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史不应是捏面人

　　中国“走向共和”以后，国民政府和人民政府治下的史学界，基于种种政治需要，把清末民初的历史人物当成“捏面人”，时而捏成这个样，时而捏成那个样。
　　身为大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当然不能幸免。由于他对孙中山的“上书”置之不理，再加上又代表清廷签署了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从国民党时代开始，李鸿章的名字就有点臭了。
　　到了共产党治下的人民政府成立后，李鸿章的名声更臭，几乎等于是“汉奸”的代名词。现在，同样是人民政府治下的中央电视台，却在刚刚出炉的历史剧《走向共和》中，把李鸿章刻画成一个忧国忧民、正义凛然的爱国者。
　　一夜之间，李鸿章的历史地位从九泉之下飙升九天之上，难免令人怀疑其背后是否有“政治需要”在驱动。
　　我认为并非如此。事实上，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已经逐渐摆脱过去的“非黑即白”二分法思路，开始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反思历史。
　　李泽厚、刘再复在上世纪末出版的力作《告别革命》，就发出了告别“革命史观”的呼声。这种观点未尝不是中国现在重新评价李鸿章的思想根源。
　　晚清中国政府面对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外有列强、内有叛党，可以说谁当官谁倒霉。李鸿章适逢其会，而且是清廷的擎天柱，不可能挂冠求去，临阵脱逃，必须作出不少违背个人意愿的决策，这也就注定了他是个悲剧人物。
　　在他死后两个月写出《李鸿章传》的梁启超，是第一个把李鸿章当成悲剧人物的中国知识分子。他叹道：“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原载2003年5月2日新加坡《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