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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直接投资与全球化意识培育

[更新时间]2007-10-16 16:06:49 [字数]2524

对外直接投资与全球化意识培育  第二编

讲演篇

对外直接投资与全球化意识培育

“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是全球化潮流中的重要发展阶段和主要经济内容。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改革而带来的发展速度的加快和经济规模的扩大,为中国的“走出去”提供了强大的物质能力和外向动力,中国企业的投资不仅走向了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也开始走向了北美和欧盟等发达国家。

“走出去”作为中国经济崛起和外在影响力的标志,中国对此欢欣鼓舞,国际社会的一些政治力量则对此深感担忧甚至恐惧,近来盛行的所谓的中国“新殖民主义”就是这种心态的集中表露,并且,时常有这样或那样的实际问题不断出现,中国在一些国家的人员安全和财产利益常成为批评和攻击的对象。中国正在开始为此感到焦虑和苦恼。

我们当然不能同意“新殖民主义”的说法和“反殖民主义”的做法。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中国的“走出去”并非新殖民主义,中国在世界上没有像往日西方那样的地缘政治利益,中国也没有像今天的西方大国那样把政治、人权等条件附加在投资和经济援助之上。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也的确还没有非常有效的理论上来论证“全球化”的合理性,对中国“走出去”以及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的政策,我们也还没有实质性的理论创新。“走出去”与“引进来”是相反相成的两个概念,我们的“走出去”,就是人家的“引进来”,反之,人家的“走出去”,就是我们的“引进来”。当人家的“走出去”即我们的“引进来”在国内被我们的传统“理论”和“情绪”斥之为“殖民主义”的时候,我们是否换位思考过:我们自己的“走出去”被人家看做为“新殖民主义”也不奇怪。所以,我认为,中国必须对“走出去”有个瞻前顾后的全面考量和科学理念,我们要切实树立以下三个方面的“全球化意识”。

第一,要树立全球的观念意识。必须从观念上创新全球化理论,以替代和铲除传统的“殖民主义”观念。

我曾经试图用我的“市场领土论”去理解全球化,我一直认为,历史演进到当代,由于经济活动的世界化、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和贸易制度的自由化,领土的地域概念正在向市场概念转化,“市场领土”已是比“地域领土”更重要的人类活动空间。“市场领土”淡化了“国界”,扩大了人类的活动空间,加大了市场的资源配置能力,对人类大家庭带来了共同的发展利益。世界各个国家都应该通过“引进来”以培育国内“市场领土”、通过“走出去”以拓展国际“市场领土”,在世界市场的交融发展中寻找各自更广阔、更深层的发展空间。如果我们确认了以市场为领土的“市场领土”的理念,那么,在传统的“地域领土”理念上衍生的各种所谓“殖民主义”的理论,乃至那些建立在“垄断优势论”基础上的各种对外投资理论,就显得苍白、乃至有些不合时宜了。

第二,是要树立全球的规则意识。既然我们认“市场”为“领土”,那我们就必须从历史和现实的考察中理解遵守全球规则的重要性。人类活动,没有规则不行,经济全球化,没有规则更不行,世界的经济秩序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当年西班牙、荷兰以及后来的英国从事跨国经营的时候,他们在各地面对的是异质文化、异质制度、异质规则,他们选择了求助于原始的野蛮暴力来获取利益以及保障他们人身和财产的安全,那时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成本有多高,就可想而知了。现在,中国的开放是必走之路,但是,如果不遵守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规则行吗?在中国军事实力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没有规则,中国的出口货船在海里、在目的地社会中能畅通无阻?难道不怕被海盗抢劫、不怕被当地暴民无理乱杀?没有规则,中国的对外投资难道不怕东道国政府任意将其国有化?

世界秩序经过近500年的构建和演变已不再以野蛮暴力为基础,不仅原来没有法律或者法治的国家已基本在建立法制体系,而且各国的法律、政治制度已经相当的同质化,特别是在商法、公司法和证券类法律方面。制度的同质化使各国的商业贸易与合同规则越来越趋同,使跨国贸易成本大大降低,使跨国市场加速深化。历史让我们懂得今天这种有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国际秩序来之不易,我们更要以建设性的姿态参与维护并改善有利于中国发展的现今的世界秩序,保证中国公司在海外的安全。解决中国“走出去”危机的最安全方式恰恰不是去挑战现今的世界秩序,而是去维护并改善它。

第三,是要树立全球的责任意识。既然我们认“市场”为“领土”,并愿意遵守全球规则,那么,我们就应该把国际市场作为自己的“家园”来看待,要对和谐世界建设作出贡献。

首先,是要研究中国“走出去”对东道国社会财富分配的影响。尽管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经贸投资对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但如果不是所有的当地人都能均衡地得到利益,那么,中国的“走出去”也是难以持续的。正如全球化和外资大量流入中国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恶化了中国的收入分配,中国也必须考量到“走出去”对东道国社会财富分配的影响。如果中国的“走出去”造成大量的财富只积聚在少数人手里,那么当地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就会增加,中国本身的利益从长远来看也必然受损。

在这方面,中国可以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欧洲等早期“走出去”的国家那里吸取很多的教训。西方的“走出去”曾经在当地社会造就出一个容易产生革命或者反叛的社会结构,很多国家至今还并不缺乏反对外国投资和追求社会公正的社会力量。我们还要特别加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民生工程、扶贫工程等投资方向的选择研究。

其次,是要加强在投资国家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这一点在现阶段尤其显得重要。在中国,在计划经济被市场经济取代以后,企业的社会责任一直是个大问题。我们不用回避,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同时也把国内的一些习惯做法带到了发展中国家,企业没有负起其所应当负的责任来。中国在非洲等地面临的很多问题都与企业缺乏社会责任有直接的关系,例如工作环境不好和劳工权利得不到保障等。在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已经广为流传的今天,一个不负责任的企业很难得到当地社会的接受和认可。没有当地社会的合作,企业在那里的生存和发展自然会出现问题。

经济的崛起使中国有能力“走出去”,但责任的建立则会使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心目中成为真正的大国。反之,如果光讲“走出去”而对责任强调得不够,“走出去”可能会产生诸多负面结果。

《让中国与世界同步—基于经济学语境下的“蛙声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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