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新世纪也有8个年头了。邓小平当年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已经实现了。这种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就是中国新中产阶级。他们赫然登上了新世纪舞台。他们的“突然”出现及其闪亮炫目，使得中国人几乎不大相信自己的眼睛，一时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处置与言说。有人认为他们仅仅是“虚拟的群体”，有人认为他们有“产”无“级”，有人称他们是“中产阶层”或“中等阶级”、“中间阶级”。质言之，人们考量的是他们有无同质性？有无阶级归属感、认同感？有无核心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但是，无庸置疑的是，无论是从硬性指标还是从软性指标上评估，中国新中产阶级是指从事脑力劳动的“白领”，主要有民营企业家、公务员、高级知识分子等，具有很高的专业知识和职业能力以及“中等”的家庭消费能力，能够管理和支配工作对象，有着良好的公民意识和道德修养。从经济、政治和文化地位上看，他们都处于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中间水平。
中国新中产阶级是在贫瘠的经济基础上、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在由政治社会向经济社会推进的阵痛中发展壮大起来的。他们的崛起显示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功绩，表明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威力与前景。他们的崛起与一个强大的中国在世界的崛起同步。在他们骄人的业绩和巨大的声誉背后，既有强壮中华民族赶超世界发达国家的梦想，又有脚踏实地、点点滴滴、任劳任怨、顽强拼搏的血泪史、奋斗史，乃至屈辱史。他们知难、知勇、知耻、知爱。他们不满足于现状，不得过且过，也不搞自以为是的幽默诙谐，因而他们也就不需要任何出自同情的怜悯。尹丽川的《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就是这种不满现状、不断追求的文化诉求：“再温柔一点再泼辣一点再知识分子一点再民间一点”。他们既不做“上层”的喉舌，又不当“底层”的出气筒。他们在“中间”的位置上坚守自己的领地，恪守自己的文化身份，以独立的姿态，左冲右突，出入上下。他们关心弱小、傲视强权、抨击阴暗、从善如流。如白鸦的《刺猬》，对很不起眼，乃至比较扎眼的刺猬也能那么严重关切：虽然已经听不到它的声音了，但还是能想象出它的“细微的喘息”和“冰凉的想法”。也就是说，中国新中产阶级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精神上都具备前所未有的“人文中坚”的中产阶级特质。
如果说“物质中产”难以定量的话，那么“精神中产”则是可以定性的，那就是我在这里首次提出的“中产阶级性”，即介于激进与温和状态之间的具有左派倾向的“精神中产”，它首先是人文的。而“中产阶级立场写作”所体现的正是这种难能可贵的“中产阶级性”。这种人文的“精神中产”，由于有着共同的精神诉求与艺术追求，不约而同地写出了具有相同或相近风格的诗篇。他们不是靠制造事件起家，不拉帮结派。他们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一个写作群体。他们正在形成一股强势的写作力量。这种从汉语内部生成的、鲜活鲜明的、直接自信的、独具“中产阶级立场写作”的现代汉语诗歌，在以下几个方面体现了它出众的风格特色。
一、反对伪先锋
中产阶级立场写作首先要做的工作是收拾诗歌现场的残局，旗帜鲜明地反对那些诗歌之敌，那些遍布诗坛的伪抒情、伪叙述，伪民间、伪知识分子，伪“下半身”、伪“代际”等伪先锋。这么多的诗歌 “伪”敌，制造了不少热闹的诗歌假象，衍生了许多畸形的诗歌怪胎，严重破坏了健康的诗歌生态。
人们在叙述和归纳近年来的诗歌时，总是把主要精力用于对诗歌环境变化的考察上，而且，首当其冲的就是诗歌与市场的关系。这有两派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诗歌与市场之间是不可通约的，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诗歌市场化还不够成熟。这种貌似彼此冲突而实则彼此之间互识互证的观点，似乎都在指明新诗成也“市场”败也“市场”。总体来说，20世纪是一个经济短缺的世纪，因而20世纪的诗歌大都建立在相似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之上；但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而诗歌当然要受到它的严重影响；但是，如果一味地把诗歌的发展与其显在的外部影响联系起来，进而忽视影响它的深层次的潜在因素，那就看不到诗歌发展的症结所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诗歌也是处于市场的考验之中的，诗人身份也是像今天这样混杂、暧昧，诗歌的“公共空间”也大于“国家生活”；也就是说，近年来诗歌的生态与之相类似，都是诗歌与市场的纠缠，但是，我们却不能简单地说，近年来的诗歌是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诗歌的重返，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看待两者之间的差异呢？显然，这是用诗歌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回答不了的。不少人把诗歌的弊端都归咎于诗歌和社会的市场化。殊不知，这种认识的肤浅在于，它只看到市场可能使诗歌成为市场的奴隶，而没有看到市场同时也能激活和丰富诗歌。质言之，对诗歌而言，市场是一把双刃剑。据此，我们再也没有任何理由把目前诗歌的病弱归咎于与之唇齿相依的市场化、全球化，乃至后现代了。我倒以为，由于伦理维度的阙失导致了现代汉语诗歌写作出现了四种病相，四类“伪先锋”，即低俗化的欲望狂欢写作、空洞化的城市写作、美学策略化的“底层生存写作”和沉迷传统精神的“向后看”写作。下面，我们就来进行具体评议：
1、低俗化的欲望狂欢写作
现代汉语诗歌写作中争论得最多的问题莫过于欲望化写作。欲望狂欢往往是现代汉语诗歌欲望化写作的主要表现。“狂欢”原本是对达官贵人的嘲讽与否定的民间仪式，追求的是自由民主精神。可是，当前诗歌领域里的“狂欢”话语，表现的却是对弱势人生的“恶意幽默”。这种价值错位，是与人道精神向背的。更有甚者，有的欲望写作已经冲破了人类文明的最后底线。比如，已经为人诟病的以宣泄快感为旨归的“下半身写作”。“身体写作”本来与“身体政治”有关。因为，被革命、政治和阶级叙事捆绑的身体确实需要解放，身体理论学的确需要重新建立。但是，“下半身写作”是以呼唤人性为借口而极端地大行只要“身”而不要“心”之事。“下半身写作”更多的是一种传播学的策略。它所谓的“下半身”并非就是作为后现代社会唯一的权力颠覆者的身体，因为它未必相信“肉体中存在着反抗权力的事物”。其实，“下半身写作”的审美诉求依赖的是享乐、轻松。这就必然导致崇高感含量的降低。而崇高感的缺失意味着人们对美将不会再怀有敬意；而没有了敬意的美将何以为继？没有了美的人生又将是何等灰暗与平庸！审美诉求一定要以伦理认知为约束，不然的话，就会走向审美的反面。现在，有人已经提出了告诫，别把流氓耍成流派！这种提醒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新世纪当然会有新体验，当然需要新的主体建构与诗歌书写。但是，新近出现的系列“恶搞”事件又使得诗歌有可能进一步滑向低俗化。
2、空洞化的城市写作
与欲望写作相关的是城市写作。随着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现代城市在中国大地纷纷崛起，与之相关联的城市写作也就开始大面积的复兴。尽管晚清就有现代城市诗歌的出现，但是我们对城市以及城市文化却知之甚少。而城市无法通过自身产生意义，须假借乡村维度来彰显自己。城市诗歌的主体，要么是“城里的乡下人”，要么是“乡下的城里人”。城市诗歌至今还没有形成一种文类。也就是说，在城市写作中，城市被简单地处理成了“欲望”和“物质”的代名词，内里匮乏城市感性和文化指向。其实，“网络诗歌”的主体就是城市写作，但其“行为主义”却表现出道德虚无的、放任自流的不良倾向。这种寄生于新传媒的、新形式的诗歌及其广泛影响，应该引起我们严重关切。这些城市写作，表面上已经从各个层面关注到城市发展带来的弊病，但究其实质依然是用西方少数作家的观点作为普遍性原则，一方面拒绝道德承担，另一方面仍然没有排除上个世纪种种现代性神话的幻象和危机；也就是说，由于没有切实地研究新世纪中国城市在大规模快速发展过程中的真实状况及其实质，所以新世纪城市写作依然没有解决好诗歌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的关系问题，难免有空洞之嫌。
3、美学策略化的“底层生存写作”
新世纪出现的“底层生存写作”与知识分子在新世纪的命运和纯诗的危机密切相关。在“文化与公共性”日益凸现的新世纪，知识分子不再能够像以往那样扮演社会精英的角色，“文坛”不再是精英的讲坛，写作似乎成了“文人圈子”内部的事情。诗歌的精英意识和历史功能进一步淡化。知识分子似乎正在从广场悄然退出，退回到自己的书房里、电脑前。而一些处于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与一些来自乡村的“打工仔”、“打工妹”一道苦心经营“打工诗歌”，在反对诗歌里已经僵死的技术主义的同时，又“现身说法”讲出自己真实的生存状态；表面上，是要以草根的精神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处境，但实际上，一味地展示血与泪，有点像当年的伤痕文学，只不过，一个关心的是现实，一个垂顾的是历史；但都因为过多的不幸呈现使得诗人们在不幸的故事里沉溺而无法“转身”。这种“再现式的写作方式”使得诗人们几乎陶醉于一个个悲情的故事而忘记了“道义责任”。当年臧克家就以着力为不幸的一群雕像而知名，但他是把“坚忍”与“苦斗”结合在一起来处理的，并非“无抵抗主义”。而我们今天的“打工诗歌”里只有惹人同情的“坚忍”像臧克家笔下的“老马”那样，打工诗人有“像狗一样生活”的哭诉，但是它们缺少了臧克家的“苦斗”风骨。这种状况我们不妨称之为“伦理羞涩”。据此，与其说“底层生存写作”强化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伦理，不如说它已经弱化了。“打工诗歌”变成了“打工族”的哭诉状。它们的社会文献学和文化学上的意义几乎淹没了它们的诗歌意义和美学意义。倒是一些广义的“打工诗歌”显示出一些启蒙姿态，但还是玩了一把“道德隐身术”；比较起20世纪的“平民诗歌”来，其理性精神要淡薄得多。同“打工诗歌”一样，近年来的“乡土书写”，在呈现底层生存苦难的同时，都没有很好地超越古老的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仍然在为寻找或建立其合法性依据而战斗，“暴力美学”的痕迹依然很明显。
4、沉迷传统精神的“向后看”写作
也许是出于对全球化语境下中国诗歌命运的反思，过去我们全盘向西方学习而几乎把自身的传统资源给抛弃了，留下很多“后遗症”。近年来，有人在思考：我们是不是要适当地调整一下我们的诗歌策略，来一个诗歌战略上的“大转移”、“大撤退”，以便从我们伟大的文化传统中汲取诗歌营养，从而达到强壮我们民族诗歌之目的。因此就有了一批对传统文化迷恋的写作。它们要么化用中国传统文化来精研自我的存在，将禅味、本土意识与口语结合在一起；要么传承中华民族诗歌传统的伟大品格及其道德力量；要么追寻“郊区道德文化”理想。实质上，这类“向后看”写作对中国传统伦理德性的推崇，是想在当下道德秩序迷乱的情形下，寻找并重构那种确定性、内在性的伦理资源；是对当下铺天盖地的“流动的现代性”的省思。但是，我想，如果仅仅只是把传统资源作为全球化语境下诗歌想象贫乏的一种弥补，诗歌写作不能面对现实，不努力去解决现实矛盾，那么这类诗歌将是何等的贫血与黯淡！这些以开掘本土资源为特色的写作，本想以传统文化来消解时尚文化，抵御全球化带来的消极影响，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不想却因过分追求传统审美情趣，而使得自由感觉稀薄。这种“复古的空气”导致近年来诗歌写作走向越来越狭窄的道路。因此，应当寻找一种的新的主体精神，从而走出我们在20世纪初曾经花大力气所策反的“超脱”与“虚静”。
当然，中产阶级立场写作也要反对在中产阶级立场写作中可能出现的“伪中产”，即那种具有右派倾向的“精神中产”，也就是那种常常为现代中国人所不齿的“中产阶级趣味”。
总之，这些写作的通病就在于它们不能够常态地对待现实，而是扭曲诗歌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要么故意夸大现实矛盾，凸显悲剧氛围，从而使自己崇高起来、英雄起来；要么回避现实，用文化和所谓的“神性”把自己装扮起来，以沉默、冷漠的方式消极地反抗现实。
二、干预周边事态
由于中产阶级处于上层与底层之间，上层的矛盾、底层的矛盾、它自身的矛盾和它们之间的相互矛盾都汇集于一身，因而是各种矛盾交汇的最中心，当然也是各种矛盾得以缓冲的地带。这种独特的位置决定了中产阶级必须肩负起解决这些矛盾的历史使命，因而也就有了干预现实生活的可能性、紧迫性和重要性。是历史选择了中产阶级，是社会矛盾选择了中产阶级，当然，也是中产阶级的自我抉择。而其他的写作力量因为不在社会矛盾的中心，认识不到社会矛盾的真正所在，所以不得不处在边缘地带，躲在个人的小天地里自我玩味、孤芳自赏，要不就对社会进行假想，出现如我刚才所谈到的种种诗歌假想敌。这就有了诗坛上那么多无事生非的“乱象”。
诗歌本无权力可言，可是，现如今却成了某些人争权夺利的“名利场”；在此，一幕幕粉墨登场的“诗歌闹剧”纷纷上演；诗歌江湖化了，仿佛诗坛也要通过“华山论剑”才能使某某成为某某帮、某某派、某某群落、某某代际、某某论坛的诗歌盟主、诗歌老大！诗坛的人文精神萎缩了。诗人们只关心自己在诗坛上的既得利益，只苦心孤诣地经营自己的诗歌地盘，自个儿躲藏在自己给自己制造的瓮里、壳里，玩文字游戏，玩分行表演，玩技巧，玩艺术，玩深沉，玩洒脱。殊不知，愚人者愚己！诗坛的力量被严重内耗殆尽！那还有什么心思和力量去干预生活，关心自我以外的事情！
本来，在科层制下，中产阶级本应该是循规蹈矩的、不偏不倚的，使其具备从事政治写作、御用写作的可能。但是，作为代表中产阶级先进文化生产力的左派“精神中产”，非但没有使自己成为政治傀儡，反而强劲地介入现实，进行卓有现实意义的中产阶级立场写作。像北魏的《新桃源》就直指中国现阶段正在推行的城镇化进程：城里的中产阶级想住到农村去，在那里买地，建“新桃源”，而乡下人则“拿着我们的人民币住到城里去”，彰显了现代人身心分离的紧张与焦虑！他提出了问题，而非为城镇化唱廉价的赞歌。中产阶级立场写作是“责任中产”，乃至对中产阶级本身也要进行现代性祛魅，剥离其文化伪装，如尹丽川在《深圳：吃了一顿饭》中写道：“你有的是房子车子，弄得我冥思苦想：/咱们为什么要在一起吃饭？”，“是不是我中毒太深？关于男人女人，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男女关系，除此，就是朋友，那更功利”。
中产阶级立场写作的干预，不是五四新文化先驱们那种人道主义式的干预，不是无产阶级诗歌那种马克思主义式的干预，不是天安门诗歌那样的政治干预，不是朦胧诗那样的“后文革”干预，也不是第三代诗歌那样的以放弃干预的方式所潜在进行的反干预的干预。如果我们把这些干预称为“深度干预”或“浅度干预”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把中产阶级立场写作称为“中度干预”。这首先是由中产阶级的特殊位置所决定的。中产阶级主张不妥协，但又不主张暴力，呼吁人们对于善意、良知和责任的发现。所以，中产阶级立场写作的干预是心态上的、精神上的、诗歌意义上的道义干预、“中度干预”。 中产阶级立场写作者不一定是事件的参与者，但必然不是旁观者，更非“蒙面人”；而总是事件的亲历者。
底层的“周边”仅仅是自下而上，而上层的“周边”也仅仅是自上而下。它们都是单向度的。而中产阶级的“周边”既可以自下而上又可以自上而下，因此其空间最大，视界最开阔。它往往以自我为原点，从中产阶级左派的价值立场出发，密切关注“周边”一切事态，绝不画地为牢、固步自封，而是对“周边”进行全方位、多向度的关照。所以，中产阶级立场写作是最有气魄、最开放、最具包容性的，因而也是最有生命力、辐射力和影响力的。
中产阶级立场写作所要干预的周边事态不是静止的、本质化了。它密切追踪、关注事态发展的全过程，试图影响事态发展的结果和性质，或者启示事态发展的动向。中产阶级立场写作的现时性、现场性、现象性、真实性、针对性与时代性是极强烈的。它绝不借口诗歌要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而对现实袖手旁观、听之任之，然后进行隔靴挠痒地评说。比如，北魏的《断桥》，诗人与出租车司机关于断桥对话与思考，表现出不同阶层的人对于历史与传统的理解是大相径庭的，而作为中产阶级立场写作者的北魏们依然坚持去“尊重一座桥”，使中华文明薪火相传下去，使“断桥”不“断”。又如，《饯行》，在与我的一次出国告别中，由国外的事态联想到我们大陆的民刊以及与之相关的体制问题，毕竟“民间的东西可以从内部/反应出一个国家的真实情况”！白鸦的《9.11》也是如此。由此可见，中产阶级立场写作所干预的周边事态不仅是横向的，国内的、国外的都有；而且是纵向的，传统的、现代的同在。
三、直接叙写
现代汉诗发展至今，尤其是中产阶级立场写作的出现，使我们能够预见到新诗发展的新动向。中产阶级立场写作是对过去新诗的反动与超越。
以往的新诗写作热衷于“间接”技艺，运用大量的意象、象征和隐喻营造诗意、诗境和诗美。象征派、《现代》派、九叶诗派、朦胧诗派等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大都如此。虽然此间也的确产生过不少优秀诗篇，但那毕竟是在农业语境下诗人心绪的反映及其美好的传达。眼下，已经时过境迁，人们一下子置身于工业文明的语境里，以往那一套“间接”的诗艺显然不足以出表现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和当下人们日益复杂纠缠的心理。虽然第三代诗派提出并践行拒绝隐喻、反意象、口语化，力图促使诗歌表现从“间接”向“直接”转变，但是他们毕竟还只是停留在旁观者的角度进行冷漠化叙说，质言之，第三代诗派还在“间接”与“直接”之间犹疑、徘徊，是一种不够彻底的、不到位的“直接”！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往那些泛滥成灾的通俗化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诗歌的“直接”显然与我们这里从诗歌技艺上所谈到“直接”无涉！因为，“直接”不是直白，也不是独语；它是简洁而不是简单，精致而不是粗浅！只有到了中产阶级立场写作这里，真正诗歌意义上的“直接”这种崭新的诗歌风尚才出现了。
中产阶级立场写作者亲临现场、直接叙写，在既清澈透明又富有深意的诗性叙述中完成一首诗的始末。中产阶级立场写作主张诗歌首先要“好读”，把读者导入诗歌情景中来，激发他们的欣赏兴趣，然后在一个个叙述的事件中、细节中、情节中、场域中让读者自己慢慢顿悟出一些东西来，一些深刻的值得思索的东西来，变最初的“好读”为后来的“耐读”！一首好诗，从作者层面上讲，要力求深入浅出；而从读者层面上讲，却是浅入深出！那些深入深出，那些浅入浅出，都是诗歌的下策。其实，这也是胡适当年对于白话诗的梦想，只可惜，包括他本人在内，人们一直没有实现这份新诗的梦想。看来，希望只有寄托在中产阶级立场写作这里了。
世上各种事件之间的关联主要是偶然的、猝发性的，不一定表现为必然的、内在的。诗人每天要遇到许多的关系错综复杂的物理事件和精神事件。这些事件与事件之间的碰撞有时会激发诗人心灵的火花。在旁人看来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件，彼此一点联系也没有的事件，在诗人那里有了“新关系”；然后，诗人力图通过“直接叙写”把它们呈现出来。
具体来说，中产阶级立场写作的“直接叙写”大体有三种技法。
第一种是链接。不管是交叉链接还是平面超级链接，都是一种指向，能够通过诗人大脑这个“搜索引擎”，迅速而直观地把由一系列复杂事件形成的“网络系统”呈现在人们面前，使得诗歌格局庞大、信息量丰富。当然，这种链接又必须是高质量的在诗歌意义上的链接。如吕约的《相扑比赛》：“你的民族主义将拔掉/我的民族主义的胡子/我的民族主义将嚼碎/你的民族主义的牙齿/你的民族主义将啃光/我的民族主义的嫩草/我的民族主义将霸占/你的民族主义的老婆/你倒地十秒/一二三四五六七/我的儿子将割掉/你的民族主义的儿子/的鸡鸡/嘘哨子响了/我们的老婆/从台下爬上来宣布/我们的儿子/和你们的儿子/是同一个儿子”。它是在一种“非领土化政治”的全球化语境下，把各种文化的公共性与差异性并置在一起，凸显文化多样主义的丰富性、生动性。
第二种是缠绕。因为事件本身是芜杂的，人们总是试图通过逻辑方法去理性分析它们、认识它们。但是，诗人是按交叉事态本身的情状把事态交叉地转述出来，不做脱落实际的条分缕析。这种还原事态本相的缠绕叙述类似于博尔赫斯笔下的“花园里的交叉小径”。如皮旦的《伪经制造者》：“它是针。针当然是真的/针制造的疼痛呢？针制造的疼痛是否也是真？/看不见疼痛也摸不着疼痛。所有看得见和摸得着的都不是疼痛/与疼痛相比，伪经简直就是真的”。在层层缠绕中，使人感受到这个世界其实是真伪难辨的、混杂的。
第三种是旋转。它必须围绕一个中心，然后向四周发散开去，以此扩大诗歌的领地，增强诗歌的表现力。正如白鸦在《可能性》中所言：“可能性很多”。我还是拿皮旦的《大树》为例，一个中心就是“大就是大，大才等于大”，由此出发延宕的诗境有：“高不等于大”、“粗也不等于大”、“老也不等于大”，“老甚至更也不等于大”。这种“直接叙写”始终不离开“大树”，把诗人对于“大树”的种种观察和认识颠来倒去，像拍电影时镜头的推拉摇移，在一种全方位的参照体系中最后得到一个全面的对“大树”的认识。
当然，中产阶级立场写作的“直接叙写”的链接、缠绕和旋转通常又是交叉综合地使用的。北魏的《一个股民对全聚德的看法》就是这样运用跨文体因素进行“直接叙写”的优秀诗篇。它以“一个股民对全聚德的看法”为支点，把国酒茅台与全聚德烤鸭以及中国股民投资链接起来，在两种品牌的表象与实质上进行反复地缠绕叙说；同时，以全聚德根本没法跟茅台比为中心论点，从茅台的“自主定价权”、“奢侈品路线”和成本低三个方面进行旋转叙写；此间，善意的反讽凸显了诗人的批判指向，“股民朋友们，要长期持有啊”，“股民朋友们，要有爱心啊”同“可我心里就是没有底”构成了言语与情景反讽。
“直接叙写”是新诗发展到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之后从诗歌内部产生出来的需要，换言之，它在这个时代的出场，既是历史发展的使然，又是新诗发展的内在吁求。中产阶级立场写作发展的趋势，扬弃了固有的诗歌观念，把“非诗”元素直接带入进来并进行当下意义上的命名，给现代汉诗带来了新质、新貌、新解；尤其是在文本写作中掺入了不少小说的、戏剧的、散文的，甚至当代流行音乐的跨文体因素，丰富了汉诗的内涵，拓展并“开放”了汉诗的语义空间，使得汉诗的鲜活性、直接性、自信性得到淋漓尽致的充分展现。没有哪种汉诗写作像中产阶级立场写作这样具有如此的多元性、包容性和创生性。如北魏的《一O五医院》、《与粮食有关的抒情》等，就是这样的在非诗的时代展开的“非诗”，就是那种非常规意义上的诗中之诗！
总之，多层次的“直接叙写”致使中产阶级立场写作的文本核心产生紧张的戏剧冲突，尤其是产生了反讽效果。这种善意的反讽，最终使诗歌建立在道义上的批判得到了有效着落和释放，并在多方位呈现中得到了多层面的解读和支持。而这显然是以往那些“间接叙述”所不具备的，也是最望尘莫及的。
四、重塑现代汉语
白话打败文言，凭借的法宝就是当年人们倡行的“言文合一”，就是要打破语言、知识和思想被少数人垄断的封建局面，变“文言亡国”为“白话兴国”。白话诗担当了启蒙、立人、兴邦的历史重任，并最终战胜了文言诗，成为诗坛正宗。正如瞿秋白随后抨击的那样，白话诗依然使用的是披着贵族外衣的新文言，也就是说，它并没有真切地实现“言文合一”的理想。其实，上个世纪的现代主义诗歌大都是这种“新文言”性的现代汉诗。相反，随后那么多的方言诗、革命诗、网络诗虽然的确是“大白话化”了，其实是使现代汉语极度扭曲了！简言之，现代汉诗一开始所树立的理想是正确的，但是在践行的征途中杀出了“新文言”、“欧化语”和方言土语，致使现代汉语变得不伦不类了。从语言学层面上讲，人们已经提出要“拯救母语”了。对于新诗而言，那种重塑现代汉语的形象就显得尤为迫在眉睫了。
中产阶级立场写作重塑现代汉语在于要充盈现代汉诗的当代性、汉语性和自足性。所谓当代性，就是要立足当代，展现它鲜活的一面；所谓汉语性，就是要同字母拼音文字和欧化语言区分开来，充分发挥汉语直接从事物中演变而来的思想、立场，以及发挥形声方块字的优长；所谓自足性，其实是汉语本身的构造决定了它的力量是十足的自信，是人与自然的浑然一体的结果。只有如此，才能完成胡适们当年未竟的事业，使得理想状态中的“深入浅出”的现代汉语在世界语言体系中更伟大、更辉煌，也更具魅力和活力。这就是中产阶级立场写作的远大抱负。
其实，在中产阶级立场写作的公共性与差异性是同时存在的；而且，它们也有一个痛苦的脱胎换骨的嬗变历程，而非一下子就“精神中产”起来。立场必须要遇到阻力，必须要有对立面方能出现。比如，过去，北魏那种忧郁而优雅、沉思而沉醉的独白与抒情，那种怀念、感恩、欣赏的价值追寻，使得世间一切的心浮气傲、走马观花、色情诱惑、方向不明都黯然失色；而最近一段时间，北魏放弃了此前那种知识分子气十足的传统风味的抒情方式和姿态，转而用自然流淌的诗性口语进行“直接叙写”。因此，北魏是中产阶级立场写作里源头性与开创性兼备的诗人。高举“解构”之旗一路狂欢的伊沙，也由此前的一味的策略性解构发展到“建构性的解构”了。如他在《回答母亲》里进行自白大胆的、惊心动魄的叙写：首先是母亲否定了做人的原则，其次是诗人更为极端的否弃甭说救火了，就连自己也不想自救了！他甚至对那些原本就是假的、没用的、不正常的东西也要解构，因为他不愿成为“用墨水污染土地的帮凶”。究其实质，伊沙所解构的是伪崇高、伪神圣、伪庄重；当然，他在解构的同时也在建构，只不过，他暂时还没有来不及告示人们他在建构什么。这就是伊沙作为中国“嬉皮士”的“痞子气”。于坚将平民化和世俗化进行到底，其诗风也由此前的灰色、琐碎与零度明显转向硬朗、整一与批判，进一步成熟起来、充盈起来。在《阳光只抵达河流的表面》中，于坚表示自己不再学“只抵达河流的表面”的“阳光”，反而要做“可靠的实体”直接坚实有力地“介入事物”，借此试图“改变世界的地形”。而《过海关》，从叙写诗人“走向海关”到“面对海关”再到“过关”放行，可以看到于坚诗歌直接叙写的完整流程，可以知道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完成第三代诗歌所没有完成的由“间接”向“直接”转变的诗学方略。于坚的这种“直接诗学”、“叙述诗学”也使他完成了角色转变，成为第三代诗人中彻底意义上的中产阶级立场写作的代表性诗人。当然，在中产阶级立场写作中，有一些年轻诗人就没有这么多的变故，而是直接进入中产阶级立场写作的现场，展示了中产阶级立场写作的朝气。比如，极富才气、灵气和正气的白鸦、皮旦、尹丽川、吕约，都善于处理复杂的人生经验，尤其是相互缠绕的精神事件，动用对话、复调和“直接叙述”策略，构成众声合唱，形成一个个张力场，使其诗歌呈现多种意义与可能。
我相信：中产阶级立场写作里有了这样的诗坛“老将”和诗坛新生的中坚力量，汉语一定会因汉诗而伟大，汉诗也一定会因汉语而辉煌。
从历时性角度观察，现代汉诗的主题发生了从建构到解构到再建构的变化；现代汉诗的主体性也经历着从历史主体、生命主体到主体性隐退再到主体重现的变换；而现代汉诗的诗语风格则从庄重典雅到口语俏皮再到无间距叙述，雅俗合流，冷热交汇。而从现代汉诗的版图和场域来看，真正具备现代汉诗精神的时空有三个：白话诗时空（包括从它这里衍生出来的象征诗、《现代》诗、九叶诗派等在内）、朦胧诗时空（包括反朦胧诗的第三代诗在内）和第三个时空就是新世纪以来从汉语内部出发的、与国际同步的、具有鲜活的、自信的、开放的、重塑现代汉语特征的中产阶级立场写作，这种写作就是“直接诗”时空。质言之，中产阶级立场写作在经历了“一次断裂”后（白话诗与古诗之间的断裂）后，经历了“两个变革”（朦胧诗对白话诗的变革和中产阶级立场写作对朦胧诗的变革）。由此，我们完全可以说，这种直接性的中产阶级立场写作是白话诗运动之后第二次现代汉语的解放运动，是对现代汉语自身发展的时代性表现出的整体不稳定进行有效的纠偏，从而使汉语的“自生性”落实到现实之中，完成了现代汉语开放形象的再塑造。在这三个时段时空中，前两种时空里的写作几乎都是在一种纯然的本土语境里的“借鉴性”写作，而中产阶级立场写作则是第一个具有“国际背景”的，也是真正有能量与国际接轨的“自生性”写作。从这个意义上讲，中产阶级立场写作是经历了两次“借鉴性”写作之后的一次彻底的“自生性”写作。所以说，中产阶级立场写作的国际性和本土性兼备，必将与国际诗歌一道为建构人类诗歌的生态美学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中产阶级立场写作是新世纪新诗重新出发之所在！中产阶级立场写作是新世纪诗歌所进行的第一场变革！中产阶级立场写作是新世纪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个实绩。中产阶级立场写作也勾画了未来中国新诗发展的版图和格局，代表了未来中国新诗的主流走向。
概言之，具有“中产阶级性”的、反伪性的、干预性的、直接性的和汉语性的中产阶级立场写作是新世纪诗歌发展的新起点、新动力、新气象、新实力和新流向！
2008年7月1日
定稿于芜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