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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再奏《论政学疏》:以西学论证中国道统、学统

[更新时间]2009-06-26 19:35:17 [字数]3083

 

106 再奏《论政学疏》:以西学论证中国道统、学统

 

王国维不是主张学术独立吗?溥仪怎么能成为他学术生命的象征呢?

这就要看看他另一篇奏折了。据《袁谱》,这一奏折写在前一密奏之后,可以认为是王国维关于皇权和学术之关系的一个新主张。这篇《论政学疏》大概写在19245月份。《疏》曰——

“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1]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光绪中叶,新说渐胜,逮辛亥之变,而中国之政治学术,几全为新说所统一矣。

“而原西说之所以风靡一世者,以其国家之富强也。然自欧战以后,欧洲诸强国情见势绌,道德堕落,本业衰微,货币低降,物价腾涌,工资之争斗日烈,危险之思想日多,甚者如俄罗斯赤地数千里,饿死千万人,生民以来,未有此酷。”

那么对中国的影响如何呢——

“而中国此十余年中,纪纲扫地,争夺频仍,财政穷蹙,国几不国者,其源亦半出于此。尝求其故,盖有二焉:西人以权利为天赋,以富强为国是,以竞争为当然,以进取为能事;是故其奇技淫巧,以肆其豪强兼并,更无知止知足之心,浸成不夺不餍之势;于是国与国相争,上与下相争,贫与富相争。凡昔之所以致富强者,今适为其自毙之具,此皆由贫之一字误之。此西说之害,根于心术者一也。”

由此可见许多中国新潮派为何来一个由西向东的大转弯,“嗡”的一声又转回到原来的立足点上。他们飞到西方,一看,“呀,怎么得了,还是飞回去的好”,于是又“嗡嗡”回来了。眼见为实,他们看见了明摆的事实:西方不是极乐世界。求生西方是一个错误。这样又想起了祖宗的道统。但祖宗道统是否真象他们说的那样,则又另当别论了。

且听王国维论说——

“中国立说,首贵用中。孔子称过犹不及,孟子恶举一废百。西人之说,大率过而失其中,执一而忘其余者也。试言其尤著者:国以民为本,中外一也。先王之不能自治也,故立君以治之;君不能独治也,故设官以佐之;而又虑君与官吏之病民也,故立法以附制之,以此治民,是亦可矣。西人以是为不足,于是有立宪焉,有共和焉。然试问立宪、共和之国,其政治果出于多数国民之公意乎?抑出于少数党人之意乎?”

这些问题提得很好,是从事实出发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也提过此类问题。不过结论不一样。王国维继续分析——

“孔子言患不均,大学言平天下,古之为政,未有不以均平为务者,然其道不外重农抑末,禁止兼并而已。井田之法,口分之制,皆屡试而不能行,或行而不能久。西人则以为不足,于是有社会主义焉,有共产主义焉。”

大同的理想古已有之,现代所谓大同不是凭空而起。但古今之大同,又各有差异。所以大同理想是要不断探索、不断更新的。重要的恐怕还是要合乎民心、合乎生产之需要,合乎时代之要求,能使社会发展,民众幸福。所以要研究具体做法——

“然此均产之事,将使国人共均之乎,抑委托少数人使代理之乎?均产以后,将合全国之人而管理之乎?抑委托少数人使代理之乎?由前之说则万万无此理:由后之说,则不均之事俄顷即见矣。俄人行之,伏尸千万,赤地万里,而率不能不承认私产之制度。则曩之汹汹,又奚为也。”

王国维实际上是紧跟时代、独立思考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就是为了纠偏,不然新兴苏维埃政权岌岌可危。大概可以这么说:王国维出于学者的良心、研究的公心,是力图实事求是考虑问题的。即使你说他复古,那他也是在摆脱了私见、或力图摆脱私见之后,也即从民众幸福、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研究问题的。马克思列宁曾以同样的态度评价资产阶级革命家和思想家,认为他们并不是从资产阶级的私利出发,而是从人类利益出发的。原则上,这种评价方式适合于一切社会革命家和思想家,也适用于孙中山、王国维。但是从抽象的人类利益出发,这并不排除他们实际上可能维护的恰好相反:只是某一集团的利益,所以实际上还是有私见的。

有趣的是,王国维是以西学驳斥西学,以西学来维护中国道统——

“抑西人处事,皆欲以科学之法驭之。夫科学之所能驭者,空间也,时间也,物质也,人类与动植物之躯体也;然其结构愈复杂,则科学之律令愈不确实。”

这明明是康德在说话。《静安文集》即使烧了,西洋思想却烧不掉。印在脑袋里的东西,怎么能跟着书本烧掉。既然所谈的科学只是康德那一种,那下面的话也就言之成理了:

“至于人心之灵及人类所构成之社会国家,则有民族之特性,数千年之历史与其周围之一切境遇,万不能以科学之法治之。而西人往往见其一而忘其他,故其道方而不能圆,往而不知反,此西说之弊,根于方法者二也。”

西学一是心术不正,二是方法不圆,其弊在此——这不是王国维的创见。那么中学有没有弊呢?王国维早年是谈过中学的毛病的,《静安文集》中就谈过。不过现在不愿意揭祖宗的疮疤了。特别是给吾皇上书,得维护祖宗才是。殊不知“吾皇溥仪”也早已穿西服、吃西餐、讲English、读《新青年》、剪辫子了。古人云:“苟非其人,道不虚行”,硬要向溥仪布道,这本身恐怕就不是祖宗的家训了。所以王国维本人好像首先就忘了古训,忘了家风;何况他的论据又是康德那一套,是洋货。这和溥仪比起来,如果不是半斤对八两,也是五十步笑百步。

下面的话更是搬出洋人来论证——

“至西洋近百年中,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之进步,诚为深邃精密,然不过少数学问家用以研究物理,考证事实,琢磨心思。消遣岁月斯可矣,而自然科学之应用,又不胜其弊。西人兼并之烈与工资之争,皆由科学为之羽翼。其无流弊如史地诸学者,亦犹富人之华服,大家之古玩,可以饰观瞻,而不足以养口体。是以欧战以后,彼土有识之士,乃转而崇拜东方之学术,非徒研究之,又信奉之。数年以来,欧洲诸大学议设东方学讲座者以数十计,德人之奉孔子、老子说者,至各成一团体。盖与民休息之术,而长治久安之道,莫备于周孔,在我国为经验之良方,在彼土犹为对症之新药,是西人固已憬然(醒悟)于彼政治之流弊,而思所变计矣[2]。”

说西方要借鉴东方,还说得过去;说西方人要变成东方人,说一切法宝莫备于周孔,这话本身是否符合周孔本意,就值得研究了。倒是考虑“民族之特性、数千年之历史与其周围之一切境遇”,这话似乎还比较“中庸”,不太过,也不那么“不及”。好像忽而一下子又忘了祖宗,忘了中庸,似乎西方人只有走周孔一路了,这不是“见其一而忘其他”、“举一而废百”,正好犯了西方人不中不庸的毛病吗?这未免太西化了。别忘了,王国维写《殷周制度论》,是把周公看作最伟大变革家的,中国的事情,本来也是像周孔所做的那样可以变化的。

主张回到周孔的那些理由,原来也是一堆洋道理。可见周孔究竟主张如何, 可能见仁见智。我们很容易以假当真,要是这样,周公孔圣会出来打板子的,不肖子孙呵该打。也许不兴周孔那一套的,反而没有如此不肖,因为他们至少不把自己的私见、新见冒充为周孔之言。何况还搬出洋人来,似乎洋人更能证明周公孔圣有道理。为什么不考虑一下洋人的“民族之特性,数千年之历史与其周围之一切境遇”呢?孔丘者,“圣之时者也”,很识时务的。

因此,说王国维想“复古”,可能是栽赃。他也许并不是真想复古。

他早年主张的学无中西、无新旧、无有用无用,是多么纯粹,多么专注,多么中庸,多么洒脱。可惜啊,放弃了。还不如复古,回到自己青年时代的好。不然太革命了,革了自己青年时代的命,反而变得暮气沉沉。

 

 



[1] 泰西,极西,泛指欧美。

[2]袁光英、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21-422页。

《失行孤雁:王国维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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