不然,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与世界同步”发展啊!文翊:用“市场领土论”说明“走出去”,有很强的解释力,但对“引进来”似乎解释力在减弱,那岂不是使我们的“市场领土”缩小?

廖进中:“市场领土”不像“地域领土”,它不是一个“零和竞争”问题,而是一个双向或多向的互赢的问题。研究“市场领土”,特别是研究中国的“市场领土”问题,首先是要研究如何培育、扩展国内市场,增大国内市场容量。在当今,通过开放市场、引进外来资源,是迅速培育、扩展国内“市场领土”的捷径。

引进外来资源,一般都说引进资本、技术、管理,但更重要的,应是引进先进的经济体制、伦理观念和宪政制度。用本人体验为例:改革开放前,我们也听说过发达国家有“洗衣机”的事实,当时我们那辈人的反应是:“我们无产阶级为了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去战天斗地。资产阶级连衣服也懒得动手洗,还要造一个洗衣机去享受,简直不可理喻”。是改革开放,是“洗衣机”的传入及洗衣机作为一个大产业在我国的兴起才将这种观念予以彻底改变。它使我们懂得了:什么是现代文明?什么是现代价值观?什么是现代人的生活方式?

所以,“引进来”是“培育”了市场,而那些“挤占市场”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同样,那些“以技术换市场”的说法也是不科学的。“市场领土论”的全面理解,应是拓展国外市场和培育国内市场两个方面。文翊:您说:“市场领土”重于“地域领土”。是不是说“市场领土论”有传统的国家经济主权淡化的内涵?

廖进中:是的,这是我提出“市场领土论”的一个最基础、最基本的理念。的确,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传统的在“地域领土”基础上形成的“经济主权”的概念正在淡化。比如关税,过去认为它是各国自己的主权,别国无权干涉,否则,那就是“殖民主义”。但关贸总协定以来,关税下调成了各缔约方之间经常讨论的议题,而且由于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关税下调已经制度化了。又比如“货币”,它甚至是比关税更能体现出国家的主权的东西,但欧元的诞生不是正在淡化着欧元区国家的经济主权吗,欧元区各国让渡经济主权而使用欧元,为了什么?为了降低各成员国的交易成本,增大市场容量和市场吸纳能力,概而言之,就是为了“市场领土”。再比如“国界”,异国公民要想进入别国必须事先经过该国政府批准。然而现在欧盟却允许其成员国公民自由穿越各成员国国界,甚至国内税收等政府行为也会被作为非关税壁垒拿到桌面上来讨论。最后,从现代科学和生产角度分析,现在的商品已很难用国家来界定,一种产品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100%“国产化”不仅难以做到,即使做到了也不经济。正是基于这种生产国际化的现实,世界贸易组织才有为确定货物的经济国籍的所谓“原产地规则”。顺便再提一句:互联网活动有“国界”吗?温室效应有“国界”吗?

总之,主权的概念应当根据新时代的新发展赋予新的内涵,这是“市场领土论”立论的思想基础,也可能将成为理解我国两岸统一、让中华民族血浓于水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渊源。文明的进程已经超越了以战争为划分势力范围手段的阶段,产生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之类的战争狂人的社会基础消失了。过去强国用战争方能取得的资源及其他经济利益,通过市场交换可以用更低的成本获得;后发展国家也有可能通过市场获取自身发展的必要手段。尽管有种种不完善和不公平之处,全球市场经济下互相依赖的经济网络,总体上说是一个多边的互利体系。

 

中国“入世”,可以使我们加快市场经济改革,借助WTO这座桥梁,更好更快进入世界市场,融入国际社会,培育和拓展“市场领土”文翊:您能否谈谈“市场领土论”的实现路径?

廖进中:世界贸易组织(WTO)是拓展“市场领土”的“桥梁”。融于全球化、拓展“市场领土”的一个前提就是遵守国际规则,开放各国市场。不开放市场,不消除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产品流动成本太高,是谈不上全球化的。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实质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说,世贸组织的前身关贸总协定(GATT)近半个世纪的努力主要是体现在降低贸易壁垒,着重解决的是市场准入以实现自由贸易的问题,那么,WTO今后虽仍需进一步努力降低贸易壁垒,但更多的力气将会花在协调各国国内政策方面,以实现公平贸易,比如“多哈回合”提出了许多“新课题”,其中包括:劳工、环境、投资、竞争秩序、产权界定、反贿赂、反“洗钱”等。

中国加入WTO,可以使我们借助WTO这座桥梁,更好更快进入世界市场,更好更快融入国际社会,更好更快培育和拓展“市场领土”。现实也表明:加入WTO几年来,并没有出现当年反对者“狼来了”的担心,比如汽车工业,比如农业,并没有遭遇什么“灭顶之灾”。加入WTO才几年,我国已成为了世界第三贸易大国,中国的“市场领土”越来越大了,中国成了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发动机”了。文翊:你曾经提出过“体制竞争力”的新概念,并说过“体制优化是‘市场领土’的实现前提”,那么,应该怎么理解您的这些思想?

廖进中:“体制”的重要性现已在学术界基本形成共识,而把体制与竞争力联系起来并明确用“体制竞争力”的概念来进行描述,则是本人首先提出并一直在坚持倡导着的。

决定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最重要因素是什么呢?是制度,是体制。所谓“体制竞争力”,用规范一点的语言讲,就是指体制创新所激发出的竞争能力。“体制竞争力”和其他竞争力指标形成一个“竞争力体系”,但它是其他竞争力的核心和基础,它们之间是“纲”与“目”的关系。中国经济和产业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对策可以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以不同方法进行研究,但如果没有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核心、为灵魂、为基础的体制调整和对策研究,不建立起WTO规则下的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虽然也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终究只能是“隔靴抓痒”,于事无补。

从国家兴衰的历程可以看出,经济上成功的往往不是那些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而是拥有各种各样能激励创新突破的制度的国家或地区。换言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制度质量从根本上决定了其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效率,因而决定其竞争力的高低。而且,如果这种制度安排十分有利的话,还可以克服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不足。早期的荷兰、英国以及后来的日本、新加坡就是最好的范例,从传统经济学的角度看,它们当初几乎一无所有,根本没有什么资源优势可言,但它们竟然都成功了。这怎么解释呢?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们都通过市场经济,给人们提供了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有利于竞争力提升的优质制度环境,从而大大扩展了他们的“市场领土”。

中国培育、拓展“市场领土”,存在着许多现实障碍,人们纷纷将其与我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劳动力素质、教育、资金乃至人口、管理等相联系。的确,这种分析不无道理。但若作深层次分析,这些都只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现象,而非发展的原因。发展是制度、体制变化的结果,如果没有制度、体制的演变和创新,发展是不可能的。“市场领土”的培育和拓展也是如此。制度和体制通过提供一系列规则,界定人们的选择空间,约束人们的相互关系,从而减少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减少交易费用,保护产权,促进生产性活动和经济效率的提高。所以,我们的研究精力应放在创建有利于发挥人的创造热情的产权体制、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上。不然,我们奋力追赶的速度就不足以弥补与世界经济飞速发展的差距。

我从不担心中国人、中国企业的创造力,但从来担心制度扭曲、文化压抑所导致的竞争力削弱乃至丧失。“体制竞争力”应该是一个科学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概念,体制优化是“市场领土”实现的基本前提。文翊:您这里讲的好像就是经济理论界经常在讨论的所谓“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问题?

廖进中:是的。“后发优势”,是指经济发展中的后起者往往有更多的空间模仿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体制或制度,因而更有发展优势。而“后发劣势”与之相反,是指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模仿。这种策略,短期效果可能不差,但长期代价必会极高。我们要真正形成“后发优势”,就应该提倡“制度兴国”、“体制兴国”,而不是抛开制度、脱离体制去片面谈论“科教兴国”、“教育兴国”、“人才兴国”等。文翊:“体制”,我们讲了多年,但它的准确定义和内涵到底是什么?

廖进中:我以为,“体制”是分层次的,经济学最基础的体制层次是“产权体制”。抓住“产权明晰”这一点不放,应是我们“体制”改革的基本前提和基本理念。我们的经济研究不能像“比基尼”:其所暴露的都是重要的,其所掩盖的都是致命的;也不要像我们参加足球世界杯:球总打在门柱上,而老不进球。产权明晰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人权发展的基础,是竞争力的基础。“产权明晰”,现在的要害不是“要不要明晰”,而是“明晰到什么层次”的问题。我从来坚信,“产权明晰到自然人”才是问题解决的关键,“以人为本”嘛,我们应为产权制度的创新努力,努力,再努力!文翊:“产权明晰到自然人”是最基础的、最基本的“体制竞争力”,能否谈谈在这个基础上的其他竞争力问题,比如,现在经常讲到的科技竞争力或科技创新问题?

廖进中:从历史上看,15世纪以前,中国是毫无争议的世界科技强国,很有竞争力。但此后,这种竞争优势转到了西方手里。为什么?一般认为是因为他们具备了以下几个制度方面的优势:

第一,神圣的产权保护。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之后建立的宪政制度限制了王权对私人财产的随意侵犯,同一时期在西方其他国家建立的司法独立等原则,之后美国等在专利、知识产权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法律。这种基于私有产权对科技发明的激励力量是无可比拟的。如果没有这个激励,科技发明是逼不出来的。

第二,充分的学术自由。发端于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逐渐把西欧城邦国家从专制独裁、王权、宗教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人们有了创造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文艺复兴不仅仅是文化艺术的复兴,也是思想的解放,为科技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制度空间,必要的人文环境。

第三,完善的资本市场。英国是工业革命开始的地方,但为什么后来美国成为世界最主要的科技发明中心,重要原因之一就是,19世纪末之前英国证券市场交易的主要是债券,而美国则是股票。以股票市场为代表的资本市场的快速财富兑现机制,会催生创新文化,激发更多人投身于科学研究。文翊:我对第三点很感兴趣,是否可以说成“金融竞争力”问题?

廖进中:是应该提出一个“金融竞争力”概念,以提高我们对金融创新推动社会进步的认识。什么叫“金融”?难道仅仅只是资金的借贷、融通吗?我认为,“金融”者,资金的融化、变化也!融化、变化,可以化大,也可以化小,人们当然是追求金融资产的化大。如何使我们的资产变大?这就是“金融竞争力”问题,值得好好研究。

提高金融竞争力,就是让各种资产通过证券、金融票据流通起来,这不仅会改善资产的变现能力,也会提高资产的价值,金融交易本身也是在创造财富。个人未来的劳动收入、企业未来现金流、企业资产、甚至土地都可以通过资本市场,通过票据化、证券化,变成资本的一部分。资本化的实质就是将没有流动性的资产、还没到手的未来收入转为股份或者金融契约,让社会认购,投资者可以获得稳定回报,发行者当然能受益。

中国为什么迟迟不能进一步证券化、资本化呢?这不是金融机构不想创新,而是金融交易的产权基础、交易的安全性有待提高,投资者的产权权益需要可靠的制度保证,包括契约执行的架构、完善的法律、独立的司法与执法,以及一个庞大的金融中介机构提供信用服务。如果资本化水平,或者说金融竞争力能提高,中国经济将迎来一次新的飞跃,我们的“市场领土”会进一步向内深化和向外拓展。

 

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形势下,保护国家经济安全,应对贸易摩擦要注意四点,即“心态要好”“理念要对”,“策略要准”,“体制要活”文翊:“入世”以后,我们遭遇到的贸易摩擦越来越多了,这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安全”,或者说对拓展“市场领土”不是形成了障碍?

廖进中:的确,我国已进入贸易摩擦多发期,遭遇到的“两反一保”即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调查案件会越来越多。但我们要认识到,贸易摩擦增多,不是由于“入世”本身形成的,而是“入世”后,我们与世界交往的频率越来越快,交往的幅度越来越大,开放程度越来越高,贸易地位越来越高的正常结果,也是我国的转型经济体制和粗放发展模式的正常结果。文翊:那么,如何应对贸易摩擦?

廖进中:我以为,要注意以下四点。第一:心态要好。所谓“心态好”,就是指对国际贸易摩擦,特别是非关税壁垒要有一个“平常心”。

我们现在已是WTO的成员了,而且是一个贸易大国了,不是“提篮小卖”的地摊铺和“打一枪换个地方”的“游击队”了,我们要有开放心态、大家风度,再不要有封闭心态、小家子气。面对贸易摩擦,不要大惊小怪,不要动不动就认为是国际社会欺侮我们、卡我们,乃至掀起民族情绪,上升到政治高度。遇到贸易摩擦问题,首先要当做“一般的商业行为”处理,用平常心进行冷静分析:是人家的过错,还是我们的原因?是人家政府的原因,还是企业的原因?是什么样的原因、什么样的过错?不卑不亢、不骄不躁、清醒理智,从而采取正确的应对策略。文翊:第二呢?

廖进中:第二,理念要对,这是指对贸易摩擦,我们也要更新观念,要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去审视。

比如“绿色壁垒”问题。现在人们都说环境保护重要,但又置疑“绿色壁垒”。人们妖魔化“绿色壁垒”的基本理念是所谓的“环境保护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认为“绿色壁垒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代价太大”。如果我们出口的是大量消耗自然资源的、损坏了生存环境的产品,而引进的是转移国外高污染的企业和产品,那我们对外贸易与投资的增加还有什么意义?我认为,那种“只有经济发展到相当程度,人们才有环保意识,才有财力去整治破坏了的环境”的“环保阶段论”是有害的。事实上,越是贫困,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度越高,越需要保护环境和生态,要知道:“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命”。若没有“绿色壁垒”,我们就阻挡不住自然资源的大量地持续消耗,阻挡不住人类对环境的更大污染和破坏,阻挡不住人类如飞蛾扑火一样的命运。

按“市场领土论”的理念,“市场”即是“领土”,“市场”也是“家园”。我们应和国际社会一道为美化我们共同的家园、净化我们共同的“市场领土”、保护“自然”这个全人类的生命支持系统而竭尽全力。在“市场领土”竞争中,“环境竞争力”或“绿色竞争力”才是最有人本意义的竞争力,有了它,才能吸引越来越多的外来资本、吸引越来越多的天下精英,也才能推动越来越多的产品的出口。

再比如,我们常以我国出口的“价格优势”而自慰。但为什么有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我们认真思考了没有?那是因为出口产品的成本低:我们的工人特别是农民工健康保障成本低,可以在高温下、严寒中任劳任怨;我们的工人特别是农民工工资低而劳动强度不低,设备不先进而绝对劳动时间总有保证。正因为有了这种低劳动成本、低社保成本、低生产要素成本而带来的“价格优势”,面对国际上的SA8000认证,我们就有遭遇“壁垒”之感;也正因为有了这种“价格优势”,国际上的贸易摩擦才频频降临到我们的头上。文翊:第三呢?

廖进中:第三,策略要准,就是分析问题,应对问题的针对性要强。“贸易壁垒”是有“二重性”的:正面的和反面的。我从来主张,“正面”的壁垒要“适应”,“反面”的壁垒要反击。

所谓“正面壁垒”,是指国际贸易中必须有的规定和限制。我们不能因为人家标准“严格”,就说是“壁垒”。农产品贸易中的农药残留量的规定,陶瓷贸易中关于含铅量的各种标准,涉及人的生命健康,能随便说是“技术壁垒”?这些所谓的“壁垒”可能正是我们规范工作、改进技术的“参照系”和“催化剂”。特别是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定,我们更要引起注意。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在观念及政策上倾向于将知识视为公共领域的内容,是人人可以自由取用的公共产品,这是与现代文明和法制理念不相容的,也是对经济发展很不利的。即使像“进口配额”这样的壁垒,我们也要正确对待,因为对方限制的只是“数量”和“额度”,而不是“质量”和“品质”。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在质量上下功夫呢?为什么不可以在品牌、品种、品质上有所作为呢?为什么不可以去千方百计地参与国际市场上高价格、高质量的竞争呢?

当然,一些国家过严的、超乎情理的“标准”或“规定”,特别是故意构成的歧视性“壁垒”,我们要增强申诉及应诉意识,以保护自己的权益,要对照WTO规则和国际贸易案例,认真研究、时刻提防。文翊:第四呢?

廖进中:体制要活。前面讲的关于“理念”和“策略”的道理,人们并不难理解,在这方面不应是我们经济学家教育企业家,而应是企业家教育我们经济学家。企业家们自己会在实际的“商战”中创造出经济学家预想不到的更多的方法和手法。那为什么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的企业家现在还难以做到呢?关键是我们的体制不适应,我们的企业缺乏“体制竞争力”。

我们企业的“产权体制”不适应,这是最要害的。国际市场上,不存在国内市场上所谓的“竞争性”与“非竞争性”的概念区别,不存在国内经济中的所谓公共性、国家安全性之类的行业或领域,进入国际市场的所有行业或企业都是竞争性的。计划经济下建立的企业体制,在发挥“社会功能”调控国内经济时有积极作用,但要想在国际市场上发挥“竞争性功能”,其效能就很有限。正是这种产权体制特性决定了其动力机制,必然是决策缓慢,调整滞钝,远比不上国外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

我们的内部管理体制不适应。我们的体制还没有调整到适应市场竞争上来。“壁垒”问题,讲到底是一个市场竞争问题,而市场竞争问题是一个动态的、千变万化的、随时需要调整的、时刻需要做出反应的问题,这就要有良好的内部管理制度和灵敏的信息系统。所以,建立完善的国际市场信息系统、建立信息收集、反馈、预警、处理系统,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同时,要建立和完善与国际接轨的内部制度,企业要有一套清楚的财务记录,经过独立的审计,符合国际财务标准,并适合所有场合,从而在接受反倾销、反补贴等核查时获得主动权。

一句话,没有市场经济,何来“市场领土”?没有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和完善,哪有“市场领土”的培育和拓展?[采访后记]为市场经济呐喊

 

那夜细雨纷纷、寒气袭人,但是在你的讲堂里我们却感受到了和风丽日,感受到了激情飞扬,感受到了大师的风采。古人云“少无大师”乃人生之憾事。那日后,我们便没有了遗憾,但之后却又产生了更大的遗憾。没有遗憾是因为见到了您,产生新的遗憾是因为不能经常听到您的讲座。我们真诚的恳请您能经常给我们这些嗷嗷待哺的学生们补充营养。

 

这是采访廖进中时,不经意在他书桌上看到的一个学生群体给他的贺年片上的谢词。背景是去年冬天,他在湖南大学经贸学院“博导论坛”上一次关于市场经济的学术报告。

听他讲演,如读他的文章,是一种心灵享受。他的讲演通畅明达、观点鲜明,充满“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更难得的,他是“我口说我心”,决不搞“伪表达”,决不超出自己能力和经历的范围,在未经证实的“前沿”与预定的结论间描绘曲线、构筑模型。他的所有讲演都包含着他几十年来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种体制两重天”的体验:有些是直录,有些则添加一些理论包装和逻辑推演;有些离个人生活近,有些离个人生活稍远一点。

有人说他是思想家,有人说他是教育家,有人说他是演说家。有他,沉闷的学术会议的气氛会活跃;有他,大学课堂和政府、企业的讲堂里就没人打瞌睡;他上网60天,就被推为千千万万网民中的原创“十佳”。而他自己则说,他什么也不是,他是一个贫苦农民出身的普普通通的大学教师,仅此而已。如果说有什么成就,那是他所呐喊的市场经济本身的魔力和魅力。

在学术研究上,他也信奉“自由”的精神。他说:学问是“玩”出来的,不是“压”出来、“挤”出来的,学术成就不是规划和考核出来的。以拼搏的精神,集中人力、财力去追逐一个看得见的目标,是有可能做出成绩的,但那不是科学研究的常规。科学发现是不能计划的,创新成果、特别是原创性成果往往是看不见或难以预见的,计划的方法必将难以奏效,人们无法在互联网技术出现之前去规划一个互联网。如果我们的科学家天天填各种申报表,写应付考核的论文,而不是静下心去自由创造和探索,能出真正有用的成果?

 

《让中国与世界同步—基于经济学语境下的“蛙声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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