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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更新时间]2009-06-26 19:11:30 [字数]4909

89 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不知不觉到了5月份,算来到日本之后,已有古今诗二十首,出一本《壬癸集》如何?

《壬癸集》充满“孤臣孽子”之意,为爱新觉罗一姓鸣屈——有人说。

确是这样。不过从艺术上看,却有可赏之处。可贵的是,这个“孤臣孽子”,“亡国之民”,却做出了许多欣欣向荣的学问,现在他一头扎在经史小学里面,成果迭出,新意频见。这是复兴的中华民族特别值得骄傲、值得自豪的事。这一年开初,他就写成了《宋元戏曲史》,然后又写出《明堂庙寝通考》、《汉郡考》、《秦郡考》等许多精辟文章,已深入到甲骨文、殷周金文、汉晋竹简和封泥以及敦煌古佚书的研究之中。郭沫若说,王国维的这些研究,是划时代的工作。

如果把“亡国之民”喻为一段枯木,那么这段枯木倒伏之后,居然能落地生根,发出壮芽,长成齐天的学术大树,中华民族生命力之旺盛,实在令人惊讶。

1914年春,王国维与罗振玉合著《流沙坠简》,这是王国维研究西北古地理的第一篇著作。

所谓流沙者,即西北大沙漠中敦煌、尼雅、古楼兰一带,坠就是落,失落,丢失;简,即木简。

流沙坠简,这个名字起得颇有诗意。十年后,鲁迅在《不懂的音译》一文中说道——

“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1]。”

这种学问,斯坦因、伯希和以及沙畹等洋人已做在前面。所谓国学,已成为世界性的汉学。虽说学问不分国界,但“中国学”由洋人带头,而国人追赶起来还颇为艰难,实在是国力衰弱的结果。不过反过来又证明了中国学人的顽强,值此国难当头之际,居然有这种不慕虚名,不计功利的拼命硬干派,生活如此清苦,命途动荡不定,居然能沉下心来做学问,这才是见功夫处。当然,对于学人本身而言,可能这正好是他排解人间忧闷的好办法。

春天除了写《流沙坠简》,又出了一本译作《法学通论》,原著是日本的矶谷幸次郎。可见王国维的知识面是非常广博的。这本书于1914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国学丛刊》因辛亥革命停办后,现在国内又有人要求继续办下去,希望象原来那样,两月出一册,除了出古籍,也出新著。王国维迫于生计,就接受罗振玉聘请,出任编辑,月酬二百元。该丛刊后来改名为《雪堂丛刻》,共出了52种书,实际上是各自为书。

王国维为此又写了一篇《国学丛刊序》,寥寥千余言,便将秦汉以来学术盛衰的演变历程概述出来,言简易赅,大手笔。这是19146月份,他的女儿王东明已经六个月了,是二女儿。因为长女早夭,所以东明后来也叫做长女。两个月后,也就是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便爆发了。

你开枪,我用笔,你扔炸弹,我做学问。王国维又写了《宋代金文著录表》、《国朝金文著录表》,于9月成书,自序说:古器物及古文学,一盛于宋,而中衰于元明,清代又大振,而他来日本以后,得以研究此学,尽阅所藏拓本。

做学问的愉悦,溢于言表。

不过战争对学问还是有影响的。本来王国维已答应罗振玉,要一同去欧洲审定东方古文物,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去不成了,这件事非常可惜。他要是能去欧洲,他的学问该是何种气象呢?

欧洲虽没去成,在日本倒也过得可以。加上19133月已从田中村搬到神乐冈,这是气候宜人、风景神胜之地,离罗振玉、董康二人的新居很近,不过离市区远一点。

神乐冈前后都是山,绿树成林,秀色可餐,天热时候,大家常去山中纳凉,十分可心。罗振玉、刘季英、罗振常三家比邻而居,王国维家稍远,隔两三家便是。王国维一家九口,他和夫人潘氏,四个儿子中有三个是莫夫人留下的,即潜明、高明、贞明,第四个是潘夫人生的贞明;潘夫人后又生了女儿明珠,早夭了,来日本后,生下女儿东明。这个“东”,也许指东洋日本吧。这样,加上男仆一名,女仆一名,共有九口人,够热闹的。对生命看“破”

的人,子嗣还很多,这一点跟叔本华就完全不同了。

住的地方堪称世外桃源。小楼亭亭,纤尘不染;席地凭几,颇有古风;窗外山光岚气,朝阳夕晖,奇瑰不可名状;而溪流潺潺,绕屋而行,如玉带舒卷,平添一份水灵之气。各家的童仆又多相互隔着篱笆呼答,都是满口乡音,真是一个小小华人村了。潜明是老大,也只十二三岁,调皮得很,兄弟四人,难以管教。就说衣服鞋子之类吧,潘夫人和保姆日以继夜地缝制,也还是供不应求。甚至刚刚做好的新鞋袜,就被小家伙们用剪刀剪坏了,就是这么捣蛋。

王国维呢,只管看自己的书,其余一概不问。子女教育,诸般家务,全交给夫人了。夫人任劳任怨,但也有光火的时候。有一次,潘夫人找王国维商议家事,王国维充耳不闻,手不释卷,把夫人惹火了,要把书扔到火里去,恰好这时候罗振玉来了,按照旧俗,虽然是至友,内眷还是应当回避的,于是潘夫人就躲到内室去了,这才解了围。

几家的关系都很亲密,朋友加亲戚。平时,两个仆人经常把小纪明送到罗振常家,以便减轻一下潘夫人的负担。孩子们在一起嬉戏,非常快活。

罗振玉的永慕园建成后,王国维每天必去。象上班一样,大早起来,穿戴好上面白、下面淡青的两折圆长衫,头带发辫,踱往永慕园,跟罗振玉研谈学问,仆人们都叫他“王老爷”。

永慕园离王家有个五十来步,王老爷就这么晃着长辫踱过去。颇有学者风度。一路上过稻田,越桥梁,爬小坡,也是一种雅兴,让人想起故园江南之美妙。因为“彼邦信美,终非吾土”啊。国维有诗云,“犹有故园松菊在,可能无赋仲宣楼”,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

学问上如此切磋琢磨,有时候是难分你我的。1915年,罗振玉写成《殷虚书契考释》,是关于甲骨文的,内容上很多是采用王国维的说法;写成后又请王国维校写,并且还让王国维为该书写前序后序两篇。王国维当仁不让,对罗振玉大为推崇,称此书为“此三百年来小学一结束也”。王国维在诗中说,罗振玉在书契文字方面,搜集流通之功,本来就不在考释之下;而考释之中,罗氏在经史诸学和小学方面,都极见功底。但王国维认为,“我朝学术所以超绝前代者,小学而已。”罗振玉当在超绝之列,当然这要归于时势,并不是说古人不如今朝学者:“物既需人,人亦需物,书契之出,适当先生之世,天欲昌我朝古文之字,使与诂训说文古韵匹,抑又可知也。”这话既适用于罗振玉,也适用于王国维本人,因为现代从地下挖出了宝贝:书契。巧妇有米下锅了。不然只能写《烹饪指南》,做《冬笋配菜八十法》的讲演,办《厨师基本素质十讲》学习班八期,却端不出一桌菜来,让大家品尝品尝。

现在罗振玉却端出一盘菜来,名之曰《殷虚书契考释》,王国维闻得菜香,不禁赞曰:“好菜,好菜!”并题诗一首——

 

不关意气尚青春,

风雨相春各怆神。

南沈北柯俱老病,

先生华发鬓边新[2]

 

罗振玉“先生”当时49岁,但也已华发在鬓边了。至于南边的沈曾植、北方的柯劭忞[3]1848-1933)两位学者,更是老病在身。

王国维把罗振玉的书抄写一遍,交付石印,后人就以为这本书本是王国维写的,后来献给了罗振玉。于是罗振玉名声益发坏了。学问和生意一起来,总让人疑心他那个学问有铜臭,不是真货,何况他一个劲地“提拔”王国维,这不就是生意经么?郭沫若、鲁迅等人也都有这种看法。1951年,陈家梦把罗振玉的手稿找了出来,才真相大白。手稿上多处标明某条某条是听从王国维的建议改写或增写的。那么其余就是罗振玉自己写的了。罗振玉学问做得是很深的;学问兼生意,以学促商,以商养学,至少无可厚非,甚至还值得学习;更可贵的,是提携王国维,这个功劳比什么都大。

其实罗振玉也给王国维抄写过诗稿,但人们并不疑心这诗是罗氏所写、送给王国维的。要是罗某的手稿没找出来,这一冤案何以得昭雪呢?如今某个生意人出版一本书,也马上有人想到:他找谁写的?私下给了多少稿费?

看来,儒商先要修习“忍辱波罗密”,别人说我“除了钱,穷得什么都没有”,也不要紧。这样可能就会做出大学问、做成大生意了。

王国维其实也关注生意上的事,为了生存。不过他在这方面没什么大动作,可能是运气问题,也可能投入不够,他太投入学问了。19153月,他有了一篇《鬼方昆夷猃狁考》。

这篇文章立一家之说,跟司马迁唱对台戏。司马迁何许人也!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传世,其史以信著称。但《史记·匈奴传》中,对匈奴一族的起源,没有确考。王国维于是旁征博考,第一个提出“鬼方”才是匈奴的族源,并以为鬼方、混夷、昆夷、獯鬻(xūnyù)、猃狁(xiǎnyǔn)、戎、狄、胡、匈奴等名,都指匈奴一族,叫法不同而已。此说一出,史界大哗,赞成的有人,如梁启超、方壮猷、冯家升等,反对的也有人,如蒙文通。至今未有定论。但王国维首倡此说,对史学是有推动的。

也是在这年3月,王国维带着家属回国扫墓,然后住在上海。罗振玉也回国了,到上海时,王国维去接他。罗振玉就约好与王国维一起到河南安阳小屯去考察一下殷墟遗址。可惜不巧,王国维不久就得了眼病,不能去了。罗振玉只好孤身前往。这是一大憾事。这眼病得的真不是时候,早不得晚不得。

不久运气又来了,这是另一种运气,就是“久仰久仰”的沈曾植,这一回在上海见着了,是罗振玉介绍的。两人一见如故,结为至交,其时沈曾植已65岁。谈话无拘无束,沈曾植半开玩笑地说:“先生做学问,喜欢自己定题目自己做;何不多定几个题目出来,好让我辈也消遣消遣呵?”说完相视大笑,气氛十分融洽。谈到学问的节骨眼上,沈老先生常有惊人之语,王国维感佩系之。可巧沈先生是浙江人,浙江嘉兴。老乡见老乡,惺惺惜惺惺。沈某是光绪进士,清末在安徽当过布政使;张勋复辟时曾任学部尚书,自认为清末遗老,这就跟王国维更贴心了。居沪期间,王国维常去沈府“讨教”,相互切磋。

沈曾植(1850——1922)

 

在上海呆了一个多月,到了4月下旬,又带着长子潜明,随罗振玉到日本去了。妻子此时在哪里?她留在海宁了,已怀孕数月,正等着生孩子。到了817日,她为王家生了一个儿子,叫慈明,这是第五个儿子。虽说多子未必多福,但生命的悲观主义者,生命力却如此之旺盛,生命的确是一个矛盾,的确是丰富。慈明呵慈明,你是否“明白”父亲这一点慈悲呢?

学术生命力也同样旺盛。《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不期敦盖铭考释》,《三代地理小记》,《胡服考》,《古礼器略说》,《生霸死霸考》,一篇篇出来,刊入《国学丛刊》中,其说往往戛戛独造,蹊径独辟,见解独到,为文又十分简练。

神田喜一郎(1897-1984)仰慕王国维的才学,他正是这年春夏间与王国维相识的。神田后来回忆说:他是在大正四年(1915)3月左右与王国维先生相识的,当时他祖父曾托罗振玉及内藤湖南先生书写家藏《隶古定尚书》的跋文。有一天,祖父让神田喜一郎带几本书送给寓居洛东净土寺村的罗振玉,就在这一天他第一次碰上了王国维。王刚好来造访罗振玉,神田深感荣幸,能在这里遇上大名满天下的王国维。临行时,王国维把他的诗集《壬癸集》赠给神田的祖父,托神田转交。神田说,他这一次也认识了罗振玉的次公子罗福苌先生,这是个眉目清秀的美男子。而王国维呢,则是风采质朴。两个人风姿如此迥异,给神田以极深的印象,永生难忘。后来他就常找机会去请教王国维。当时神田只是高三的学生,与王国维的交情还谈不上,但那时候,他正年轻好胜,深受以内藤、狩野两先生为中心的京都大学新兴的汉学研究的强烈刺激,所以对罗振玉、王国维两位先生的才学,无上仰慕,并且为能认识这两位大师,很是得意。

 

 



[1] 鲁迅:《热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05页。

[2] 孙敦恒:《王国维年谱新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8页。

[3] 柯劭忞(shàomín1848-1933),字凤荪、凤笙,号蓼园,山东省胶州市大同村人,擅长史学。用30多年时光,编著《新元史》。民国三年(1914)袁世凯开设清史馆,他负责总阅全稿,代理馆长,干了14年,推出《清史稿》。

《失行孤雁:王国维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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