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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 蔡元培三顾茅庐

[更新时间]2009-06-26 19:27:05 [字数]4443

 

910 蔡元培三顾茅庐

 

不久北大再次来聘王国维。王国维又辞谢了。理由是上海脱不开身,但他没提在哈园任教的事。哈园中,哈同夫妇七夕贺寿,王国维也得出来应酬,为什么就不能双手一背“踱往”北大呢?

日本方面也来聘王国维执教,王国维担心当局未必能通过,便婉言谢绝了。发聘的是日本京都大学的内藤虎次郎。

1111日,协约国与德国签订休战条约。一战1914年至今已4年多,现在结束了。

一次大战阻挡了王国维、罗振玉赴西欧的计划。这是直接后果。远期效果,则引起王国维等对西方文明的怀疑和不信任。

王国维认为,欧洲近代科学可谓登峰造极,可是人欲也跟着达到顶点,这次大战就是西方政治爆裂的时期,不会太短。沙俄灭掉后,苏维埃“过激党”当权,此祸将要降临中国了。

就是说,西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王国维是一概不喜欢。说资本主义人欲横流,社会主义过激,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人欲横流,不用说了。“过激”,则共产党也有自我批评,叫做“极左”。但王国维所谓东方之道德政治,莫非就体现在慈禧太后和溥仪逊帝身上吗? 1919年,南北政府在上海议和,南北军阀乘机割据地盘,侵吞英美法日四国银行团的所谓贷款,王国维感慨系之,说:时局搞成这样,是西方人几百年来讲求富强的结果呵:要是世界人民将来还能幸存一些,那就非得采用东方的道德与政治不可。

是否可以划在新儒家的圈子里呢?

道德良心是可佩的,政治方略则一点没有。怀念周公,救不了国。学术革命,意义有限:限于注疏考证,于新文化之灵魂上则无着落。所以,对王国维的学术革命,其意义不可高估,新文化新学术所最需要的,恐怕还是一种新理想、新理念,要继承东西一切文明成果,熔铸中华民族新品格。搬周公,不是办法。准确些说,不是上策。因为周公还是可以搬的,可以请出来的。但问题是请这位老公公坐在哪里。你说要让他坐龙椅,周公自己也未必高兴,他要活到现在,天晓得他脑瓜里会想些什么。他也许对总统的靠椅感兴趣。我们的溥仪大帝都对洋人毕恭毕敬了,象周公那样的雄才大略,他能不审度一下时势?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公活到现在,兴许就是孙大总统孙文先生呢。当然,王国维可以说:“我说的是周公那一套制度,不是周公其人,更不指他活到今天又会如何。”要是这样,此话头则可按下不提,要等王国维把周公建制的本意考证出来再说。从文章上看,王国维好象已经把周公本意考证出来了,周公是针对殷商之弊,顺应时势,革故鼎新,制定周制。但把它套到几千年后的今天,恐非周公本意了吧?至少还得考证一下。

仗打完了,战胜国要分赃,在巴黎开个和会,和和气气分赃,英美法意日都来,中国也来,巴黎风景不错,艾菲尔铁塔、凡尔赛宫,好气派,听听《马赛曲》也不错。但是中国人说:“我们要取消二十一条,要取消列强在华特权”,洋大人就不答应了。

弱国无外交。

中国老百姓气得要命。

终于到了临界点,巴黎和会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中国人气得吐血。学生最不要命,上街示威游行,北京学生带头,191954日。北洋军阀政府出兵镇压。

63日,上海工人大罢工。

王国维正在上海。哈园的课也上不成了,因为很快就全市罢课了。王国维“心绪恶劣,毫无作为”。他担心“新思潮之祸必有勃发之日”。

不管怎么样,如此乱世而竟能潜心读书,王国维是让人佩服的。伯希和的《摩尼教考》、佛家的《大云经》,等等,此时他读得正来劲。读了伯希和八年前的就职演说,知道西方人在东方学术研究方面进步很大,于是想写一篇《西胡考》,把古书中谈胡人的资料集为一书。

王国维觉得伯希和的就职演说,对学术关系极大,就把它译出来,附上译后记,寄给《东方杂志》,说:“请给稿酬40元。”但杂志社只答应给20元。王国维一怒之下,索回原稿。

译文虽没发表,《西胡考》3000言倒是写出来了。受伯希和的启发,这篇文章转向了西北地理研究。罗振玉的二儿子罗福苌帮了一点忙,因为小罗精通梵天文字。又熟悉西夏国语,当时正在上海养病,跟王国维常有往来。

9月份,王国维又得了脚气病,此病20年未发了,这次重犯,仍很厉害,他怀疑是上海的一种地方病,于是打算到天津去养病。因为罗振玉在天津的新居已经盖好。

10月初时,病有好转,他又不打算去天津了,因为往来开销比较大,他这年经济上亏累不小,心想可不去就不去吧。

这时有一件高兴的事:王潜明考取了海关职员。王国维信告罗振玉说:小儿身体已检查过了,铺保也找好了,下星期一潜明就上班了。我这个儿子心地并非不灵敏,也很专心,做事肯努力,此次学潮他虽没过问,但跟同学办了一所义务小学,事务都由他处理,办这种无益的事,太可笑。这次谋得一个职业,有所归属,是一件大好事。但愿他以后能循序而进,一生的幸福能比我辈多一些。

然而脚气病仍不见好。只得去天津了。不想在去天津途中,病竟大体好了。要真是上海的地方病,何不早应蔡元培之聘,到北京去呢?

现在应聘也不晚。但是在天津期间,却认识了升允,是罗振玉介绍的。升允是溥仪的顾问,对王国维的才学大为推许,后来就是这个升允推荐王国维做了溥仪的南书房行走。

病好后,于1112日回到上海。这个月,第六个儿子王登明出生了。尚明轩主人的儿子,明明无尽,灯灯相接。只是潘夫人辛苦了。

对长子王潜明特别关注,这两年父子通信颇多。潜明在海关任职,大概是天津海关。1920年巴黎和会后,天津舆论大哗 ,王国维在2月份给潜明去了一信说——

天津闹事闹得怎么样了?其实,以后各国都会自顾不暇,我们在外交上不致于有吃亏的事了。那些人鼓噪闹事,其中实际上是过激运动,附和者自己都不知道。你们以前的主张都是为虎作伥,助其声势。前些日子看了你和你弟弟的信,看来你们已明白了一些。你们可得明白:我的观察不会错。

所谓“过激运动”,王国维指的是倾向共产党这一边的人。当时俄国革命成功,影响及于中国,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正准备建立共产党。

他自己在哈园的情况,也常信告潜明。有封信中他谈到哈园帐房娄某人亏空各处几万元,逃走了,学校将有变故,他明年会多讲课,编辑的事做不成了。——从这些信可以看出,王国维对子女还是很关心的,自己的事也愿跟子女们说。也许是因为子女大了吧。小时候似乎管得少一些,主要由潘夫人关照。

7月份,给潜明的信中又劝告儿子说——

你在天津既然事情不多,无论西学还是中学,你都可以挑选一门学习学习。每天读书也不在多,有一两个小时,积少成多,成绩自然可观。这种事情,一方面可以修身养性,遇到有用时也可以用它来谋生。要是自己放松了,那么几年后,就会象你自己说的,只能记阿拉伯数字,只能记船名地名了,那对自己是很危险的。

修身养性——学术的纯洁性;谋生——学术的功利性。这两个方面讲得很实在。早年谈学术,力主其纯洁性,瞧不起功利。人到中年,已届不惑。44岁了,不久,又有第四个女儿出生,叫“通明”,可惜5月出生,9月便夭折了。

通明之后便是端明,第五个女儿,192281日生。能说尚明轩之“明”,与端明、通明、潜明、贞明……无关吗?

关系大有。不过,女性在王家的运气,似乎差一些。女儿夭折者,已有两位。

尚明轩主人双眼也有不亮的时候。读书太使劲了吧,1921年,得了十几天眼病。

他眼睛本来就近视,架着眼镜。

有人去仓圣大学听课,这样描述道——

仓圣大学名义上的院长是哈同夫人,校长是姬佛陀先生,实际主持校务的却是孙学濂先生。仓圣大学的开学仪式是特别值得一记的。照例,校长在最前头,教务长在校长侧面,接着是王国维,王益吾,宋澄之等重要教习,他们的装束都很古怪。王国维先生的大名,我在小学读书时已经久仰,他短短的身体,嘴上留着八字胡须,瓜皮小帽,缀有红帽结,后面拖着一根长辫子,这是他的特别标记。十足的满清遗老,最引起同学们的注意。

“有人”就是蒋君章。蒋君又说——

王静安先生的学问,直到现在还被大家赞佩,我曾在窗前听他讲学,只见他双唇上下翕动,声音细小,咫尺之间也听不清楚。

也许口才平平?

诗才却奇卓。日本友人富冈谦藏于1918年病故时,王国维赋哀诗一首曰——

 

摇落孤生本易伤,

穷冬急京去堂堂。

亲知聚散随流水,

文献凋残到异方。

豪气未应浇酒去。

奇书须遗凿楹藏。

海西一老同垂涕,

千载唐音待报章[1]

 

蒋汝藻有一个藏书处,叫“密韵楼”,又称“传书堂”,藏书不少。先前曾请王国维校编书目,王国维有点懒散。1920-1922年间,他勤快起来了,花大量时间去密韵楼索书编校,经史子集无所不窥,无所不校。蒋君也就是蒋孟蘋 ,孟蘋是蒋君的字。

蒋君早年曾与王国维、罗振玉同在清廷学部任职,但互不认识。辛亥以后,蒋君回上海经商,大肆搜罗南北古书,加之他祖上有遗传典籍,有的流散了,他也一一搜讨回来。于是有请王国维君,王君也乐得“修身养性”与“有用于治生”相结合,蒋某出点钱,王某出点力,编校的事一拍即合。王国维为此写了一篇记,称颂蒋某古君子之风——

为人子孙能象孟蘋这样子,可称得上能传书了。我听说百围之木不生于堂密,寻文之鱼不产于潢污。象孟蘋这样生在藏书之乡,又生在藏书之家,他对经书古籍是心中喜欢而又尽力传承,这本来就不是偶然的。所以,书虽然有存有失,但这种传书的精神,却是千年不灭的。这么说,蒋氏三世之精神风尚,传个百把代也是可以的了。

不幸,蒋孟蘋的经营后来搞砸了。不过仍可取王氏之说:其传书精神千年不灭。

这边正在编校藏书志,那边又派人来传聘书。北京大学又派马衡来,再次邀请王国维任文科学教授。于是在192126日复了一封信,说:等我在南文把藏书志编校好,再北上吧,那时可以略谢诸君雅意了。

其实王国维还有一些理由不北上。这些他在给罗振玉的信中倒是讲了:在上海住久了,各方面关系很多,经手没了结的事越来越多,儿辈的学业又多在南方,自己又有怀乡之念,搬来搬去很困难。

一年后他给马衡去信,把这些原因都谈开了。但罗振玉一直是主张王国维北上的。

1922731日,北大张嘉甫又捎来马衡书信,还有北大赠送的脩金200元。

三顾茅庐,又加礼金,不好意思不去了吧?

这一次是请他到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任通讯导师。人还没到任,酬金先发了。

其实是礼金。王国维不接,说道:“无事而食,深所不安。”心里却想着民国和大清的名分。张君只好把钱如数带回去。

王国维的名气,于此可略见一斑。

马衡给张君传达校长旨意说:“谁要你送酬金啊?王先生不当民国的导师,他自认大清遗老,只答应担任北大的通讯导师。这200元是通讯用的邮票费。”张嘉甫只好再跑一趟。这一回收了:“你们这位校长真懂事啊。”王国维高兴了。

蔡元培

 



[1] 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4卷,《观堂集林》第24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12页。

《失行孤雁:王国维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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