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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可不历三种之阶级

[更新时间]2009-06-26 15:31:57 [字数]12391

62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可不历三种之阶级

 

国学是慢慢“渗”时来的。

现在是与哲学的苦苦鏖战,长期的消耗战。为伊消得人憔悴。收效不小,代价很大,身心疲惫。文学该出来滋润滋润。独上高楼的艰辛孤单,无边天涯的不可望尽,都可以赋诗作词来渲泄掉。悲怆学人的心灵,文学快来慰藉,快来慰藉。

于是,研究哲学之余,加大了文学的份量,连论文中也在更多地讨论文学了。1907年第一个月,便是一篇《文学小言》,共十七则。

这是一篇心灵独白,也是一篇与人的对白,我们来侧耳倾听吧——

()昔司马迁推本汉武时学术之盛,以为利禄之途使然。余谓一切学问,,皆能以利禄劝,独哲学与文学不然。何则?科学之事业,皆直接间接以厚生利用为指,故未有与政治及社会上之兴味相刺谬者也。至一新世界观与新人生观出,则往往与政治及社会上之兴味不能兼容,若哲学家而以政治及社会之兴味为兴味,而不顾真理之如何,则又决非真正之哲学,此欧洲中世哲学之以辩护宗教为务者,所以慕极大之污辱,而叔本华所以痛斥德意志大学之哲学者也。文学亦然。餔餟(būchuò,吃喝)的文学,决非真正之文学也[1]。”

捍卫哥白尼天文学的布鲁诺(Giordano Bruno1548-1600)是怎么被处死的呢?德国数学家高斯(Gauss1777-1855)为何要隐藏他发明的非欧几何手稿不予发表呢?德国数学家、集合论创建者康托(Georg Cantor1845-1918)怎么住进了精神病院呢?他们都是伟大的科学家。但人们不一定欢迎他们。为什么?有人认为这些学说触犯了他们的利益。由此可见,即使去搞厚生利用的学问,也不能缺乏超越利害的胸襟。换言之,对于利益问题,科学家需要出乎其外,又入乎其内。相应地,文学,哲学也不能不关心人的利益。即便只是间接地关心,也是关心。莫如说,真正的哲学、文学与真正的科学一样,关心的是人的根本利益,所以不免常常与人的表面利益、局部利益、眼前利益发生冲突。所以真正的哲学、文学、科学事业,是需要超越利害的出世精神的,而社会人生的根本利益正由此而得到了保障或满足,因而可以说更能驾驭利害关系,更能厚生利用,更能真正地入世者,乃是真正的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康德就说过,真正有用的是好的理论。这是无用之用的极妙说明。



[1] 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5册,《静庵文集续编》,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27页。

布鲁诺(Giordano Btuno,1548-1600

    高斯,Carl Friedrich Gauss, 1777-1855

 

 

 

 

 

 

 

 

 

 

 

 

 

 

 

 

 

 

                                      康托,Contor,Georg,(1845-1918)

 

 

一方面仰慕无用的圣境,一方面摆脱不了有用的凡界,冲突之中,不免对凡界生厌,而又难以割舍,欲推还就;又不免对圣境生疑,因而难以以身相许,欲就还推。两个境界都未能看穿不能把握,不能驾驭。想做圣人,浑身乏力,做个凡人,又不愿意。苦哉,苦哉。不住凡,不住圣;不见凡,不见圣;能作凡,能作圣——大概就是慧能了。然而慧能对弟子们说:人家要问你“什么是凡”,你就回答说“圣是凡”;人家问“圣是什么”,你就答“凡是圣”,这里头的禅机,藏在哪里?

莫不是慧能自己讲不清楚,想不明白,就用这些昏话来胡弄人呢?

言语道断。想起康德的二律背反……

还是听王国维谈文学吧——

()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人之势力,用于生存竞争而有余,于是发而为游戏。婉娈(luán,美好)之儿,有父母以衣食之,以卵翼之,无所谓争存之事也。其势力无所发泄,于是作种种之游戏,逮争存之事亟,而游戏之道息矣。唯精神上之势力独优而又不必以生事为急者,然后终身得保其游戏之性质。而成人以后,又不能以小儿之游戏为满足,于是对其自己之感情,及观察之事物而摹写之,咏叹之,以发泄所储蓄之势力。故民族文化之发达,非达一定之程度,则不能有文学,而个人之汲汲于争存者,决无文学家之资格也[1]。”

这样,文学就只能是吃饱喝足后的消遣了。这样,曹雪芹就写不出《红楼梦》,高尔基也写不出《我的大学》、《在人间》,静安先生所钟爱的三闾大夫就发不出《牢骚[2]》了。

游戏说,只能讲对一部分文学现象。

但游戏说很符合王国维的性情脾胃。

一种见解,当作普遍的理论说出,可能是荒唐的,若当作个人的内心独白,当作个性的自我表露,或当作个人的一种想望一种希求来考察,则可能是合情合理的。

()人亦有言:名者,利之宾也,故文绣的文学之不足为真文学也,与餔餟的文学同。古代文学所以有不朽之价值者,岂不以无名之见者存乎!至文学之名起,于是有因之以为名者,而真正文学,乃复托于不重于世之文体以自见。逮此体流行之后,则又为虚车矣。故模仿之文学,是文绣的文学与餔餟的文学之记号也[3]。”

真正的文学不为名,不为利,也就不事模仿,王国维以此自律,也颇以此自负。

然而名利之心,除掉很难,清高文人,对名利大多嗤之以鼻,他们对名利之未能忘怀,就从这里看出来,他们唯恐名利害了自己。果真无名利之心,名利怎么能害我呢?害不了的。那又何必执意嗤之以鼻、拒之门外、避之如火、逃之夭夭呢?因此,假如以淡泊名利自负,就还有清高气,不免有些脆弱,最终还是被名利害了。

什么叫淡泊名利?真淡泊的话,对名利来者不拒,不厌其多;去者不留,不恨其少;名利不能动我用我,而我能动名利,用名利,也能放下名利,不用名利,反正是我做主。那么名利不害我,我也不害名利,两不相害,和和气气,就可以了。

王国维在文学上造诣很高,谈起来于随意中见精辟,于散漫中见境界,于短语中发宏论,不是行家,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文学中有二原质焉。曰景,曰情。前者以描写自然及人生之事实为主,后者则吾人对此种事实之精神的态度也。故前者,客观的;后者,主观的也。前者,知识的;后者,感情的也。自一方面言之,则必吾人之胸中洞然无物,而后其观物也深,而其体物也切,即客观的知识实与主观的感情为反比例;自他方面言之,则激烈之感情,亦得为直观之对象,文学之材料,而观物与其描写之也,亦有无限之快乐伴之。要之,文学者,不外知识与感情交代之结果而已。苟无敏锐之知识与深遂之感情者,不足与于文学之事,此其所以但为天才游戏之事业,而不能以他道劝者也[4]。”

马克思曾说到理性的激情与激情的理性;斯宾诺莎则认为:起于理性的情感更有力量。这都是把二者合起来谈,与王氏所论似可互为补充。

接着便提出了“三阶级”说——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可不历三种之阶级。‘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晏同叔[5]《蝶恋花》)此第一阶级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欧阳永叔[6]《蝶恋花》),此第二阶级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幼安[7]《青玉案》),此第三阶级也。未有不阅第一第二阶级而能遂跻第三阶级者。文学亦然。此有文学上之天才者,所以又需莫大之修养也[8]。”

著名的三境界说,在这里首次提出,不过这里采用的是“阶级”一词。可见境界的基本含义即是“阶级”。把文学放在大事业大学问中谈,视界宏大,胸襟宽广,跟“消愁解闷”的“游戏”文学观,气象迥异。这是王国维文学观中的矛盾,也是其丰富处,同时也是他的事业人生的矛盾和多面性。王国维的整个人生和事业,都可从这个矛盾中得到解释,并从这种多面性中得以表现。

()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9]。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10]。”

虽然不是创见,却是至理名言。崇仰天才伟大人格,这是王国维最壮美的一面。

()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需济之以学问,帅之以德性,始能产真正之大文学,此屈子,渊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旷世而不一遇也[11]。”

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大人物出世,也许有个周期节律。

()‘燕燕于飞,差池其羽’,‘燕燕于飞,颉之颃之’[12],‘睍睆黄鸟,载好其音’,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诗人体物之妙,侔(móu,等同)于造化,然皆出于离人孽子征夫之口,故知感情真者,其观物亦真[13]。”

 “燕子飞来飞去呵,有前有后”,“燕子飞来飞去呵,忽上忽下”,“亮丽黄鸟,歌儿动听”,“我离家时,杨柳依依”——都是《诗经》上的句子,王国维爱其真情。“感情真者,其观物亦真”,王国维不是不明白这道理,只是不能贯串始终罢了。有时又把情理对立起来。

下面几则小言,盛赞屈原,陶渊明,苏东坡,为“文学上之雄者”,但都属抒情一派。在叙事派,“则我国尚在幼稚之时代”,“无一足以与西欧匹者”,并以此鼓励后学者奋发努力。不过这个说法早已过时了,我们早就有一部史诗《格萨尔王传》,长得吓人。我们下载一个资料在这里——

    从目前搜集整理的情况看,《格萨尔王传》共有120 多部,100 多万诗行,2000多万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部史诗。就数量来讲,比世界上最著名的五大史诗,即:古代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奥德修记》,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的总和还要多[14]。(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史诗,产生于公元前三千多年,有三千多诗行。《伊利亚特》共24卷,一万五千多诗行。《奥德修记》也是24卷,一万二千多诗行。《罗摩衍那》全书分七篇,一万八千多颂,每颂为两行。《摩诃婆罗多》全书分十八篇,有十万余颂,计二十余万诗行)。



[1] 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5册,《静庵文集续编》,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28页。

[2] 戏称屈原《离骚》。

[3] 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5册,《静庵文集续编》,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28页。

[4] 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5册,《静庵文集续编》,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28页。

[5] 晏殊(991-1055),字同叔,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北宋词人。

[6]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晚号六一居士,吉安永丰(今属江西)人,北宋文学家、史学家。

[7]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市)人。南宋爱国词人。

[8] 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5册,《静庵文集续编》,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29页。

[9] 指屈原(340-278,名平,字原)、陶渊明(约365-427,字元亮,晚年更名潜。一说名潜,字渊明)、杜甫(712770,字子美)、苏轼(1037-1101,字子瞻)。

[10] 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5册,《静庵文集续编》,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29页。

[11] 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5册,《静庵文集续编》,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29页。

[12] 颉颃(xiéháng),鸟向上向下飞。睍睆(xiànhuàn),美好(晛),明亮(睆)。

[13] 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5册,《静庵文集续编》,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29页。

     《格萨尔王传》之“赛马获胜”

 

 

“《格萨尔王传》的发掘整理,在中国文化史上亦具有重要意义,为我国多民族的文学 史填补了一项重要的空白。她用活生生的事实说明:不但西方有史诗,东方也有史诗;不但古代印度有史诗,我们中国也有史诗,从而推翻了长期以来在学术界似乎已成定论的‘中国无史诗’这一错误论断。中国不但有史诗,而且有伟大的史诗,同希腊史诗和印度史诗一样,《格萨尔王传》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灿的明珠,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贡献[1]。”

但是,除了《格萨尔王》,其他的的史诗都不再口头流传了,唯独《格萨尔王》至今仍然有民间艺人口传心授、代代相传,据称是世界上唯一一部仍然活着的史诗。其中最神奇的现象,据说是“神授”,比如梦中神授,等等。一个大字不识或者识字极少的藏族人,却可以口若悬河地颂唱出数百万字的史诗《格萨尔王》,人们从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等节目中已经见到了。

据称,早在吐蕃王朝,《格萨尔王传》就向外传播了。外国介绍这部史诗也有200多年,最初是从蒙文译本看到的,后来被翻译成德、法、俄、英等国文字,形成了东西两大学派。东方学派属于前苏联、蒙古、东欧各国,他们搞得早,18世纪就开始了。西方学派对《格萨尔王传》的研究比东方学派晚,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起手,60年代达到高峰。国内是在解放后加紧搞的。

这个暂且不管,我们要听王国维做总结。

王国维最后还是回到文学的目的这一根本问题上来——

(十七)吾人谓戏曲小说家为专门之诗人,非谓其以文学为职业也,以文学为职业,餔餟的文学也。职业的文学家,以文学得生活;专门之文学家,为文学而生活。今餔餟的文学之途,盖已开矣。吾宁闻征夫思妇之声,而不屑使此等文学嚣然污吾耳也[2]。”

王国维喜欢屈原、陶渊明是有道理的,同气相求,同声相应。高洁雅致,独步异境,峻拔卓立,不肯与世俗瞎混,特别难得。假设能入世而不染于世,和光同尘,不厌世,能转世,能化世,就更好了。自己果然雅洁,世俗怎么能弄脏我呢。不但如此,我也可以使世俗变文雅变干净。

自身雅洁不够,有“不屑”之语是自然的。所谓“不屑”,是生怕人家弄脏我,好象有洁癖似的,动不动就洗手,客人刚走,马上把门环擦一擦,嫌客人手脏。但是这么对待别人,可能先已经弄脏别人了,这样的话,我自己已经不干净了。

但屈原心里特别委屈——

 

荃不蔡余之中情兮,

反信谗而齌怒。(齌:音jì,见屈原《离骚》)

 

忠心向大王表白表白,可大王却听信谗言,加怒于我。委屈呵,所以叫“屈原”。满怀委屈而赋离骚,有人说“离骚”就是牢骚,可能是这样。假如说表白出来的忠心,还差点纯度,那么鸣冤叫屈、指天为证也难免——

 

指九天以为正兮,

夫唯灵修之故也。

 

“指天为证,我这番苦心尽是为了大王您好啊。”屈子屈子,委屈了委屈了。太雅洁了是容易受委屈的。自己不足为证,所以请出天来作证。但是指天为证,这在一切大宗教中都是反对的,因为这说明人的信力不够,对自己没有信心。自信都不足,何以让别人信呢?所以屈子招谗遇害似乎也跟他自身的弱点有关系。

    据司马迁《史记》说,屈子名平,字原,曾在楚怀王手下当左徒,也就是议国政、发号令、待宾客的差事。因为他博闻强记,明于治乱,善于辞令,曾经深受怀王的信任,经常在宫中与怀王策划国家大事,发号施令;对外则结交宾客,应对诸侯,是怀王特别信任的大臣。然而行高于众,人必非之,假如自己又不注意谨行修德,不注意委曲求全,不注意自我委屈,自处下位,那就有“委屈”找上门来,要委屈你了,要把你这个“平原”弄得奇峰突起、百折千回、凹凸不平的。于是,这样的事情的确发生了。

  楚怀王手下还有个上官大夫靳尚,跟屈平官列一等,但是水平却差一大截,不如屈平那么得宠。这样他就捉摸:怎么样才能把屈平君摆平呢?那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委屈一下自己的脑力体力,努力追上屈平;一个是委屈一下屈平君,要他矮下一截。但是屈平君生性平直,是不肯自己主动装矮人的吧,那就只有一个办法,把他削平算了。有一次机会来了,怀王让屈平制宪令,屈平打好草稿后,上官大夫眼一红,就要一把夺走。屈平哪里肯让?我们仿照现代的说法,似乎也有个知识产权问题吧,怎么能明火执仗,大白天打劫呢?屈平不让,上官大夫急了,“既然你不仁,休怪兄弟我不义”,立马到怀王那里奏一本,血口喷道:“怀王啊本来是您命令屈平制宪令,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可是每每发布一个宪令,屈平总把功劳归于自己,以为天下没有比他能干的。真是岂有此理!”怀王一怒之下,就疏远了屈平。

  屈平的委屈和不平来了!怀王听信谗言,这是一个委屈一个不平;小人谗言阿谀,这是两个委屈两个不平;邪门歪道破坏公道,这是三个委屈三个不平;耿直方正之士却为世道人心所不容,这是四个委屈四个不平。九曲回肠千千结,怎一个愁字了得,那就写篇《离骚》吧。于是有了千古美文,而记下这段史实的司马迁之《史记》,也被后人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居然也沾了一点屈君平的光。

司马迁对《离骚》赞扬备至——

“离骚,就是离忧的意思。苍天是人的始元,父母是人的根本。人走投无路就要反本归元,因此愁苦倦极的时候,没有不喊天的,痛心疾首的时候,没有不呼爹娘的。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侍奉君上,却遭到谗害,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尽忠却遭到怀疑,守信却遭到诽谤,能没有怨愤吗?屈原作《离骚》,大概就是抒发怨气。《诗经.国风》虽然好色,却不淫鄙,《小雅》虽然怨诽,却不谩骂。《离骚》则是这两种优点都具备。《离骚》是上古称颂帝喾的道统,近代推崇齐桓公的霸业,中古仰慕汤武的政治,用这些针砭当今世事。阐明道德的崇高广博,治乱的条理主线,没有不明朗透彻的。它行文简约,用辞精微,志向雅洁,品行廉直,用很精致的词汇阐发极广大的意义,列举近在身边的事例而引申非常深远的道理。因为志向雅洁,所以称扬万物总是如同繁花盛开,万紫千红。由于品行廉直,所以宁死而不愿意自我放任。他在浊世做官,好比在脏水里面洗刷,却如同蝉儿从淤泥之中蜕脱出来那样,其实是游离于尘埃之外的,红尘并不能污染他,污泥并不能搞脏他。从志向来说,即使与日月争光,都可以啊[3]。”

可惜怀王不听,后来的顷襄王还把他放逐了,于是更加想不开,怨愤交加,然后就披头散发,做了行吟诗人,边走边唱《楚辞》,最后不甘流俗,投入汨罗江。

怀才不遇,要做到没有怨愤的确很难。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对于怀才不遇之类的事情,孔夫子自有他的处理办法。在那个时候,孔夫子传播他的学说也很难,所以他叹道:“没有人知道我啊。”子贡就问,“怎么说没有人知道先生呢?”孔子答道:“这个不怨天,不尤人的。我下学而上达,知道我的只有上天吧!”孔夫子这种标准,不是那么容易做到,但是如果有人把屈原归入怨天尤人的小人,连孔夫子也可能摇头,很不忍心吧?然而愤世嫉俗、自甘沉沦,这大概是《楚辞》的美中不足了。

君子不怨天尤人,是不是每天喜形于色、毫不操心呢?看一看儒家的亚圣孟子的一段表现,会有一种启发。孟子也经常拿孔子的这些话教导弟子们,有一回,孟子离开齐国,看来也不大高兴,于是有个叫充虞的在路上发话了:

“先生好象不大高兴啊!前天您说过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孟子的回答很有意思:“此一时彼一时嘛。每隔五百年必有王者出来,这时候也必有名闻当世者出来辅佐。从周文王周武王到现在已经七百年了,照运数来推是过了,从乱极思治的时运来看却可以有所作为。现在是上天不打算平治天下,如果要平治天下,当今这个世道,除了我还有谁可以担当此任呢?我还有什么不高兴的呢?”

古代有人评论孟子这段话说:圣人有忧世之志,乐天之诚,这两个方面是并行而不悖的。

说得很好。

司马迁君也看得开,他受了委屈而写出《史记》,这样评价屈平说:

   “我读离骚、天问、招魂这些诗篇,为它的心志而深感悲痛。等我到了长沙,看到屈原投江的地方,不免涕泪横流,想见他的为人了。等看到贾宜君凭吊的文章,我又奇怪屈原以他的才气,游说诸侯,哪一个国家不会任用他呢?却把自己搞成这样。但是读到贾宜的《服鸟赋》,文中那种对生死视同一体、不在乎当官下野的达观态度,又不免让我不知说什么好了[4]。”

自古那个“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训,原本是圆满具足,进退自如的。孔子去拜访老子,请教“礼”的问题,就得了一个这样的指导。老子对孔子说:“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5]人要当行则行,当止则止。一个怀王昏了头,就天地崩溃、宇宙毁灭了吗?一个顷襄王犯糊涂,就日月无光、道将不存了吗?没那么严重。还有青山在,还有柴烧,还可以萝卜煮青菜,还可以两袖清风,得大自在。“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6]。”君子怕的是自己没本事,不怕别人不了解自己。孔子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7]” 又说,“不怕人家不知道自己,只怕自己不了解别人[8]。”这就是君子风度。穷通独兼都是道,横竖高低都是路,可惜屈原穷时未能独善其身。不能独善其身,怀瑾握玉却不能善待时机报效祖国,反而玉石俱焚,这也是君王和国家的损失,也是不忠君不爱国的表现啊。但是屈原却以为自己爱国忠君已经无以复加了,不免愤世嫉俗。

这又使我们记起老子对孔子的教导:“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9]才德太显眼了,举世皆浊而我独清,有那么些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10],对人是没有好处的,有时候不免让人太不爱惜性命。

儒者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是要好好保惜的。这是父母子女情。动不动就寻死,不好。在下是不孝不敬,在上是不慈不爱。
师生情谊也有故事。孔子在匡,被人误认作阳虎,包围起来。情况紧急之下,和弟子们走失散了。归队的时候,颜回最后才回来。孔子急得要死,喊道:“急死我了,我以为你遇难了呢!”颜回却说:“子在,回何敢死!”翻作白话就是说:“老师啊,有您在,颜回哪里敢先死!”对老师孔圣人的尊重令人钦佩。
君臣也可以有情分,虽说伴君如伴虎。假如屈原君说出“王在,平何敢死!”那就是忠君了。可是我们也犯疑,那个昏君你这么忠他值得吗?那就改口说“国在,平何敢死!”也可以。其实怀王开头对屈原很看得起,并不昏。他也是一时糊涂,需要大臣的耐心和善巧。再说对人的忠,假如要以别人对我同样好为尺度,那本来就是个问题,就是不忠,这是撇开君臣关系来谈。做生意,半斤对八两,是人就会。那跟忠没关系。总要有人先走几步,总要有人打破僵局,总要有人在众人撒手不顾、掉头而去的时候伸开双手、满心欢喜、不计前嫌、一如既往地迎上前来,而在此之前,他可以为了一个机会而等待一万年。这种等待不会是无所作为的,不会是唉声叹气的,不会是埋三怨四的,因为这些,对于那个难得的机会来说,简直太奢侈了。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他在渭水河边一直等到耄耋之年。他可不是干等。他有很多事情可做,他要观察文王的品德,看他是不是个明君;他需要深呼吸,需要采集天地之灵气,固本培元,以便在千载难逢的当儿划出一道闪电。那时候,代替“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将是一句轻轻的、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我在这里”。那时候,日月星辰、顽石草木都会打开歌喉,放声吟唱了,她们唱什么都可以,但一定不是《牢骚》。那时候,所谓生不逢时就为适逢其会所取代了,所谓怀才不遇就被天生我才碰上了。退一步,即使国家破碎了,还有山河在,还可以一图重整河山的大计。这样的话,跳汨罗江也是可以的。不过是去游水,去调查国情,去锻炼身体,磨练意志,洗刷缺点,然后爬上岸来,反躬自省,修身养性,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而不是去发那些专讲自己好、专夸自己美、专怪别人不好的《牢骚》,更不是一下去就再也不上来,喂了鱼。有这样子的大臣,则我大楚有救,我中华有望,我屈子有种啊!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11]。”这就对了,知道自己才气不够、还需求索、还须学习,就应当平心静气、面壁十年、发愤图强了。这样就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了,就不会觉得他人待我太薄、怀才不遇了。就不会在祖国如此危难之际,那么忍心撇下浑浑噩噩的君上臣民和大好河山,自顾自地去跳汨罗江了。“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屈平当然不是这样。人们说,屈平是祖国逼走的,是君上放逐的,是奸臣残害的,千百年来很多人都这样打抱不平。这么一来,加上《离骚》,这良心就因此而安分、而清净了?人走了,人清净了,这祖国仅有的良心走了,从此楚国将天良丧尽,无所不为了。唯一的忠臣都丢下这么个混浊世道,丢下这么个臭气熏天的烂摊子走了,从此楚国将无人打理,任其江河日下,自生自灭吧,任其风吹雨打浪卷去吧。屈平曾百问苍天,哀叹国殇,苍天有口,楚国有歌,也将呼唤的——你好忍心啊,屈平!那是你的祖国、你的爹娘、你的父老乡亲、兄弟姊妹、你的柔弱小草和参天古木啊——你的祖国滴血喊道。

王国维喜欢屈子,于是写了《屈子文学之精神》一篇,时在190723月。称屈子的性格,“廉贞”二字就说尽了。看看王国维晚年那么侍从溥仪,似乎也恰合这“廉贞”二字。呜呼!屈子横赴汩罗江,国维直沉昆明湖,江和湖虽然相异,作为水也算相同,都是个清净去处,人以为。

只是可惜了“美人蛾眉”,屈原继续唱《离骚》——

 

众女嫉余之蛾眉兮,

谣诼谓余以善淫。

这就太冤枉我了——

屈心而抑志兮,

忍尤而攘诟。

伏清白以死直兮,

固前圣之所厚。

 

要留个清白在人间,不能把这“内美”给糟塌了。屈子还是很自爱的——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

又重之以修能。

 

天赋美质,又加以锻炼,更是一枝独秀了,教育功不可没。率性而行,能成其性,是修道。修道之谓教。王国维的教育目标,大体分为两点,一为心育,一为体育,心育又分为智育、德育,美育。集这几育于一身,就是完全的人物,为此他专门写了《论教育之宗旨》一文,倡德智体美四育并重,比蔡元培的类似见解要早6-10年。在许多领域中,王国维都有着领先之功,世人看作天才,不过分。

《论教育之宗旨》大约作于1907年初。其大意为德智美“三育并行而得渐达善真美之理想。又加以身体之训练,斯得为完全之人物,而教育之能事毕矣”。

可列表如下:

 

   

教育之宗旨

 

 

体育

 

(健)

完全之人物

 

 

 

 

 

心育

 

 

 

 

 

德育(善)

智育(真)

美育(美)

 



同上。

[2] 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5册,《静庵文集续编》,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32页。

[3] 参《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4] 参《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5] 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6] 见《论语·卫灵公》。

[7] 见《论语·学而》。

[8] 《论语·学而》:“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9]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10]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11] 屈原《离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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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5册,《静庵文集续编》,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27页。

[2] 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5册,《静庵文集续编》,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28页。

[3] 戏称屈原《离骚》。

[4] 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5册,《静庵文集续编》,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28页。

[5] 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5册,《静庵文集续编》,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28页。

[6] 晏殊,字同叔,北宋词人。

[7] 欧阳修,字永叔,晚号六一居士,北宋文学家、史学家。

[8] 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5册,《静庵文集续编》,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29页。

[9] 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5册,《静庵文集续编》,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29页。

[10] 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5册,《静庵文集续编》,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29页。

[11] 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5册,《静庵文集续编》,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29页。

[12] http://www.chinaepic.com

[13] 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5册,《静庵文集续编》,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32页。

[14] 参《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15] 参《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16] 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17] 见《论语.卫灵公》。

[18] 见《论语.学而》。

[19] 《论语.学而》:“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20]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21]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22] 屈原《离骚》。

《失行孤雁:王国维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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