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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之上

[更新时间]2007-10-16 16:19:51 [字数]3170

“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之上  第三编

争鸣篇

“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之上——摘自我与一个挚友的对话

您曾经多次先是询问、后是略带指责地问:你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共产党员,一个经济学教授,为什么不关心“郎咸平事件”?为什么不对“郎顾之争”、“郎张之辨”发表意见?难道你这个平时好参言公共事务的人也“失语”了、屁股也坐到了“既得利益阶层”一边去了不成?

您看,你的问题把我逼到了这个地步,我还能不答复您嘛。是的,今年发生的“郎咸平事件”,不说是“感动中国”,起码也应是“惊动中国”、“躁动中国”,我焉能不关心?只是发言的角度一直没有想好,不敢贸然行事而已。我想,这应该是一个严肃的、所谓“为人师表”的大学教师做人做事的基本态度和品德。

思来想去,我认为“郎咸平事件”所引发的一切至今还在进行的争论之所以发生,讲到底是一个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的大问题,是如何看待“改革开放”的大问题。中华民族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要搞社会主义,这已是历史的存在。现实的问题是:“如何搞社会主义”?几十年来,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我认为就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或者更明确、更准确地说,社会主义建设到底应该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之上,还是在“封建主义”基础之上?

我多年来的思考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最最基本的、最最简单的原理:应该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之上来建设“社会主义”。为什么?马克思的著作中早有答案。无论是马克思在其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关于人类发展五阶段说,还是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或称“伦敦手稿”)中表达的人类发展三形态说,都是这个铁板订钉的结论,决不存在理解的歧义。的确,在人类实际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交错作用,事实上的社会主义建立在“封建主义”、“专制主义”基础之上了。比如,前苏联;又比如,中国。但这样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尤其是咱们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不是必须补上“资本主义”的课?我以为,实践已经证明:绝对应该!完全必要!我们必须要继承资本主义在反对封建主义、反对专制主义的长期实践中所形成的许多“好东西”,比如产权制度,比如市场经济等等,以及在这些“好东西”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其他“好东西”:社会稳定、民风诚信、物质丰富、科技进步,等等。因为我们中国没有“资本主义”传统可供继承,由于我们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的,那就更要学习国际社会几百年来用鲜血和生命得出的市场经济的先进经验、宪政民主的人类文明,老老实实学习,认认真真学习。我以为,这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在带领全国人民搞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后再以“与时俱进”的革命气概“转轨”(改革)、“接轨”(开放)的基本理由。“改革”已不是我们原来理解的只是一个国内经济问题,更应是一个与国际接轨、与世界同步的问题,是一个学会与世界各国共同生产、共同生活、共同工作的问题,是一个以世界经济为参照系、为催化剂进行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转体的问题。我理解,这也就是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深意所在。

在改革开放中,有一个人们经常议论的、必须回答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的问题。我只想说一点:社会主义的目标应该是变“无产者”为“有产者”,总不应该总是“无产者”嘛!有人反对我的这种说法,但我依然坚持。所谓“有产者”,一个最基本的判断应该是要有“个人产权”,或者叫“私有产权”。一个人没有“个人产权”,能够“当家作主”?试想想,在人民公社时代,农民在“土地改革”中分到的土地被集体化了,还拿什么去“当家作主”?连每餐吃几两米、每天干什么活、每年穿几尺布……,都要由上面规定,那能叫“当家作主”?实践已经证明,传统的所谓“公有”,由于没有“个人产权支点”,实际上是人民“虚有”、老百姓“没有”。没有人民用自己产权所形成的“私产”,没有人民自己投票选出的管理“公产”的官员,能叫“当家作主”吗?可能实现“民主”吗?当什么家、做什么主?那能叫真正的社会主义?所以,产权改革的方向并没有错!郎咸平批判“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提得对、提得好,但最后他大发“国企效率高”的议论,则就是一个否定改革的问题了。这是我们决不能赞同的大是大非问题!改革开放这已不仅是“我们”的事,也不是所谓“主流经济学家”的事,而是中华民族的事,是实现党和国家集体意志的事!只有改革后,我们的农业人口才可以自由地进城或打工或当老板,自由地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或种植庄稼或创办企业;我们的城市人口才可以把自己的房屋要怎么装修就怎么装修,并使房屋装修形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大产业……。改革才使我们真正开始尝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味道,才使我们国家开始有“人民当家作主”下的全民创业和所谓的“百姓经济”、“草根经济”。有人说,这是“复辟资本主义”,有人说,这是“新自由主义”,我说,这是“学习资本主义”,这是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我们中国从来就没有过资本主义,“复辟”从何谈起?而且,无论怎么讲,“复辟资本主义”总比“坚持封建专制主义”更接近“社会主义”!是的,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为什么要做一个共产党员,难道不也是为了在党的组织中更好的使祖国繁荣、人民幸福?

记得郎教授在一次回答人们关于他的学术表现只是为了多赚吆喝、多拿讲课费(我不赞成这种说法)的置疑时,他坦率地说他在香港有几千万家产,怎能看得起这区区几万元一次的讲课费?我当时就想:香港的教授有几千万家产,而我们的教授为什么没有?郎教授说国有企业效率高,那创造的财富应该多;而香港应该没有国有企业,那它的效率就低,创造的财富应该少。人们有理由问:既然香港没有创造高财富的国有企业,那你郎教授的财富是从哪儿来的?难道是我们的国有资产通过什么渠道“流失”到你的账户上去了?如果不是,它就进一步促使我们思考:如果没有香港的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制度,他郎教授能有这么多财产?如果没有市场经济的保护个人产权的法制,他郎教授敢于公布他的个人财产?如果没有市场经济,香港这个当年的小渔村能够变成国际大都市?由此,我也就开始不那么相信郎教授的学术道德和人品了。

的确,我们还有很多的“社会不公”问题,“郎咸平事件”之所以会成为“事件”也主要是由“不公”的社会情绪发轫的,我们到了必须像重视“效率”那样高度重视“公平”的时候了。但一定要分清楚:“社会不公”主要是改革还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问题,而不是改革引起的问题;是在改革后全民逐步富裕基础上的“不公”,是传统留下来的、改革中要解决和正在逐步解决的问题。在“社会不公”问题上,我们也要“学习资本主义”,学习它们如何通过二次分配调节社会差距,学习它们如何降低吉尼系数,学习它们如何反腐败,学习它们如何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是的,我们现在“三农”问题严重,但切切记住:改革开放前问题更严重!“农民工”问题严重,但切切记住:比起计划经济时期的不准农民进城好得多!“下岗工人”问题多,但切切记住:比起当年知识青年“下乡”好得多!的确,“上大学难”,但切切记住:计划经济时期,有几个人能上、准上大学?而且,那时是“上中学难”、“上小学难”!据说现在“20%的人占有80%的储蓄,而80%的人只占有20%的储蓄”,但切切记住:计划经济时期,连饭也吃不饱,还奢谈什么储蓄?

所以我认为,要把大家包括郎教授在内都关心的社会不公问题(国有资产流失是其中之一)继续解决好,唯有继续推进市场经济的改革,而要公正地推进,又唯有大力推进民主进程!民主进程的推进,首先是要做到程序公正,政策要公开、透明,有了公开、透明的程序,即使有点不公平,人民也不会有太大的埋怨!那也是市场交换之常态!还是开头讲的那句话:“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上。

《让中国与世界同步—基于经济学语境下的“蛙声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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