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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从消费的角

[更新时间]2007-10-16 15:59:25 [字数]7836

我们还可以从消费的角度研究城市化问题,或者说,向城市化要消费。目前,扩大消费政策呼声最高的是“向农民要消费”。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已经达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城市居民的水平。但是,如果观察一下农民的消费行为,就会发现,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电产品在农村目前的普及程度远远不及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城市居民的水平。究其原因,就在于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电力供应不足、交通不便、信息不畅,产品售后服务相应就跟不上,这些都限制了农民对各种产品和劳务的消费。因此,如果能够激活9亿农民的消费,我国就不会出现消费不足的情况。但问题在于,如何激活农民的消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吗?难道我们要翻山越岭、不管远近,把公路修到每一个山村,把电话线延伸到每一个山坳,把电线杆竖到每一个山头,把自来水管道铺到每一个村庄,不管这个村庄有多偏远、有几户人家?这样做别说巨大的初始投资、就连建成后的维护费用都将高得出奇,得不偿失。

因此,激活农民消费的惟一出路就是加速城市化进程,让人口聚居起来。人口聚居起来,就会有交换,就会产生出市场,有了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就有了规模效应。较少的基础设施投资就会激活大量的农村消费。试想,假如没有城市化,就算是我们不计成本把公路、电力、自来水等等都通到了每个村庄,激活的也仅仅是对家电等硬件的消费,服务消费仍然没有被激活。试想,有谁会跑几十里路去看一场电影、听一场音乐会、参加一次聚会、上一次网?跑几十里路去维修一次家电的成本有多大,又是多么不方便?只有城市化了,市场的容量迅速扩大了,就业岗位就会增加,第三产业就会迅速发展,就会最终解决农民的转移就业和贫困问题。博:您刚才谈的主要是发展第三产业,城市化总不能只搞第三产业吧?而且,第三产业是与第二产业发展相联系的,是工业化实现以后的事情,就业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是由产业发展,靠经济增长拉动的。从经济学理论分析,城市化的前提是工业化,没有工业化,建设再多的城市,岗位的增加也有限呀!

廖:问题就在这里!奥秘就在这里!是的,城市是工商业发展的产物。但说城市起源于工业化,道理只讲了一半。它的另一半是,城市像个“加油站”,可以为工商业的发展不断注入新的动力。法国经济学家朗索瓦·配鲁克斯把城市比作“发展极”,它能像磁场一样,把生产要素聚集起来,在扩大生产规模的同时,酝酿创新的冲动,造就新的需求。回想英国的工业革命,当曼彻斯特的棉纺机取代了手摇纺车时,迫切需要新型的动力,这最终促成瓦特改进了蒸汽机;制造棉纺机和蒸汽机,需要更多的钢、铁和煤,因此带动了采矿和冶金业的发展;为了运送煤和矿石,人们又疏通河道,改进筑路技术,发明了汽船和火车。便捷的交通扩大了市场范围,反过来又支持了更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在这一系列改变世界的变革中,城市的作用是中枢性的,和手工作坊相比,它把变革的要求更集中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并展示了广阔的商业前景;没有它的整合效应,创新就不会持续不断的发生,生产力就不会实现“自驱动的起飞”。其实,在曼彻斯特成为欧洲著名的工业中心之前,埃及人就懂得了蒸汽机的原理,并学会了运用它。不过,不是用来纺棉花,而是用来驱动寺庙沉重的大门。

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工业国家,未能迈过城市化的门槛;也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绕过城市化,走上工业化的道路。而恰恰在这方面,我们是吃过大亏的。远的不必说,光是建国后,就走过不少弯路。不仅用户籍制度人为地制造城乡分割,“三年困难”时期还搞职工下放,“文革”期间上山下乡。原指望通过这种方式,用农业来补贴工业,能赶英超美,更快地实现工业化,可历史开了大玩笑,不仅没赶上人家,反而贻误了工业,耽搁了农业,留下一个很大的遗憾。

总之我认为,城市化能够推动工业化、市场化,工业化、市场化就能创造工作岗位,农民通过工业化、城市化而集聚在一起,就需要比农村有更多的岗位。要靠土地来得到产出,总归是很穷,全世界没有那个国家是靠农业来发财的,现在都是靠服务业来发财。中国吃亏的就是农业太大,农民太多,所以中国要变成富国必须减少农民,不要让农民完全以土地的产出来维生了,要转业到其他行业里面去。博:产业集聚是一个十分热门的话题,能否详细谈谈产业集群问题?

廖:产业集群是按专业化分工和协作原则,大量产业联系密切的企业和相关支撑机构在特定地域所形成的产业空间集聚现象。产业集群有效促进了产业的专业化分工,形成企业的内部和外部规模经济、外部范围经济,促使劳动力需求增加。专业化生产模式对劳动力有不同层次的需求,如初级加工可对应低成本劳动力;规模生产可对应熟练劳动力;而品牌营销则对应高素质设计与营销人才。这样对各个层次的劳动力都会有需求。产业集群创造了一个较大的市场需求空间,对分工更细、专业化更强的产品和服务的潜在需求量也相应增加。另外,产业集群使得公共设施充分利用,降低了生产成本,而交易成本也在集群中相应降低从而形成外部范围经济。而正是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存在,促使其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

产业集群这种市场组织形式有效地促进了资本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结合,会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从而带来就业机会增加。随着专业化分工的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为制造业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会大力发展起来。一是前向投入,即生产流程前的服务投入,如可行性研究、风险资本、产品研发、市场调研等;二是生产投入,即与产品生产流程本身一体化的服务投入,如质量控制、标准制定、设备出租、物流、维修和保养;三是后向投入,即生产之后,对于最终销售必须的服务投入,如销售网络、广告、物流等;四是即时投入,即对于任何类型企业都必须的服务投入,如会计、人力资源管理与培训、软件、网络、法律、保险、财务及其他相关管理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就意味着就业机会的增加。

总之,坚持以城市化拓展空间,加速推进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充分借助城市化进程中人口集聚带来的旺盛消费需求和就业需求,以城市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主要载体,以现代服务业发展为城市功能的基本依托,有效拓展现代服务业的增长空间,带动形成城市多元就业空间。博:人们,特别是农民没有钱享受服务啊!

廖:农民为什么穷?农民穷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不合理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是因为工农产品剪刀差。中国农民为什么不能够分享社会进步的成果?就是因为制度限制了农民分享社会进步的成果。制度把农民限制在土地上,限制在农村,而政府对农业、农村又采取了索取的政策,让农民、农业来支持城市、支持工业发展。

让农民进入市场,就有钱!让土地进入市场,就有钱!没有市场化之前,农民的土地并不显现其价值,一旦进入市场,有了需求的拉动,土地价值就开始出现并上升。土地资源在市场化之前可以说是“沉睡的金矿”,其价值很少有人意识到,尚未市场化的土地几乎是不值钱的。可是,市场化就像点石成金那样,土地一下子就形成大量的滚滚而来的财源。这种财源的上升随着需求而增长,尤其当老百姓对住房的需求进入大量增长的阶段时,房地产的价格也开始迅速增长,一小块土地动辄可以拍卖出上亿元来。但是,我们现在由于没有市场化,一方面是失地农民和“房奴”们的怨声载道,另一方面是房地产开发商和政府收入的迅速膨胀。我们的土地问题实质上是不完全市场化或实行市场垄断的结果,其他类似的还有证券市场或资本市场、石油市场、电力市场、通讯服务市场,以及各种自然资源及其产品市场,都是这样的不对称放开的市场化机制。也就是说,需求市场全部放开,下游市场放开,实行商品化的完全竞争,但对于产品和服务供给则实行市场专营垄断。正是这样不对称的市场化机制,才产生了一系列的不公平交易,垄断部门倚仗其特许权和产品不可替代性,导致大量的竞争部门创造的价值,大量的个人所得,都通过这些不公平交易途径流入了垄断者及其依附部门的口袋,所以,农民没有钱。

所谓服务,其实是相互的,是包括接受和提供两个方面的。人们没有钱“接受服务”的疑问,我认为,那只是“提供服务”的另一面,服务本身就是“钱”,服务就能产生“钱”!你要人家为你服务,你就得为人家服务!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很多城市管理制度不让农民为城市提供服务!因此,农民也就没有钱接受城市的服务!博:此话怎么理解?举几个例子看看。

廖:比如说,不准农民摆地摊。我国许多城市管理者总是想尽一切办法让所谓的无照摊贩从城市中消失而后快,这就是不让农民为城市提供服务!他们的理由无非是无证经营、影响市容市貌、影响环境卫生、交通安全等等。

但世界上许多国家容忍甚至鼓励无照摊贩,鼓励各种形式个体户式的“地下经济”,这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哲学道理:首先自然是因为公民的生存权高于官员的面子;其次,家庭和个人才是一个社会最有活力、最有创造精神的“最小的经济体”,这样的经济体需要得到充分的保护;第三,无照摊贩之所以可以无证照,甚至不收税费,是因为其中许多人只是“初来乍到”,应该给他们充分的“试错”空间,他们能不能经营下去都不一定,但是他们要生存下去,却是当务之急。事实上,古今中外许多人的事业就是从无照摊贩、占道经营起步。你不让最小的经济体从最艰苦最低成本的摆摊设点开始原始资本积累,不论从个人、家庭还是从国家角度,怎么“做大做强”啊,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国家的强大和富裕,又不是天上掉陷饼,不积细流何以成江海?

要取缔,当然也可以。但这个手段必须得到合法的授权,不能随便找个理由就把人赶走了、没收了、砸摊了、甚至把人行政拘留了。你说他影响交通,如果是在地铁站里人流拥挤的过道上大家还理解,如果是在高速公路上兜售,那么以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把人刑拘了也不会有人反对。但如果人家明明在不影响行人行走的人行道上,怎么就扰乱公共秩序了?如果说“公共秩序”就是无障碍,那么在人群聚集的场所,人人都是别人的障碍,人人都扰乱了公共秩序;而在乡下的集市,也都是行人阻碍了交通,是不是也该取缔摊点甚至集市?

更重要的是,对于摆摊设点这样的行为,很多城市市民是欢迎的。它方便了市民生活,摊点上的很多东西也价廉物美,可以说从方便和价廉两个方面增进了城市福利,自然,也给经营者本人及其家庭带来了福利,同时,它也给城市带来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可以说,这是一种双赢或者多赢之举。为什么这样没有社会危害的多赢之举却成为管理者眼中的“违法”行为呢?我们只能说,要么法律出了问题,要么是执法者出了问题。

城市化建设,首先你得让农民进城摆地摊,首先得让农民进城卖瓜、卖桃、卖杏、卖柿、卖梨、卖枣!反过来讲,新农村建设,难道是只准农民在农村里卖瓜、卖桃、卖杏、卖柿、卖梨、卖枣?

网上曾有报道,在市场不让进,路上有人撵,河南省洛阳市枣农李年红一怒之下,将满满一车的金丝大枣,一捧一捧含泪撒向河中。李年红说,他本来打算先到农贸市场里去卖,可是那些地方要么管理员往外撵,要么遭到小商贩的围攻,结果转了三四个市场也没能进去。后来,他就开始打“游击”,成了马路小贩,可他刚把车停下,就有人过来抢秤,还要罚款。于是,李年红只能在躲避与被驱中奔波,饿得实在厉害了就买个饼充饥,即使是夜里,也不敢睡得太死。在这种情况下,他根本没法卖枣,进城一天多仅仅卖出1?5公斤枣,得了4?5元。农民苦啊!博:看来,不准农民摆地摊,确实是个大问题!

廖:再比如,夏天不准农民进城卖西瓜的问题。我们有些人的理由是这些农用瓜车不仅车体不符合要求,人们吃了西瓜后随地乱丢瓜皮,影响市区环境。这种政策会带来什么后果呢?我们知道,西瓜是易腐品,如果不能卖掉,很快就会烂掉。如果西瓜烂在瓜农手里,那他们的辛勤劳动也就化为泡影,前期投入的种子、化肥、农药等费用也就全都无法收回。这样一来,明年的再生产也就会大成问题,他们很可能会因此而破产。但所有这一切,在城市管理者眼里,似乎都不如城市表面上的繁荣和光鲜来得重要。

反过来从另一方面想,驱赶瓜农的后果,很可能还是要由城市管理者自己来承担:破产瓜农流落到城市之后,由于他们别无长技,生活一定会非常艰难,而只要他们当中的一少部分人因为生活压力而走上犯罪的道路,就足够城市的管理者们头疼了。城市管理者们有没有想到,这样一种状况的出现,其实是和自己为了防止“影响市区环境”而采取的清理进城做小生意的农民的措施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因果关系的。要记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瑟·刘易斯曾经发出的警告,他说:社会如果对劳动力就业管束太多,就业压力就越大,社会就越不稳定。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城市允许瓜农进城卖瓜,是一种典型的“帕累托改进”。因为这一举措使所有的相关人员都得到了好处:瓜农获得了货币收入,市民在盛夏季节用低廉的价格享受到了优质的西瓜……而所有这一切,最终又会表现为农村的良性发展、城乡关系的和谐、城市治安状况的改善,等等。尽管影响可能是微小的,但却绝对是正面的。

如果我们的城市管理者们能够意识到这一点,那就应该变简单的“清理”为服务。在西瓜上市期间,拿出招商引资式的热情来,划出尽可能多的地段让他们销售,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困难,当然同时也要提醒他们注意环境卫生,不要影响交通。其实,不仅是对瓜农,对所有其他进城销售时令农产品的农民,城市管理者都应该持这样的态度,和谐社会就是通过这样一点一滴的努力构建起来的,难道不是吗?博:看来,劳动力就业问题,在中国很有很多制度、理念问题要解决。

廖:在中国,就业问题不只是一个劳动力与就业岗位多少的对比关系,更重要的是就业的平等性和就业能力的高低。就业平等与否不取决于个人的努力程度,是由一定的制度和体制环境造成的。就业能力高低,如果是个体性的差距,则与个人禀赋及努力程度密切相关,这在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但如果不是个体性的,而是群体性的差距,则是制度安排造成的。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分治体制,使农民长期处于就业不平等和就业能力低下的状态,一方面,对农民就业,尤其是对外出打工者长期采取歧视的政策,他们不能平等就业;另一方面,教育资源、医疗卫生资源都是向城市倾斜,在极其落后的农村环境中,造就了就业能力低下的农民群体。

总之,城镇的就业岗位从何而来?静态地看是没有出路的,城镇的就业压力也相当大。这需要动态地理解,其背后的意蕴是,我国的工业化战略要从城乡两条战线同时展开,逐步向一条战线融合,并使工业化和城镇化逐渐融合,并通过这种融合来转换发展模式,过去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方式不可继续复制。城市化的路子其实也就在此。这样,通过城市化战略,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就有了可能。博:最后一个问题:到处都在讲新农村建设,新农村到底新在哪里?

廖:这个问题值得讲一讲,新农村建设成为当前的热点,大家纷纷探讨,试图找出其中的要领,比如“关键”、“重点”、“核心”、“重心”等,由此形成五花八门的看法。有的认为关键是提高农民素质,因为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也有的认为重点是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实现“水、气、路、电”村村通,以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还有的认为核心是加大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投入,加强在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广播电视等方面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有部分同志提出,新农村建设的重心是如何促进农民增收,而让农民富起来的关键是减少农民,转移剩余劳动力;也还有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出发,认为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是基础;一些学者从制度、组织创新和农民权利保护的角度分析,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维护农民的权利,包括土地权、村民自治权和结社权等等。从一个侧面看,这些观点都有道理,有的确实是深层次的原因,政府的各种政策措施基本上也是从上述各个不同方面来推进的,取得了一些效果。但从整体观察,缺乏一个共同的目标,多元化的目标没有被整合起来,很难形成合力。我认为,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新的发展背景。以前是牺牲农业以保卫工业,农民阶级支持工人阶级;现在则是以工业促进农业,以城市带动农村。通过改革开放,我国现在基本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能力,判断的主要依据和标志是:国际经验表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00美元是工业反哺农业经济社会的重要标志,2005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7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我国总体上已经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改变农业、农民和农村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中长期扮演“纳贡”的角色的发展阶段。

第二,新的发展思路。长期以来,我们奉行“重工轻农、城乡分治”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产生了累积性的严重后果。中共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抓住了“三农问题”的根源,找到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我们常说,要“多予、少取、放活”。如果说多予、少取是“授之以鱼”,那么城市化是“授之以渔”,只有在城市化的情况下,“放活”才有根基,并在长期内有效,农民才可能深度参与国民经济循环,从而渐渐达成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不然,新农村再新,还是农村!新农村建设不是要将农民固守在土地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就偏离了新农村建设的使命和初衷,新农村建设也就失去了意义。新农村建设应当有利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互动促进。就农村论农村,这是头痛医头,不可能找到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灵丹妙药。出路只有一条,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离开城镇化建设农村,只能是舍本逐末、事倍功半。

按照我对城乡统筹的理解,新农村建设就应该是通过城市化建设使农村里的大多数人走了,留下的是有大批土地的农场主,能向国家交得起税,负担得起现代化、高标准的生活方式。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现代化的农村社会结构,必须建立在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基础上。

顺便说一句:我们到处宣传的华西村,它是新农村建设的典型吗?我看不是!说它是城市化的典型,倒还有点像!博:看来,对“农民”的传统概念也要改变改变了!

廖:是的。在发达国家,农民完全是个职业概念,指的就是经营农场、农业的人。但对中国的农民而言,特别是经过国家的集体化改造和户籍化管理后的农民,就不仅是一种职业,还是一种生存状态,更是一种社会身份或者社会等级的象征。作为中国乡村社会的传统农民,他们只能在农村范围内从事农业生产,只能从土地中获得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生活物资。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传统农民的生存状态,首要的一点是,农民不能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只从事农业生产。他们的职业身份应该是多方面的。即是说,他们应该实现从农业生产者向非农业生产者的转变,从一个传统农业社会的劳动者转变为工业社会的生产者,转变成为社会化大生产中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为农民提供了机会。农民也确实把握了这一时机。他们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了他们的“走出山村”之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农民外流的速度和规模也越来越大。他们自觉地融入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之中,他们自觉地适应城市张力和工业社会对劳动力生产要素的需求,自觉地改变着自身,从一个农业生产者向城市建设者和工业社会劳动者转变。博:谢谢廖导,今天实际上我们谈的不仅是“三农”问题,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许多大问题,而且您的观点真前卫,使我们受益匪浅。

廖:以上只能说是我所赞成的一些论点的汇集,不是我个人的独创,我只是受了许多学者的影响,综合了他们的成果而已,当然,我也有所创新,不是说,综合也是创新嘛!当然,如果是乱创新的话,请大家批评,我不是早就跟你们说过:所谓“博士生导师”,简称是“博导”,全称是“博士生指导教师”嘛!

《让中国与世界同步—基于经济学语境下的“蛙声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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