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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真理标准再讨论(三)

[更新时间]2017-03-21 18:51:48 [字数]6997

12. 民主优势和短板

我们常常深感中国人不懂逻辑,西方人懂。

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也深感奇怪,中国人怎么没有走到西方现代科学这一步呢?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西方现代科学呢?

爱因斯坦同意,西方现代科学有两大成就,一是古希腊在欧氏几何中奠基的形式逻辑,一是近代文艺复兴发现了通过实验来寻找因果关系的可能性。

简单说,一个形式逻辑,一个科学实验,是西方科学的两大优势。西方的优势也就是中国的劣势。中国的短板就是逻辑思维、科学实验。这几乎已成共识,已成定论。

让我们把西方的这两大优势再概括一下,简称为科学。那么西方还有一大优势,也就是民主。民主和科学,中国五四前后最推崇的两个宝贝,正是中国最缺乏的。我们从西方请来这两大宝贝,供起来,顶礼膜拜。它们摇晃了,再扶起来,继续顶礼膜拜。折腾了百多年,虽然起起伏伏,但它们是“西方的优势,中国的短板”这一点,我们至今大体上还是心服的。我们还在继续学习,继续补课。

让我们进一步简化一下,把科学和民主简称为民主。

科学实验是民主。为什么?因为,之所以搞科学实验,就是不知道自然的真相,又不能让某个权威宣布真理让大家认可遵行。那么好,真相面前人人平等,我们共同来做实验,大家都可以做,可以相互检验,争取达成共识。围绕科学实验,就得制定完善一套实验规则,这便是民主所需的法制了。

科学的推理推论需要实验的检验,所以才搞实验。实验是民主的,也是有法制的。简单说,科学实验是民主的。

科学推理也是民主。为什么?也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自然的真相。真相的发现,靠思惟,也靠实验。思惟有想象和逻辑。想象必须符合逻辑,想象是民主的,逻辑则是法制。思惟是民主的,实验则是法制。这都是相对而言的。当我们说实验是法制,那么思惟,科学思惟和推理,就是民主了。其中,归纳推理尤其民主。

我们可能觉得这简直匪夷所思,认为科学绝对不能搞民主,搞多数真理。真理就是真理,和数量无关。一个诸葛亮就是一个诸葛亮,三个臭皮匠就是三个臭皮匠。三个臭皮匠决不能合成一个诸葛亮。所以,我们这里讲科学是民主,就可以研究三个臭皮匠如何突变为一个诸葛亮。古人云:“吾日三省吾身。”古人又云:“三,多也。”古人许多为三,许三为多。古人许三多,许多三。比如,当三是无限那么多的时候,无限多的直线是如何突变为一个圆圈的呢?化圆为方、化方为圆是如何实现的呢?科学的民主是值得研究的。

小结一下:科学的两大系统都是民主。科学的思惟系统是民主的,科学的实验系统也是民主的。科学即民主。科学思惟的民主,科学行动的民主,合成了科学的民主。

把科学实验的结果投入生产和经济活动,继续检验,继续寻求科学的发现,这就进入了经济领域。科学在经济领域中,仍然是民主,这时候,科学变成了经济民主。

经济民主有两大内容:企业民主,就是股份制;交易民主,就是市场。

股份制和市场交易,都是一种民主,一种投票行为,靠多数取胜。逻辑上属于归纳。归纳倒过来就是演绎,演绎属于公司法、市场交易法,由政府制定和监督。政府代表着演绎推理。一个归纳,一个演绎,互为对方的根本。一个民主,一个法制,互为对方的根基。这都是相对而言,因为政府也靠投票,是归纳的;市场也不投票,是演绎的。

民主是法制的,法制是民主的;归纳是演绎的,演绎是归纳的。对于科学而言,也可以这么看。

科学是民主的?科学靠投票?是的。这是科学的归纳面,但演绎是底色,绝不靠投票。

科学是法制的?科学不靠投票?是的。这是科学的演绎面,但归纳是底色,一定要投票。

当归纳走向自己的极端,归纳的病根就暴露了。归纳病根的发现者,是休谟。这个大病得不到疗救,便是科学的末日了。归纳的绝症,就是无政府主义。科学可能死于这个绝症。

当演绎走向自己的极端,演绎的病根就暴露了。演绎病根的发现者,是罗素。这个大病得不到疗救,便是科学的末日了。演绎的绝症,就是专制主义。科学可能死于这个绝症。

西方世界的其他民主,诸如政治的民主等等,人们都熟悉了,不是这里讨论的重点。

我们只是“发现”:科学民主走向科学无政府主义的时候,就可以投票得出科学专制了。科学专制是什么呢?就是科学教,这个科学教的教主是谁呢?就是科学教皇。我们对科学教皇应该怎么办呢?顶礼膜拜。膜拜太多累倒了怎么办呢?四肢瘫痪。四肢瘫痪后怎么办呢?转向科学无政府主义。科学无政府主义的代表是谁?是费耶阿本德(Feyerabend,1924—1994)。费耶阿本德说了什么?“怎么都行。”怎么都行的结果如何?科学专制。正是费耶阿本德“怎么都行”的无政府主义科学态度,最容易引发科学专制主义。反过来,科学无政府主义,正是科学专制主义引发的。科学的内在逻辑,大体如此。也就是轮回,生死轮回。苦啊,科学。科学的发展观,该怎么发展呢?怎么轮回呢?

我们虔诚地紧跟着西方人的逻辑走,走到这里,仿佛走进了死胡同。

苦啊。罗素说,休谟走进了死胡同,休谟领我们走进了死胡同。

罗素比休谟清醒一点。休谟不知道自己走进了死胡同,没发现自己的推理纯粹是悖论,是自相矛盾。罗素就不同了。现在罗素不但知道休谟走进了死胡同,而且自己也走进了死胡同,并且知道自己走进了死胡同,同时把大家也领进了死胡同。其实不是领进,而是大家本来就在死胡同里,只是不知道,只是由罗素来告诉大家:我们一直都在死胡同里,转悠。

我们是信徒,每天都向我们的神灵祷告:“神啊,我有何等的罪过,使您至今不对我显身?”

可是当神仅仅露出一个指头的时候,我们就吓得面如土色,瘫倒在地,全身抽搐,不能自已。我们语无伦次:“鬼!鬼!鬼!”我们一边说,一边哆嗦。我们得了精神分裂症。我们魂飞魄散,再也顾不上到底该相信什么,还是不该相信什么。我们已经吓昏,失去相信和不相信的能力了。

我们是爱人,我们钟爱理性,我们抚摸爱人的衣服和肌肤,说:“心爱的理性啊,咱们结婚吧。我一定永远爱你,海枯石烂,永不变心。”

可是当我们深入爱人的心怀,当爱人向我们吐露心扉的时候,我们诧异了,委屈了,举止失措了,我们惊呼:“这不是我的爱人,你变了。我休了你!我们离婚吧。我要寻找我的真爱去!”看来,我们的理性,是不得不失去了。“哎,我的爱!”

东西方很多人都在说西方危机,而理性领域的危机恐怕才是当前西方危机最深层最核心的东西,是西方整体危机的地震源。要知道,整个西方学术西方思想,都是奠基在他们的理性基础上的,而这个理性基础底下除了藏着一个大大麻烦的休谟问题,还埋伏了罗素悖论这个超级地震源。很多人出来试图化解危机,很多方案因此出台,其中一些被认为还不错,甚至非常好地排除了罗素悖论和休谟问题。另一些人则摇头叹息,觉得远远没有这么乐观。

我们走进了罗素悖论,走进了休谟的反归纳推理的归纳推理。我们就在西方逻辑中讨论真理标准,我们与国际接轨,严格遵循国际惯例,绝不挑战现有的国际关系秩序。我们的态度是真诚的。我的缺点在哪里?人家的优点在哪里?这就是数十年来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主流思考习惯。中国改开数十年持续高速发展的奥秘之一,就是这种知耻不退、好学不倦、力行不止的好习惯。“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中庸》)中国人践行这君子的三达德,是收获了数不清的好处了。中国人经历了晚清的落日晚晴,中国人知道自己错了。可惜的是,所谓不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未必就是某些西方人口头上说的那样令他们高兴。因为我们需要接轨的某种国际轨道,据说是需要敌人的,也即需要挑战的,正如它是厌恶挑战的。这是罗素悖论的国际政治内涵。

也正是在这样的地点,这样的时刻,这样的心态下,一些最虔诚的西化中国人,也即中国最热烈的全盘西化人,最容易遇上最东方最中国的东西,最容易进入中国的本土。在这样的时刻,有些中国人往往叹息:这些西方人是太不走极端了,太中庸了,是太不坚守自己的西方习惯了,是太容易怀疑动摇西方的命根了,太容易对东方对中国妥协了,太不西了,太中了。休谟啊,怎么不能再坚持一下呢?罗素啊,怎么不能再坚守三秒呢?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排除矛盾,逃避矛盾,总觉得不像是一个好习惯,总觉得有点自认为弱势群体,前途渺茫。山穷水复疑无路的时候,为什么不坚守一下不极端一点呢?为什么那么中庸、甘心半途而废以为此路不通呢?为什么不坚守同一律从一而终把牢底坐穿呢?为什么不撞到南墙破壁而过呢?为什么不可以换一种更好的心态,去建立一种新型理性关系: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呢?悖论果真那么可怕吗?果真是所谓悖论如同癌症吗?癌症果真不可治吗?悖论不可以看做永动机和众生母吗?所以,当我们的西方偶像自己瘫倒的时候,我们这些偶像崇拜者的心理,是何等的幻灭啊。中国人,此路还通吗?去罗马的路啊,你在哪里?

愿我们的好习惯万年不衰。愿我们比西方人更西方些,再西方些,再执著些。很多过来人就是这样做的。他们义无反顾地这样做了。在一些西方人放弃西方的时候,他们没有放弃。在西方世界大海啸大地震的时候,这些来自东方的移民选择了就地坚守和救灾,而不是撤退。在一些西方人断定自己得了绝症的时候,他们认为不是绝症,而是可以疗救,这和另一位西方巨匠黑格尔对待矛盾的热烈欢迎态度类似。他们说:“大王,病可治。”他们疗救的办法,居然颇有东方的中国的色彩,他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完全不由自主。他们就这样发现了东方,发现了中国,发现了老家,发现了祖坟,发现了源头活水。这一切,都是不由自主的。柳暗花明又一村。路总是通的,只要坚持住。他们的可贵之处,就是矢志不渝永不放弃的探索精神,就是永远一条路走到黑,就是始终坚守着西方逻辑的核心立场——同一律。而当这一西方的天条“同一律”自我毁灭,自我涅槃,化为东方的美丽凤凰的时候,当西方同一律自动化为中国大一统的时候,当西方的许多“悖论”被发现很像是中国的“太极”的时候,当“一条路走到黑”忽然变成“条条大路通罗马通北京”的时候,当一条路走到黑直接就是“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时候,当一根筋就是万向节的时候,当独臂将军就是千手千眼观世音的时候,当一变成一切的时候,当“一即一切”意味着“一切即一”而由此让我们重新发现西方的美妙神彩的时候,我们就是再不乐意,也别无良策了——“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东方的复兴,哪怕我们东方人再不乐意,也无法阻止了。故国,我们现代中国人心中的那一方美妙的国土,我们的第二故乡,她在西方,她现在还好吗?让我们一起来振兴西方,我们的第二故乡,是否可以?西方不可以是东方人的吗?东方不可以是西方人的吗?我们不可以共同建设一个地球村吗?

我们可以讨论讨论这个问题。

 

13. 我们真的在讨论吗

类比推理没有必然性,归纳推理没有必然性,演绎推理没有必然性。假如推理真的就是这三种,这三种既然都没有必然性,那就是一切推理都没有必然性了,都靠不住了。归纳完毕。这是一个完全归纳推理。

那么,我们当前归纳的结论是否靠得住?是否也没有必然性?

假如上述归纳的结论有必然性,靠得住,则“一切推理都没有必然性(都靠不住)”这个归纳推理的结论就是必然的了,就靠得住了。

假如靠得住,则“一切推理都没有必然性(都靠不住)”这个归纳推理的结论,就没有必然性了,就靠不住了。

看来,我们再一次陷入了僵局。

既陷入了逻辑僵局,也陷入了事实僵局。既陷入了理论僵局,也陷入了实践僵局。

既陷入了逻辑僵局,也陷入了数学僵局。因为数学是以逻辑为基础的,罗素悖论首先是数学形式的集合论悖论,然后更是一个逻辑悖论。让我们把数学真理的确定性归结到逻辑真理的确定性。于是我们发现有一本名著——《数学:确定性的丧失》,1980年由美国数学家M.克莱因(Morris.Kline1908-1992)推出了。其中可以发现这样的小标题:《一门逻辑科学不合逻辑的发展》。

那么,是靠逻辑检验真理?还是靠实践检验真理?怎么靠?

于是,我们发现:执著逻辑检验,似乎容易变成教条主义,顶层设计主义,理论主义,恰恰是一种隐蔽的实践主义;

我们还发现:执著实践检验,似乎容易变成经验主义,摸石头过河主义,实践主义,恰恰是一种隐蔽的理论主义。

不执著,则似乎有唯一的实践标准,即理论的实践标准,也即实践的理论标准,也即唯一的理论标准;也即摸石头过河的顶层设计,顶层设计的摸石头过河。这似乎不是什么主义,但却好像正是真正的主义,即大一统,不一的一,不统的统。说是一,却又是二;说是二,却也是一;是二而一,又一而二;知行合一,也不合一,不是一个单纯的知和另一个单纯的行二者合一,而是“知中必有行、行中必有知”这样的不合而一。一是一,二是二,则是小一统,非此即彼,总是找不到真正的一,总会在某个小一中遇到南墙,被撞回头来,再撞到反面的北墙上,撞得头破血流。执著于小一,总是得不到小一。

不执著,是否就是不靠?不靠逻辑,不靠实践,自由自在?

不靠?那靠什么?

于是一种回答是:最靠逻辑,最靠实践,得大自在,最靠不执著。于是,所谓不靠,也是一种靠,靠的是“不靠”;靠的是不执著,这就成了一种新的执著。什么也不靠,最靠得住;什么也不执著,就最执著,最能“择善而固执之”,最能“勇猛精进”,最能抓得住,抓得准,抓得稳,抓得久,抓得活。抓得活,就是不抓。抓和不抓,都不执著,不是靠“抓”一抓就死的专制主义,也不是靠“不抓”一放就乱的无政府主义,也不是“半抓半不抓”见风使舵的机会主义,也不是“非抓非不抓”一事无成的怀疑主义,也就不会一抓就死,一放就乱,半死不活,死活不知,而是生动活泼,井然有序。以上即是讨论的四方,可以不停地旋转下去,讨论下去。一方是抓,一方是不抓,一方是半抓半不抓,一方是非抓非不抓。似乎各有道理,但谁也说服不了谁。

这就是所谓“讨论”,就是所谓“再讨论”,所谓“真理标准的讨论”,所谓“真理标准的再讨论”?

孙涤先生的答复最简单,最引人深思:对于“实践……”这个命题,依愚见,要害在于何为“真理”。该命题除了“唯一”这个界定词,其余的恐怕都难以证伪或证实,遑论“证明”

可惜孙涤先生没有更多展开他的“愚见”。只是简单说了一句:以经济学所处理的“真理”的性质(利益如何分配的学说),是既不能靠逻辑亦难以通过实验来证明(甚至证实)的

当然,可能不仅仅是经济学的“真理”如此难以检验。

假如我们把一个问题的可能答案分为四种,即正方、反方、亦正亦反方、非正非反方,则孙涤先生的态度,似乎最接近第四方即非正非反方。一般而言,这是最难见到或说最少见到的一种态度。老子云:“涤除玄览,能无疵乎?”孙大圣抡起金箍棒,涤荡一切,逢佛杀佛,遇魔灭魔。可总是杀了还生,灭了还活。

就像悖论,仿佛提供了一个机制,一个生死轮回的转盘。一切的一切,全都卷进去绞死。怎么死的?人们不知道。与此同时,那一切的一切在其中绞死的,又全都活泼泼地再转出来,投胎再生。怎么生的?人们不知道。而这一切转出来的生物,又全都卷进去,再一次绞成肉浆……如此轮回不已。作为生命体的人,不知道自己怎么死,怎么生;又怎么再生,怎么再死。就这样,长年累月,世世代代,在其中转悠,转悠,转悠。

人可以问问自己:假如自己没有掌握真理,那怎么检验真理呢?假如自己掌握了真理,又何须转悠来转悠去的再去检验呢?我们没事到处晃悠什么呢?

好比谈情说爱,假如自己没有爱,怎么检验人家的爱呢?假如自己心中有爱,又岂能由人家来检验呢?爱的检验,无论是我检验人家的爱,还是人家检验我的爱,不都是对爱的极大亵渎吗?那设计得天衣无缝的种种的爱的检验爱的考验,不都正好是恋人分手和夫妻离婚的原因吗?

人不能相信上帝,就说:“你给我显个神迹看看,我就相信你。假如你是上帝的儿子,那你敢不敢从这悬崖上跳下去,看看上帝能不能来救你?”

对此,耶稣回答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人却容易安慰自己说:“这是耶稣的一种托词。”

我们很难反省:其实是我们自己没有信仰没有爱。

我们很难想象:我们如此地反复狐疑检验试探上帝的爱,上帝对我们的爱却始终如一,既不受检验,也不受干扰,既不增加,也不减少。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上帝对人类整体的爱,和对每一单个人单独的爱,是一样的无穷无尽,不会给整体人类多一点,给单个人少一点?

我们没有爱,所以才在爱的漩涡里转悠,出不来。我们希望拷问爱,我们就这样亵渎着爱情,并口口声声说我们有爱。似乎我们真的成了天下第一的爱神。我们自以为做了爱神,却充满着对于爱人的狐疑,和极度的不信赖。对于爱人和其他人的每一次接触交往,我们所拥有的,唯有“羡慕嫉妒恨”,我们正是把这个称为我们的爱情。我们说,假如我对你没有了羡慕嫉妒恨,那就说明我不爱你。我们的爱情多么有道理啊,多么真挚多么可检验啊。阿弥陀佛!于是,每一次羡慕嫉妒恨的时候,我们都在爱着,羡慕地,嫉妒地,恼恨地,爱着了,并且有理有据无可辩驳地检验了。然后,我们退进丛莽里,羡慕地,嫉妒地,恼恨地,舔舐着自己的爱的伤口,咀嚼着一种无可名状的爱的品味了。而当我们悄悄地退进丛莽深处,没有任何人可以窥见的时候,我们就保护了自己的隐私权。爱,是不可窥探的!正如神,是不可试探的!

同样,对于所谓伪问题,真问题,我们会这样转悠着拷问——

真的有伪问题吗?真的没有伪问题吗?

又比如对于当前的讨论,我们会这样转悠着拷问——

我们真的在讨论吗?我们真的没讨论吗?

 

 

 

 

 

 


 

《海边捧起一把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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