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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中国人为何越来越不诚实”?

[更新时间]2007-10-16 16:24:59 [字数]6130

也说“中国人为何越来越不诚实”?第三编

争鸣篇

也说“中国人为何越来越不诚实”?——我对一个网友问题的回答

早两天,有网友转贴了一篇源自人民网的《中国人为何越来越不诚实》的文章,我对该文发了一个跟贴,说是:“为什么中国人越来越不诚实?主要是我们的制度设计有问题!我们的制度设计脱离了‘以人为本’的理念!”

紧接着,云石网友批评说:“廖博,又在胡言乱语。”在紧接着几个网友的与其不同观点的跟贴以后,云石又进一步说:“为何动不动就拿制度来说事呢?因为理屈词穷,还是心无点墨?我们的制度一直在建设,一直在前进,为何说‘主要是我们的制度设计有问题!我们的制度设计脱离了‘以人为本’的理念!’说他画蛇添足可以。”

关于“诚信”问题,这里有一篇几年前本人在一个主题为“诚信·维权”的消费经济学的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上的发言提要,先贴出来,供讨论:

 

“诚信·维权”,我的理解是基于诚信基础上的消费者维权。为什么要提出“诚信”二字?是因为目前我们的市场环境中存在严重的“诚信缺失”问题。怎样从根本上治理好“诚信缺失”,维护消费者权益,应该是一个系统工程,应该有政治的、法律的、伦理的乃至宗教方面的综合性措施。我这里仅主要谈谈如何从经济学角度治理“诚信缺失”问题。

诚信问题是一个社会交往过程中的道德问题,它有一个经济学基础。因此,治理诚信缺失也就要研究其经济学基础。传统的自然经济不太需要治理诚信,因为那是“熟人社会”,社会交往简单;计划经济体制也不太需要治理“诚信”,因为计划经济剥夺了诚信的基础——“交换自由”,其经济行为本身包含有“诚信”;完善的市场经济更不太需要治理“诚信”,人们早已从理论和国际实践上论证了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契约经济;只有不成熟的市场经济,或者叫“转轨经济”才有诚信缺失问题,需要治理“诚信”,我们现在就正处于这种“转轨”时期。转轨就是研究如何“公平”地设置市场经济的“初始产权”。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取得了巨大的、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它的“双轨制”、“承包制”式改革回避了初始产权问题,使得产权至今仍不清晰,并且往往是国企掌权者不公正地独占了或大部分占有了社会财富。社会缺失了公平、模糊了产权,也就必然失去诚信。因为产权是信用的基础,产权的基本功能是给人们提供一个追求长远利益的稳定预期和重复博弈的规则。初始产权的公正和产权的明晰是人们追求长远利益的动力,只有追求长远利益的人们才会讲求信誉。“无恒产者无恒心”,实际上就是“无恒产者无信用”。初始产权不公与市场竞争中的产权不清,实质上是一种搅乱预期、从而毁灭道德的行为。理性的经济学家应该理性地认识到这一点。

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分析,中国的改革路径在相当意义上是用行政力量制造市场,市场往往是在政府的“恩准”和退让中形成的,而这里的行政权力又缺乏民主的制衡。在相当范围内,转轨经济的缺陷和计划经济的残余结合起来了,这是产生不公正、腐败和诚信缺失的主要原因。政府的主要功能是明晰产权、保护产权,创造制度环境。试图在产权不清情况下用加强政府管制的办法规范市场秩序常常事与愿违。政府部门的权力越大,或者直接参与市场交易,企业面临的环境就越不稳定,坑蒙拐骗就越盛行。一个社会内如果条条框框太多,有时甚至多得彼此冲突,人们就会试图用说谎来逃避管制。政府管制常常形成恶性循环:越管越乱,越乱越管。更有甚者,一些政府部门滥用权力,任意修改博弈规则,甚至以规范市场的名义进行“吃、拿、卡、要”。我们应该知道,发达市场经济中的骗子主要是由讲信用的企业而不是政府打到的,诚信是靠市场的充分竞争实现的。

总之,信誉反映出来的看似道德问题,本质上是体制问题;诚信不是或不主要是人品问题,而是制度问题。我们的进一步改革必须要本着从起点平均的原则上找到“最初的所有者”,然后通过规则平等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原则找到“最终的所有者”。所以,我们要通过产权明晰的民营化和政府行为合理规范的市场经济改革深化,加之以充分的信息传输、完善的法律促进、公平竞争特别是国际竞争等措施优化信用环境,加速信誉机制的建立,维护“人人都是互为消费者”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消费者权益。

 

以上发言说的是人们可能不愿听的“大道理”。为了说明问题,我还想讲几个我亲身经历的“小例子”,看看是不是由于我们的制度设计出了问题,才使我们“越来越不诚实”?看看是“因为理屈词穷,还是心无点墨?”看看是不是在“画蛇添足”?

1:我们生产队有一个旧社会最贫穷的终年给地主打长工的人,我们晚辈称其为“铁叔”。按理说,他的出身和经历应该感谢使他翻了身的人民公社体制吧,当时人民公社的严格管理应该也使他认真搞生产吧。可就是这个极其老实的老长工的一件事让我终身难忘!有一次,生产队长根据他的特点安排他“耗田”(这是我们当地的说法,一种水稻中耕的粗活),可收工后,队长在抽查质量时,发现他为防检查只在稻田的四周把水弄浑,而检查人的目力难及的田中央他根本就没有去过!我曾经亲自问过他:“铁叔,旧社会你给地主家干活,是不是也是这样?”他不假思索地回答:“那怎么行?那就会不要(开除)我了。”我又问:“那你现在为什么不怕队长不要你?”“他敢!”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这件事所包含的思想,是不是说明“我们的(产权)制度设计有问题”?是不是当时的那种制度使老实人变成了“不老实”人?

2:最近,我的一个同事所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结题,他告诉我,他的研究成果反映好,课题结题本身不难,难就难就在财务审计上。为了迎合上面制定的会计制度,你必须千方百计“造假”,开出能报账的、符合财会制度的“假发票”,一个平时老老实实的教授面对这种局面也不得不不诚实了!不然,怎么结题?怎么交差?同样的事例,难道不是也经常出在各种项目管理中?上面给了你经费额度,你必须按时用完,不用完,挨批评不算,还要经费追回。所以,项目开始之前,你首先就得“研究”怎么“用完”经费?于是“吃饭”、“洗脚”的钱“变成”了购买“设备”费!……你不这样做,行吗?越老实越吃亏,越老实越被人瞧不起,越老实越拿不到“项目”!这难道不是“(会计)制度设计”问题?

3:这几年高校合并,使不少的一般本科、专科、乃至中专学校“一步登天”到了重点本科,再加之连续“扩招”,使本科教学资源紧缺,为保证本科教学质量不下滑,国家教育部搞了一个“本科教学优秀评估”。我们学校也按捺不住要迎评了,而且,“必须优秀”!排名在后的学校都“优秀”了,我们岂能不优秀?领导说:“生死存亡”啊!我也曾是省评估专家和校迎评专家组成员,所以,对此事一直比较关心。为了迎评,我们有些院系“不耻下问”,到那些无论怎么说也不会比湖南大学本科教学质量高、但已通过优秀评估的学校“取经”。可那是什么“经”?它告诉你:专家组来人的那几天,如何在某某教室安排几个学生“自习”,如何在某某“凉亭”安排几个学生“早读”,专家问你什么样的问题你该“怎么答”,都是一一精心“编排”和“导演”的!可悲啊!这就是“经验”?我们“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灵魂”就这样被“扭曲”了!我们“共产主义的接班人”的“心灵”就这样被“污染”了!类似如此的“评估”、“评审”,在当下的中国难道还“少”吗?在这种制度设计下的“造假”难道不是正在成为一种“逼良为娼”的“运动”?

 

云石网友说我“胡言乱语”,“胡言”也许是!但我绝对没有“乱语”!我不拿“制度”说事,那拿什么说事?虽然,我也并不赞同“制度设计”这个概念,但我已越来越坚信:“好的制度设计,能使坏人变好人,不诚信的人变成诚实的人;差的制度设计,能使好人变成坏人,诚实的人变成不诚实的人”。而且,我要问:我们的制度设计到底是按“经济人”、“自利人”设计更符合普遍“人性”;还是按照“道德人”、“无私人”设计更符合普遍“人性”?

最后,还要声明:社会上称我“廖博导”,学生称我为“廖导”,我认了!但云石网友称我为“廖博”,有误,因为我不是博士!如果也认了,那也就是不诚实!我们该把“矛头”对准谁?第

 

 

 

 

我们该把“矛头”对准谁?——摘自我与挚友的对话

 

 

你说,左大培先生昨天在网上发表的《“联想的路”走错了》,点击率高,但评论的不多。在已有的几个跟贴中,你一人就有两条。你为什么那么“积极”?你对文章到底是一个什么态度?

说实在的,我并没有仔细看左先生的这篇文章,左先生的“文字功夫”我早已从他的大作《混乱的经济学》中“混乱”过。而且,我可以老老实实告诉你,包括郎咸平教授批判顾维军之类的文章在内的所有有关企业微观经营方面的文章,我一般都持这种态度。为什么?我认为,市场经济中的企业经营是一种政府规制或法制下的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为,只要不违法,那是它自己的事,不要你去操心,你也操不了心,你要操心也是白操心!当然,如果违法了,那就另当别论。所以,我在左文的跟贴中说了以下这么一段话:“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这是毛主席说的。我一直弄不懂:为什么我们好多人一成了‘经济学家’,就能“包打天下”了呢?到处‘指点江山’,到处‘评审会审’,到处宣讲‘宏观调控’,到处担任‘独立董事’——那‘市场’呢?那‘百姓’呢?”难道现实的情况不是这样?

其实,我的这种想法不是今天因左先生之文才有的,在我已在网上发表的短文《关于应对贸易壁垒的几点思考》中,我就说过:“以上讲的……道理其实人们并不难理解,在这方面不应是我们经济学家开导企业家,而应是企业家教育我们经济学家。企业家们将在实际‘商战’中创造出经济学家们预想不到的方法和手法。”

在早几天的一个跟帖中,我也说过:“‘专家’固然重要,但‘市场’更重要!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都也是‘人’,而不是‘神’,最后还是看‘市场’。什么叫‘市场’?概括一点理解,就是:老百姓!”

还可以证明我的观点的是,几年前我曾经有过一篇《市场化:湖南“三化”与可持续发展的灵魂》的会议发言,现在念给您听:

 

湖南提出经济建设的“三化”,即工业化、城市化、产业化,其实,还是可以追加一些“化”的,比如,信息化。但我总想,无论多少“化”,有一“化”是绝对少不得的,那就是“市场化”。这是“灵魂”。使我作这一推断的是本人的经历,回想改革开放前湖南建成“工业省”的豪语和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壮举,以及当时上上下下领导和方方面面专家的拼搏劲头,可到头来成效如何?我们大家都清楚,反正我们生产队的队长曾经求我来省城“开后门”买一台小型抽水机,而最后没有弄成。为什么?抽水机实在太少!可如今,我们“农业机械化”的口号无人再喊,小型抽水机却已是家家户户差不多都有了,岂止抽水机,其他的农业机械也是越来越多地走进了寻常百姓家,运转在三湘大地上。我一直在思考这其中的经济学机理,思来想去,只有用市场经济改革才可解析。的确是“政府‘有心栽花花不发’,市场‘无心插柳柳成荫’”。

那么,市场化的机制和本质是什么?我的体会是:市场化的决策过程是分散的,而这一过程的背后是每一企业或个人都可以充分“自由”地利用自己所观测到的信息。这一切,都必须在产权明晰到自然人的基础上才可做到。这就是“人民创造历史”。看看浙江温州;想想“远大”和“三一”……哪一种成功不是民营化和分散决策的结果?而我们,有几个“运动”不是强化政府职能、限制民营化和分散决策的?比如,“治理经济环境”,我们围、追、堵、截民间活力的事例太多、太有劲,而“疏导”“培育”市场化环境的措施又太少、太无力!邵东经济的发展,颇有点像温州,那为什么没有温州那种效果?对比一下:我们“支持”了多少?又“整顿”了多少?“封杀”了多少?这几年来,我们省“拉郎配”组织各类国有大企业集团则又是何等积极,百般呵护,到头来,效果到底如何?所以,我要说,无论是“三化”、“四化”还是“五化”,如果再没有进一步的观念上的和体制上的“市场化”,不进一步激活百姓创业主体,历史不会出现奇迹。一切关于湖南经济的发展战略,无论是过去的“一点一线”、“长株潭一体”、“环洞庭”,还是近期的所谓“湘三角”,都只会是专家们的“纸上谈兵”,谈谈而已;政府官员们的“会上议政”,议议而已。我们至今的“训民”思想还太多、太浓,“训民”思维是一种落后的政府理念。我们仍然习惯于计划经济时形成的那种思维方式与决策机制。计划经济方式的确能以倾国之力办成一两件大事,但由于它的思维往往表现为天马行空的唯意志论,其决策机制又常常表现为不受监督和独断专行,因此,这种“办大事”能够办出“大好事”还是“大坏事”就很值得商榷。

至于说到“可持续发展”,我仍然以为,首先应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可持续发展。当然,我们平时讲的“可持续发展”是有特定涵义的,我想大概与所谓“循环经济”、“环境保护”有关,但同样有一个市场化问题的存在。概而言之,“循环经济”讲生产成本,“环境保护”讲生存成本,那么,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最讲成本核算?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以民为本的,它不需要“政绩”;市场经济是“政治民主”的,它不是“官本位”。这为“减少成本”提供了制度基础。而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可以因“国家建设”一句话,使环境保护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环境成了“问题”;可以因“城市建设”一句话,使建成才几年、十几年的高楼大厦化为平地,“定向爆破”不是经常成了我们喜欢“炒作”的媒体新闻吗?我们的劳动“创造”了价值,为什么不注意“保存”价值呢?要知道,我们现在不是价值太多,而是太少!这种“高消费”,是“高浪费”,是“高污染”,是“破窗理论”的一种流毒!如果这些高楼大厦是民间投资的,会有这么大的爆破数量、这么快的爆破速度、这么多的爆破污染?当初建设时,为什么不可以有长远一点的规划呢?我真害怕几年、十几年以后的下一次大爆破。这种发展,难道会是“可持续”的?难道我们需要这种建设上的“循环”?难道这就是我们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而产生出的“扩大投资需求”?难道这样就能加速“三化”在湖南的实现?

 

总之,几十年的生活经历使我相信了“市场”!我的基本理念是:相信市场,就是相信群众,就是相信企业家,就是相信“以民为本”。市场出了“问题”,企业出了“问题”,企业家出了“问题”,如果是违法了,当然应该追究!如果是“无法可依”,如果是法律“有漏洞可钻”,你说是“谁的责任”?当然是“政府”!你政府为什么不制定出法律?你那么大的政府机构为什么不能制定出周全的法律?你那么多的政府官员为什么不制定出规范的操作规程?所以,我们要把“本事”朝政府身上而不是企业家身上“使”,我们要把“矛头”对准“政府”:逼迫政府加速改革,逼迫政府提高效率,逼迫政府廉洁奉公,逼迫政府执政为民,逼迫政府加强法治,逼迫政府转换职能。我想,这大概也就是当年“加入WTO”时说“‘加入WTO’是冲击‘政府’而不是冲击‘企业’”的道理所在!

《让中国与世界同步—基于经济学语境下的“蛙声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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