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并辔，桃李春风——谈梁羽生与金庸

一卷书来,十年萍散,人间事，本匆匆。当时并辔,桃李媚春风.

几许少年俦侣,同游日，酒与情浓。而今看,斜阳归路,芳陌又飞红。

                    ——百剑堂主    题《书剑恩仇录》

 一

 梁羽生先生葬礼，金庸致送挽联，署名“自愧不如者”，我很希望这里表达的，是查先生的真实感受。如其违心立论，就很不合适了。表面上是谦抑，骨子里，却是傲慢。‘大傲若谦’的姿态，待生者，可。对逝者，不妥。

坦白说，我不相信金庸真的自觉小说写得不及梁羽生。好在‘自愧不如’云云，仍可作多种解释，不见得唯一指向作品，也可能金庸自愧品格、涵养…不如梁先生。

此前我一直认为梁羽生的小说写得不够好。如今， 梁先生过世了。我仍是感觉：梁先生的作品，写得并不佳。

各说各话，实话实说。有朋友喜欢梁先生的作品，对其评价甚高，不是‘谀墓’。至若违心地把自己认为不好的说成很好把高的说成最高，写一堆谀墓文字，怕也不是对逝者表达敬意的恰当方式。

我看梁先生其文、其学、其诗，总体印象，一个字，“平”。再详细些，两个字，‘平平’。彻底说清，四个字，‘平平无奇’。

梁先生之‘平’，在水平线之上，而非以下。

 二

南朝梁简文帝说的好，“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严，文章切须放荡。”

梁羽生立身谨严方正，无奈他的文章也过嫌‘谨严’，而‘放荡’不足，或者说根本放荡不起。所谓‘放荡’，也非仅指古龙那样满纸‘酥胸玉臂’，梁氏颇为自负的“小说没有出现邪正不分，是非混淆的问题”（《金庸梁羽生合论》），也是‘放荡不起’的表现之一。

梁羽生写小说，‘戴着镣铐跳舞’，并且，同时戴两副镣铐。一副，是他本人方正的天性给自己铸造的。另一副，是过分重视意识形态的工作环境所造就。

写小说，需要想象力，写武侠小说，尤其需要一份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梁羽生的想象力，似嫌不足。如写作文艺小说，成就可能更大些。历史小说，就不好说了，如果梁羽生受思想控制的状况没有改变，写历史，很可能成为第二姚雪垠。

古龙的学问，不及梁羽生。其小说成就，却高于梁氏。得力于：【一】想象力丰沛。【二】自由挥洒，放荡无碍。

三

      真是奇了怪了！对梁羽生小说作佳评的朋友，说的写的，立论重点，多是夸誉其诗词造诣，恍惚看到甲、乙两人会话：

甲：梁羽生的小说写得真是好！

乙：好在哪啊？

甲：里面的诗词、回目写的太好啦！

这种话，怎么听着这么讽刺又这么熟悉呢？类似的话，我记得《天龙》段誉说过，“‘这一株（茶花），想来你是当作至宝了，嗯，这花旁的玉栏干，乃是真正的和阗美玉，很美，很美。”

小说本身的内涵、文采、人物塑造，才是‘花’；作者自拟的书名、回目、诗词，只是‘栏’。后者，是‘椟’，前者，方是‘珠’。

武侠小说家中，梁羽生诗词写得最好；诗词作者中，梁羽生武侠小说写得最好，如斯而已。

假设（仅仅是假设）：曹雪芹第五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增删’，头脑一发热，把书中的回目、诗词全给删了，书名，也改的滥俗无比，例如《一个男人与三八个女人的故事》，则《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势必降低，终不失为世界一流之艺术杰作。

当代还有一位畅销书作家，喜欢在小说里，夹带自己创作的诗词，那就是琼瑶女士。琼瑶的诗词，真是烂，比她的小说，更烂。假设（仅仅是假设）：琼瑶请到了全宇宙最优秀的诗人，匿名为她创作诗词，顶替她小说里那些烂诗酸词，这些诗词，无疑将为其小说增色，但绝不妨碍未来的《文学史》作此定评：“琼瑶女士，超一流的诗人，不入流的小说家。”

说琼瑶小说‘不入流’，也许稍过。

她的小说，也很‘平平’，诗词，更‘平’。

梁羽生的诗词、小说之‘平’，在水平线以上。

琼瑶的小说、诗词之‘平’，在水平线以下。

四

一位网友，说是：“国学造诣，梁公是诸多武侠作家中公认的第一人，诗词联都可一读，金庸的《射雕》中郭靖黄蓉向一灯求医，过渔樵耕读四关，尽是沿袭前人笔记，初版《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的解元身份也被革掉了，因为书中陈家洛的诗是歪诗，解元的诗怎么都不会写这么糟，因为金庸也知自己国学欠缺，强作解人反而贻笑大方，所以用了这个扬长避短的法子。可再怎么扬长，也不至于给人留下一个梁公国学不及金庸的概念。”

读讫此文，蘧然有悟：古来学问最大的中国人，是屈原、陶潜、李白、杜甫他们四位。何以知之？他们的诗，写得最好！

司马光老先生，就算拼了老命，也写不出秦少游那样妙趣天成的诗作，因此：秦观的学问，比司马光，高出太多，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呵呵。

随意打个比方，不是说金庸的学问直追司马君实，好在：同时，说梁羽生的词置入《淮海集》可以乱真，也是笑话。

《沧浪诗话》有云:“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

诗词，不是‘旧学’（‘国学’一词，易引发歧义，故以‘旧学’代之，不是我有意要偷换概念）的全部，连‘大部’也算不上。

诗词，梁羽生写得比金庸好，在对联（写及读）方面，也胜金庸一筹。除了这两项，梁羽生对古典诗歌的阅读量与鉴赏力高过金庸？对诸子百家比金庸更通透？对民间文化比金庸更谙知?读‘正史’比金庸更熟？读‘野史’比金庸更熟？对中国历史的总体把握与深入思索比金庸做得更好？对琴棋书画比金庸更了解？对汉语言文字的运用比金庸更自如？……

这位网友道是“国学造诣，梁公是诸多武侠作家中公认的第一人”，“公认”？最起码已故胡河清先生断乎不会认同。胡河清看金庸：“他有着一个古老的名宦世家的血缘。他的情感体验,尤其具有一种饱经沧桑的家世感,‘接通’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处…… 和曹雪芹一样,金庸出身在一个破落的旧贵族家庭。他们都具有深远的家世感,从而从遗传密码和贵族生活方式中摄取了大量关于中国士大夫文化的隐蔽信息。同时‘破落’又使他们降入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之中,领略到了民间情感生活的深广天地。”　

胡河清的看法，与我合拍，而其表达之精准，却非鄙人所堪达致，故长幅引录之。

胡河清的论点，对曹霑，适合。对金庸，适合。对高阳，也适合。对梁羽生，不合适。

梁先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流于表面，未能深入。

2007年，我写过一篇《金庸国学，深浅几何？》，袭用‘国学’一词，现在看，不是很妥切。已经用了，也无意再改。那篇文字中的大的观点，今天仍不觉有修正必要，：

“‘国学’不是记诵之学，也不是混饭吃的工具。除了葆有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对故国历史深怀温情，还要能‘化’。 对故国文史，金庸从不缺乏温情，更贵在能‘化’。金庸于‘文’能‘化’，具见他的小说。 金庸于‘史’能‘化’，具见他的《明报》社论。以《资治通鉴》为范，他对当世中外情势的把握、预测，令人惊叹。论对典籍的把握，金庸比陈寅恪王国维钱基博他们自然远为不及，但金庸对历史、现实的穿透力、预知性，并不逊色于陈钱。”

金庸这些方面的优长，却不是梁羽生所能梦见的。

要论对旧典籍的通透、对老传统的温情、对民族性的理解,“接通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处”，这些方面，这一甲子（60年）的小说家中，没有人比金庸、高阳达到更高的高度。

五

一个问题，严沧浪早就讲的很清楚了。“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的品质，或良或莠，不取决于诗人读书的多寡、学问的深浅。

诗词写得贼好，表明诗人的学问断乎不会差，不证明其学问如何博大。

梁羽生的诗、词，真的写得好？写得真是好？

 六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当科举制度尚未取消，那时的蒙童入学，基本教材，就是所谓“《三》《百》《千》《千》”，此外，还有一项基本训练，就是：识平仄，对对子。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

 以这份‘童子功’为基础，坚持学下去写下去，不出十年，作出一首格律严整四平八稳的诗、词，根本不难。林语堂就指出：旧时代每个识字的中国人，无一例外，都是诗人（大意）！

 从沈佺期、宋之问算起，千年来中国曾经出过多少位“准诗人”？有几百万人了罢？其中，得以‘名世’的诗人，有几多？而在名世的诗人的《全集》里面，足以‘传世’的诗作，又得几篇？

 概括言之：古典诗词，易学而难工。

‘易学’云云，不是说三天五天便可成就，而是指：只要幼时有点基础，再坚持写下去，绝大多数人都可以写得似模似样。

 梁羽生的外祖父，延续了以往的旧家风，梁曾追忆：“我是小时候就由外祖父教我诗词的’（梁羽生《笔花六照》116页）

 金庸的诗词造诣，确实不及梁羽生。

金庸没有这样的外祖父。

梁羽生的诗、词，真的写得好？写得真是好？

梁氏诗词，写得‘像’诗词，也‘是’诗词，甚至是水平线以上的诗词，再高的评价，只怕不太好说罢？

从沈佺期、宋之问算起，“水平线以上”“可读”的诗词，上亿，多梁羽生的，不多，少梁羽生的，不少。

济慈说是：“如其诗之来，不像叶子长在树上一般自然，还是不来好。”而梁羽生诗，我总感觉:为作诗而作诗，并无多少真实自然的诗情诗意。当然，金庸的诗，也多如是。20世纪50年代的‘三剑楼’中，诗词真正写得好的，是‘百剑堂主’陈凡先生。

因此，在《金庸国学》文中，俺说：“梁羽生的诗词，意境不高，他掌握了一门侪辈不懂的技术，至于艺术，谈不到的。其诗词倘能传世，要看一百年后还有多少人看他的小说。小说无人看，他的诗词也就归于悄寂。”

当然，梁先生的诗词，我所读有限。确实希望朋友们能帮忙找出梁氏一首数首诗作，将之放到《中国诗歌史》（或缩小范围：《中国现当代诗歌史》）中，仍自有其地位，足以独立传世。

如此，我很乐意修正自己的错误。

有吗？

七

然后，再来谈“郭靖黄蓉向一灯求医，过渔樵耕读四关，尽是沿袭前人笔记”等细节问题。

如果不“沿袭前人笔记”（及元人旧曲），由作者自己来写对联、出谜语、作散曲，效果更佳？

金庸自知非其所长，请老友梁羽生替他写对联、出谜语、作散曲，会比‘前人笔记’中的联、谜（及元人旧曲）更优异？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则古为今用，有何不可？

最起码，可以让读者尤其年轻读者见识华夏文明中比较优秀的部分，比作者自己填几首二流词作派到小说人物名下，似乎更为可取。

金庸，长于藏拙；梁羽生，拙于用长。

古典章回体小说，从来都是由作者来为书中人物作诗填词。然而，‘从来如此，便对么？！’

小说先是强调“此人是才子啊，会作诗！”，读者兴味大增，急读其诗，嗯，不错！比乾隆老儿的诗还要好，无奈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怎么看也不似才子之诗。

夏济安先生，便因为金圣叹大刀阔斧 “删去（《水浒》中）许多无聊的诗词，（使naration紧凑生动）”等原因，把金氏派定为“《水浒》的最大功臣”（上海三联书店，夏志清 《鸡窗集》 218页）

梁羽生代他的小说人物写的诗，有点多。删除一半，可能更好。此一问题，看他1966年那篇《金庸梁羽生合论》，分明自己已经意识到了。可惜，梁先生晚年，没能将旧著修改一过。

梁羽生对名声，尤其身后的‘千秋万岁名’，相对淡薄。

人各有志，各行其是，应该尊重，勉强不得。

八

古为今用，人为我用，如何用？

鄙见：第一，看合不合适；第二，再考虑合不合理。

《射雕》桃花岛上的对联，初版为“绮罗堆里埋神剑，箫鼓声中老客星”（台湾学者叶洪生评述：“借清人吴绮诗句，作为黄药师自况之用。其诗意境高远，饶有壮志消沉‘埋神剑’，英雄年迈‘老客星’，不堪回首之概。”），后面的事，或许就与梁羽生有点关联了。‘宋女唱元曲’，差百年，已经见笑于梁氏，这里可是‘宋亭挂清联’，隔了四百年，这笑话闹大了。修改后的正式版本，就变成了金庸自拟的“桃花影落飞神剑，碧海潮生按玉箫”。

后联代前联，‘神剑’犹在，神韵失半。

仅仅是我的个人浅见：尽可保留前联，不必改换。

为避免误导读者，可在正文之下，加注：此联语，实为清人吴绮所作，姑且移用到此。

现代人，创作古代题材的小说，有些地方，如其实际效果相差很大，便无须拘泥。

以上，是我的个人浅见。当与不当，俺也没把握。姑妄言之罢。

九

以上内容，写于09年2月中旬，先期贴在网上，有朋友看了不高兴，指责鄙人对梁先生大不敬——似乎人一旦过世，连他的作品‘平平’，也说不得了。

“平平”，也非恶谥。只是说：一般，不够。

传统的‘为尊、亲、贤者讳’，我知道，也尊重，但（现在看来）理解不充分，此前我一直以为是该当讳言其品格缺憾。文学艺术成就等等，还可以随意谈说自己的真实感受。

原来不是？

原来不是！

很疑惑：鄙人真的正在或已经违反了华夏的良风美俗？

疑惑归疑惑，但我回看前文，没有一字是违心立论，因此，也不特别感觉有自我检讨的必要。

前文中，对梁羽生先生的品格，并无一语冒犯。也非有意讳言，我向来尊敬梁先生的为人。无奈，道德完人，未必同时便是文章巨子，这个，我也不能说假话。

此文在09年2月17日之后，便呈烂尾楼的态势。短期烂尾，也不是坏事，终于在4月份，读到09年3月号《明报月刊》登出的金庸《痛悼梁羽生兄》，文中写道：“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流了很多眼泪，拿起笔来，写了一副很粗糙的挽联……我知道文统兄一生遭人误会的地方很多，他都只哈哈一笑，并不在乎，这种宽容的气度和仁厚待人的作风，我确是远远不及，这是天生的好品德，勉强学习模仿也学不来的。”证实了我前文“‘自愧不如’云云，也可能金庸自愧品格、涵养…不如梁羽生”的猜想。

我之所以不信金庸‘自愧不如’语是指他的小说不及梁羽生，因为这与他以前的说法太矛盾。尽管说得委婉，但金庸对自己‘新武侠小说第一人’的地位从来当仁不让。在花城版《飞狐外传·后记》（2003年作）中，金庸言道：“现今我坐飞机长途旅行，无可奈何，手提包中仍常带白羽、还珠、古龙、司马翎的武侠旧作。”这是把‘新’‘旧’武侠小说一锅炖了，其间并无有梁羽生的份儿。更早前，金庸回答读者提问，称‘我个人最喜欢的武侠作家，第一就是古龙，第二是上官鼎（刘兆玄），然后是司马翎、卧龙生、慕容美。’这似乎专言‘新派’武侠名家，其间，仍没梁羽生什么事儿！此事，我在07年便已谈过，并指：对梁羽生，太不公平！

金庸、梁羽生，当时并辔，共擅盛名。其后二人分分合合，其间曲折，一言难尽。金庸竟未将老友羽生列入“个人最喜欢的武侠作家”名单，我感觉其间意气的成分颇重——金庸不至于认定梁羽生的成就竟不及卧龙生罢？

十

细考梁、金曾经的交恶（甚至决裂）的经过，居然找不出彼此间有何私人恩怨。

因为那篇《金庸梁羽生合论》，二人有些不愉快。即是此事，也不尽然出于个人恩怨。

有些朋友指金庸只写一短文（《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来回应梁羽生《合论》之举为‘明智’。愚以为：梁、金各自的作为，不全然是‘明智’与否的问题。

金庸没有脱离‘大公报’系统之前，他，以及梁羽生，其身份略似《笑傲》的‘江湖散人’，自由度相对高些，却仍须受黑木崖节制。没点组织纪律性，那怎么成？！

金庸曾言：“人要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要有独立的人格才行，这样才能超越组织、群体的束缚。” 1959年，金庸自立门户，脱离《大公》，创办《明报》，从此‘且自逍遥没谁管’矣！到了1966年，他的旧上司、《大公报》总编辑罗孚创办新刊《海光文艺》，向金庸约稿，金庸写给他一篇两千字短文，罗孚便觉“算是给了面子。”（罗孚语）

其时，梁羽生还在人家手下呢！当大领导以‘组织’的名义，亲切地要求您写一篇命题作文，径予拒绝，只怕甚难！不仅不得拒绝，还要卖力去写，让领导满意让组织放心。

于是有《金庸梁羽生合论》，近两万言。 

组织不高兴，领导不开心。

《合论》发表后，《大公报》内部是打算组织对梁羽生‘批评’‘教育’的，未果。

事后，《大公报》副总编辑的陈凡先生，痛斥梁羽生犯了原则性错误，“你这样说金庸的好话，当心将来死无葬身之地！”

50年代初，梁羽生、金庸、陈凡（百剑堂主）联袂撰述武侠小说，并于报上合写《三剑楼随笔》，“当时并辔,桃李媚春风.几许少年俦侣,同游日，酒与情浓。”

十年后，仅仅因为政治立场歧异，三位好友非惟分道扬镳，竟成水火不容之势。感念畴昔，不知当时三人作何感想？

‘政治，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毒瘤’（拿破仑语），在20世纪中国真正体现到淋漓尽致。

一叹！

十一

在最新修订的花城版《射雕英雄传》，金庸新加一长‘注’，其中有云：“评者以本书‘宋代才女唱元曲’为笑，作者撰写武侠说部，学识浅陋，于古代史实未能精熟，但求故事热闹，细节不免有误。”

这里的‘评者’，当指梁羽生，又似乎不是。梁羽生并无指认金庸“学识浅陋，于古代史实未能精熟”，而是说：“宋人不能唱元曲，这是常识问题，金庸决不会不知道。这也许是由于他一时的粗心，随手引用，……”
    金庸个性之倔强——用他小说中常用的话说，就是“畺桂之性，老而弥辣”——于此事表现至为显明。不是说我错了吗？算我错好了，我承认，并且连你们没有指出的错误，也一并承认！

也有朋友以为梁羽生是‘看出’《射雕英雄传》中‘宋代才女唱元曲’错误的第一人。《射雕》1959年连载完，《金梁合论》写于1966年，七八年间，近百万读者，只要稍稍有点文学常识，‘看出’问题，应该不难。

梁羽生不是‘看出’错误第一人，是第一个‘指出’错误的，其他‘看出’的读者们，未必把这所谓错误真当回事。

梁羽生就把这所谓‘错误’当回事吗？

有可能的。梁羽生的性格中颇有多端寡要、太重细节的特质。

仍另有可能。

唐振常先生追忆“五十年代大批判胡适的一个座谈会”：

“沈尹默先生讲话最妙，他说一次去看胡适，胡适正在写文章，但见案头满是打开的书，边看边写。沈老说：‘这哪里是做学问的样子？’我（唐振常自指）当时心想，做学问不是这个样子，又该是什么样子？事后想来，奉命批胡，沈老正话反说，不得不然。……此种事，可悲在时代，不在奉命批判者。”

或许，如沈尹默先生，梁羽生知道组织安排他写《合论》，‘说金庸的好话，要当心将来死无葬身之地’！无奈梁先生天性厚道，大阵仗地痛批老友未免太不好意思了。只好专挑一些细枝末节的所谓‘错误’，指摘讥笑，聊以塞责也。

梁先生，真是厚道人！“在十年‘文-革’期间，我只写武侠小说和棋枰，文史小品杂文等等均已停写。”（梁羽生《笔花六照》页117）停写杂文，方得避免以笔杆伤人。对那个时代那个组织稍有了解，就知道梁先生能做到这点有多不易。

冼玉清教授60年代曾在致梁羽生的亲笔信中写道：“（你）赋性忠厚而又坦挚，近世罕见。”（《明报月刊》2009年3月号）

金庸说：“我知道文统（刘按：梁先生原名“陈文统”）兄一生遭人误会的地方很多，他都只哈哈一笑。”

我不能肯定，只觉有可能：因‘宋代才女唱元曲’一节，梁、金之间颇不愉快，其间，也有‘误会’存焉。

就在前几年，梁先生对记者谈到《金梁合论》发表后《大公报》系统山雨欲来的对他的‘大批判’，兀自心有余悸。梁先生说这些，不见得是刻意为自己辩白，总有些希图还原真相的用心。希望大家知道他当时的处境，明白他的苦衷。

为这篇《金梁合论》，倪匡对梁羽生大加挞伐，过分了。

 十二

梁、金二氏，年龄相仿。当他们的学生时代，皆对当时国民政府深致不满，都算‘进步青年’。

梁羽生，比金庸，更‘进步’。

少年查良镛讨厌国民政府，却未曾滑向另一方。其言其行，皆不见‘左’痕。金庸1947年10月进入《大公报》，后来他对陶杰谈起：“ 我投身《大公报》，心里很佩服《大公报》当时的‘不党’‘不卖’…… ”

1948年后，《大公》左转，金庸随之转左，随人俯仰而已，不是出于他的本意。

梁羽生是真‘左’。思想深处的‘左’，甚至于弥漫他的武侠小说：举凡帝王官僚皆是混蛋，历代造反集团个个完美。

从40年代到70年代的梁羽生，吾‘左’一以贯之。

70年代末，风向逆转。之前的信仰，一夕之间，全成笑谈。据说这对梁先生刺戟甚大。‘进步’青年，到老来，转为基督徒。一个真挚的爱国者，晚年20载，却托命异国。

三剑楼，余晖掩映。应陈凡（百剑堂主）请，金庸曾赠与老友一套《作品集》。梁、金二位老友的交谊，更加有所恢复。

梁先生过世之前，金庸专程到澳洲雪梨探望，仓促间，未带礼品，留下一张空白支票。自然，可以预见：梁先生逝世之后，支票仍为空白，永远空白了。

金庸这张空白支票，虽有空头人情嫌疑。而‘人间重晚晴’，当人天永隔之际，两位老朋友得见一面，终竟是好的。

我刚得知唐德刚先生昨日逝世，不胜唏嘘。那一代的中国人啊！多少家国与个人的簸荡、苦难、恩怨……

十三

梁羽生一生，似乎很平顺，没有什么大起大落大悲大喜。实则，难称一帆风顺。也曾遭遇过极大打击。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梁羽生的父亲(像金庸的老父一样）在‘土改’中被镇压。

金庸后来与香港的‘左派’彻底决裂，我感觉：或多或少，与此事有关。

父亲的噩耗传到香江，金庸说他连哭了三天三夜。

父亲的噩耗传到香江，梁羽生如何反应，尚属未知。但并不能断言：他比金庸，更不痛苦。

对于每个人，对于每个中国人，尤其对传统的中国人来说，父亲的死于非命，都属人生中至为惨痛的经历。

这一痛苦，如此深彻，以至于必须寻找一定的精神支撑。金庸后期皈依佛学、梁羽生晚年信奉基督，我感觉与他们各自丧父的经历不能完全无关。

如今，梁先生逝去，一切的恩怨、悲喜也就一风吹尽。

唯上帝抚慰安歇他的灵魂。

                            2009年2月17日，一稿

                             09年10月30日，续完

       参见拙文《金庸国学，深浅几何？》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03b23301000874.html

【附录一】：答网友

　              　一　　
　　“‘国学’不是记诵之学，也不是混饭吃的工具。除了葆有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对故国历史深怀温情，还要能‘化’。对故国文史，金庸从不缺乏温情，更贵在能‘化’。金庸于‘文’能‘化’，具见他的小说。金庸于‘史’能‘化’，具见他的《明报》社论。以《资治通鉴》为范，他对当世中外情势的把握、预测，令人惊叹。论对典籍的把握，金庸比陈寅恪王国维钱基博他们自然远为不及，但金庸对历史、现实的穿透力、预知性，并不逊色于陈钱。”　　　
　　                  二、　
　　石勒不知书，使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刻印将授之，大惊曰：「此法当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
　　勒因飨高句丽、宇文屋孤使，酒酣，谓徐光曰：“朕方自古开基何等主也？”对曰：“陛下神武筹略迈于高皇，雄艺卓荦超绝魏祖，自三王已来无可比也，其轩辕之亚乎！”勒笑曰：“人岂不自知，卿言亦以太过。朕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脱遇光武，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大丈夫行事当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朕当在二刘之间耳，轩辕岂所拟乎！”其群臣皆顿首称万岁。　
               　　三、　　
　　深切悼念我国伟大的国学大师石勒先生逝世一千六百七十五年。　
　               　四、　
　　谀墓且不可为，况谀生乎？

 鄙人答复，如下：

　　前段，是正在写的一文的一节，此文开头，我写的是：“各说各话，实话实说。有朋友喜欢梁先生的作品，对其评价甚高，不是‘谀墓’。至若违心地把自己认为不好的说成很好，写一堆谀墓文字，怕也不是对逝者表达敬意的恰当方式。”
　‘谀生’，比‘谀墓’，实在更为丢脸，我会努力让自己相信：俺不是这幅德行。
　　无论对逝者，还是生者，是否为‘谀’，不在评价高低，而在诚实与否。是真实看法，则评价再高，想也非‘谀’。
　　美军进入伊拉克第十天，似乎作战艰苦之极，几位朋友垂询：战争何时结束？俺一概答复：再有十天，定可攻占巴格达。
　　为这个，我到现在也还沾沾自喜，却也没狂妄到以国际战略大师自居——几十年间我预测了几百件事，就准了这一次啊。　
　　像鄙人,或是石勒先生,预测准确的，只有一事。金庸在《明报》社评中，预测准确的，只有一次？　

石勒‘预测’准确的那一事，似乎‘未卜先知’，但仍有‘事后诸葛’的嫌疑。对，我知道他‘不知书’，容俺慢慢道来：
　　“立六国后”，石勒一开始就知道不好，刘邦最早还犯过糊涂，这是不是表明：石勒比刘邦，更高明？石勒“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之言表现了他‘伟大的谦虚’？　　
　　不是！　
　　刘邦、石勒，立足于不同的历史时空。刘邦时代的创见，到了石勒之时，可能已成为常识。在刘邦之前，除去秦朝十几年，中国一直‘封地建国’，高度自治。所以当时的社会心理、刘邦的人生经验都使他和他们认为“立六国后，刻印授之”是正常的。
　　在石勒之前几百年，除了短暂的分裂时期，中国一直中央集权、行郡县制，整个社会心理也将其视为主流。所以，石勒虽比刘邦更文盲，也能迅速感觉出“立六国后，刻印授之”之举太胡闹。
　　又：我说的是金庸因知书才对未来之事预测准确（‘以《资治通鉴》为范，他对当世中外情势的把握、预测，令人惊叹。’），把这个当作金庸旧学不错的表现之一。您说的可是：石勒不知书，就猜对了以前事。并且靠这一件事，便赐石勒以“国学大师‘的冠冕。这这这……怎么都不好混作一谈罢？　
　　大政治家往往具备第一流的直觉，是‘术’，不是‘学’。

【附录二】

  吴绮《程益言邀饮虎邱酒楼》

   新晴本色满鱼汀，小憩黄罏画浆停。
   七里水环花市绿，一楼山向酒人青。
   绮罗堆里埋神剑，箫鼓声中老客星。
   一曲高歌情不浅，吴姬莫惜倒银瓶。

                                               2009、2、17

【附录三】金庸追怀老友羽生

         2009年02月18日08:10  来源：《北京青年报》

“萍踪侠影归去，笔翰文心长存——一代武侠宗师梁羽生创作成就回顾座谈会”日前在香港中央图书馆举行。多位梁羽生故友包括金庸、电影导演张鑫焱等出席。金庸对好朋友的离世感到难过，他说，梁羽生人品非常好，不计较，对输赢不执著，“我不如他”。 对于武侠小说的现状，金庸慨叹新小说和作者大不如前，并寄语年轻人如果要写武侠，必须了解中国古代的情况，以历史为依据。
　　“我们曾经是同事，每天在一个办公室里谈武侠小说，非常投缘。”据金庸追溯，梁羽生写第一部小说《龙虎斗京华》的时候，还没有出版，同事们就已围在一起看，金庸也大赞好看，“很精彩”。 在金庸看来，梁羽生的每一部小说都有“侠气”。他说：“梁羽生认为武侠小说中，宁可无武不可缺侠，只要有侠气，不懂武功都没有关系。” 金庸还笑言，梁羽生写东西喜欢讲求有历史根据，严格遵循历史，写得规矩，正邪分明。“不像我，脱离历史，不规矩。我的历史根底不如他，但是写得好看。”
　　梁羽生曾这样评价自己和金庸在武侠上的地位：“开风气也，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对此，金庸表示，不能说自己就把武侠小说发扬光大了，但新派武侠小说是梁羽生开创出来的。“到现在为止，我都觉得他的中文程度比我好多了。”金庸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