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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琵琶湖畔,山城国里

[更新时间]2009-06-26 18:40:09 [字数]2999

81 琵琶湖畔,山城国里

 

京都座落在琵琶湖畔,东望名古屋,西南近接神户、大阪,往北远眺若狭湾,曾是日本古代都城,现在也是日本著名的文化、游览和工业城市,以出产丝织品、艺术陶瓷器和其他手工艺品而闻名。在大阪和京都附近,是著名的畿内平原。

图文:温家宝在日本京都岚山参观周恩来诗碑

  温家宝总理 2007年04月13日下午来到京都岚山,参观著名的周恩来诗碑

 

“海外雄都”,一住就是四、五年。

开头,王罗两家一同住在吉田山下的田中村。这是京都西郊的乡间,四面环山,风景秀美,史称“山城国”。刘季英一家也同住于此。不久,罗振常也带着家人来了。

罗振玉带来了大批藏书,寄存于京都大学。去冬今春,王国维每天都到京都大学,帮助罗振玉整理藏书,检点卷数,编定目录,因为装箱搬运,七手八脚,搞得非常散乱。罗振常到日本后,也经常来帮助整理藏书。

住的是罗振玉的屋,全家生活也靠罗振玉给月薪一百元维持。王国维觉得,这种生活水平跟北京差不多,就是日本米价贵一些。在北京时一月也要花百把元,到了京都,节省一点,七十来元就够了,当然,衣服费不算在内。

国内的缪荃孙常常来信,交往密切。书信往来中,曾谈及在日本开书店的事,王国维调查后复信说,开书铺恐怕赚不到钱,因为日本人对字画还算看重,碑帖初开风气,这两项可以卖个好价,至于书籍,比北京还便宜,比如元本《广韵》两部,要价是50元。

这说明王国维对赚钱谋生的事,是挂在心上的。仰仗罗振玉,总不是个常事。

住在一起也不方便,妨碍人家,自己也不舒服,因为罗振玉家并不宽敞。4月份,王国维便搬到邻屋去了。

这个邻屋可能还比较远,所以王国维常常靠书信与罗振玉往返论学。在京都大学整理旧书,慢慢结识了一些文学教授,而藤田丰八,早就是老朋友了。

来日以后心情如何呢?

据罗振玉说,王国维反悔以前所学不怎么样,一气之下,把随身带来的《静安文集》百余册付之一炬。

有人怀疑是罗振玉的臆造。又有人说,罗振玉没有必要捏造事实,而王国维实在极可能干出这种事,他日后几乎绝口不提早年的成果,也算一个证据。

但据蒋复璁[1]回忆,他1924年与王国维初识,后来常去王家求教,有一次谈到早年搞西学、作翻译的事时,王国维从书架顶层上抽出一本书递给蒋君,原来是《静安文集》,里面有译文,有论康德、叔本华的文章,有《红楼梦》译文等,而后来重印的静安先生全集中,却没有收入。于是蒋复璁就推测,罗振玉在《王国维传》中说王国维在日本把静安文集百余册全给烧了,恐怕不合事实,蒋的理由是:既然已经烧了,为什么书架上还有《静安文集》?

当然,这个理由未必充分。

因为烧了还可以再买,或可以他种方法重新获得。

尽管有这段疑案,王国维学术上的大转向,却是事实;他后来很少提早年成就,也是事实;但他在新开辟的学术领域中,运用早年所学的方法,却也是公认的事实——所以我们把《国学丛刊序》当作他学术革命的宣言,也不为过。这篇序言与《静安文集》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而且也是罗振玉要他写的,因此也可以说,王氏早年许多想法许多观点,罗振玉恐怕也是赞成的,或包容的,至少是不反对的。我们没见过他们对此有过什么争论,罗振玉一直在为王国维开辟学术道路,先是《教育世界》杂志,后来是《国学丛刊》。

那么,王国维来日本后的转向,也可以看作一个时代的转向,其中自然也包括了罗振玉的转向,以及一批清末遗老的形成。

大批的清末遗老,先前都是非常开放的,热烈地学习西方,他们并没有料到这么一开放,新学涌进,可以把帝制搞倒,弄出一个共和国来。而共和国建立之初,又很不理想,军阀袁世凯出来篡权,天下不服,于是引发十年军阀混战,谁也治不了谁,谁也不服谁。一时之下,好象革命还不如帝制好了。这是一种时代病,象康有为,严复,林琴南[2]等人,也是前后判若两人。鲁迅也一度陷入极度绝望,当然其性质不同。所以时代病,名人得的也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也是一种个人的病,性格的病。

王国维死后,罗振玉写了一篇王国维传,是这样说的——

开头,王君治古文辞,觉得所学根底不深,就找江子屏的《国朝汉学师承记》来读,想从中找出一条修学途径来。罗振玉就对王君说:江氏之说多有偏颇,国朝学术其实导源于顾亭林处士,以后作者辈出,造诣最精的是戴震,程易畴,钱大昕,汪中,段玉裁等人。说完便把自己的书赠给王国维看。王国维稍加浏览,没有专攻国学,因为当时主要精力在攻读西洋学术,出了一本《静安文集》。于是罗振玉再劝王国维专研国学,并首先从小学训诂打基础。

他和王国维纵论学术得失,称“尼山之学在信古,今人则信今而疑古,国朝学者疑古文《尚书》,疑《尚书孔注》,疑《家语》,所疑固末尝不当”,但到大名崔氏的《考信录》,就多去怀疑那些不必怀疑的事情了。

至于晚近——罗振玉继续写道:更是变本加厉,竟然说诸经全是伪造。而西方哲学,其立论大多象先秦诸子那样,比如尼采等人的学说,“贱仁义,薄谦逊,非节制”,想创新文化取代旧文化,流弊甚大。当今世论,越发分歧了,要想三千年的学说不绝如缕,非得矫枉不可,不矫枉就不能返回到经典上来。当代学者,要想“拯此横流”,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返经信古一途。

那时候,“公年方壮”,我也没到垂暮之年,于是希望相互勉励共谋国学,“守先待后”——罗振玉写道——王国维听到这些,凉了半截,自恨以前所学杂而不纯,于是就从行李箱中取出《静安文集》百余册,“悉摧烧之,欲北面称弟子”,罗振玉婉言谢绝,但极佩服王国维“迁善徙义之勇”。

于是王国维尽弃先前所学,倾其全力研读罗振玉先前所赠戴震、段玉裁等人书,罗氏又将他的大云书库藏书五十万卷,古器物铭识拓本数千通,各种古器物千余件,一起交给王国维,让他任意“搜讨”。

罗振玉所述大抵可信。王国维投湖自尽后,狩野直喜追忆说——

中国革命发生后,王静安君携家与罗振玉君同来日本京都,住了五六年,这段期间,他与我常有来往。从来京都开始,王君在学问上的倾向,有所改变。就是说,王君似乎想更新中国经学的研究,有志于创立新见解。例如在谈话中,“我提到西洋哲学,王君总是苦笑着说,他不懂西洋哲学。”后来,他从元代杂剧扩大研究,写成《宋元戏曲史》,这是一本业余著述,他常说,杂剧的研究,到《宋元戏曲史》为止,以后不再搞了。他的研究已转了方向,当时好象在读《十三经注流》,读前四史。在京都时,闲暇时间多,王君得以大量精读,“我想或许是上帝厚爱王君,给予他此一大好机会。”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王国维逃到日本,不想却开拓了学术新方向。狩野直喜继续回忆说——王君寓居京都期间,日夜与罗振玉君生活与共。正如众所周知,罗君在小学、金石文字方面是冠绝一时的学者,而且也收藏有很多古物,他和王君在学问上朝夕切磋,此次投湖,报上一齐报导王君在金石文字学上的造诣,这一点,罗君的影响是很大的。



[1] 蒋复璁(18981990),字美如,号慰堂,海宁硖石人,1923年北大哲学系毕业,中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19659月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

[2] 林琴南(1852-1924),名纾,字琴南,文学家,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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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行孤雁:王国维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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