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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统一的专制与独立的民主之利弊

[更新时间]2010-09-14 22:11:25 [字数]17056

第三卷 第33章 统一的专制与独立的民主之利弊

作者:文弧焰

 

中国近五百年来,思想开创和科学发明毫无建树,是中国人智商低吗?显然不是,海外华人都有获诺贝尔奖的,那么不是内因就必定是外因了,即必定是中国外在学术环境出现问题了。

 

通过与当今思想开创和科学发明最多的美国比对,我们发现在外在学术环境上,中国与美国是相差得很远的。而中国如果要造就出如美国民主自由那般的外在学术环境,可能会面临分裂的危险。

 

因为中国现时的版图,是由与中国主流文化不同的少数民族(满族)通过暴力和关系学手段得来。268年历史的满清帝国,为了统治占全国人口多数的汉族,必会与其他少数民族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利益也必会向其他少数民族倾斜,共享征服汉族的利益。

 

满清帝国是不可能有民主自由出现的,民主自由就意味着他们自己的下台,民主自由就意味着汉族的智能放大,这些都是对其非常不利,这也是其不惜闭关锁国的重要原因。

 

当大英帝国的船坚利炮,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和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将满清国门打开后,满清政府才不得不依重汉人李鸿章开展洋务运动(1860年)。而日本此时也意识到与欧洲的落后,于1868年进行明治维新。但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毕竟不同,洋务运动是经济改革,明治维新是政治改革。讲得更白一点,就是洋务运动是吸收引进西方的科技知识,而明治维新是吸收引进西方的制度(法律)知识。

 

结果,日本的智能超越中国,在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打败满清(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等)。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满清帝国又输得一败涂地。满清政府从18401900年与列强多次战争中不但割让了香港、辽东半岛和台湾等领土,签订了各种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还要战争赔偿,赔款总额达65亿两,连利息相当于满清政府每年财政收入的10倍多。

 

可见满清政府是如此的无能,造成这种无能是由于专制形成少数人统治多数人,产生的人心背向。如果有民主,万众一心的4亿多人会接受这些不平等条约吗?美国300万人用民主能打败英国专制争得独立,而满清4亿多人用专制却打不败英国的专制。可想专制斗专制就如同“黑吃黑”,完全没有人道可言,不可能得道多助。专制双方都是少道少助,比的就是双方的皇家军,英国皇家军比满清八旗军优胜,因此英国打败满清。民主有人道,可得道多助,美国争独立的大陆军是民兵性质,实质就是全民皆兵,比英国皇家军优胜,因此美国打败英国。

 

民主的美国虽曾派兵参与八国联军攻打北京,但民主毕竟有人道,发觉错了会及时纠错,若干年后美国就将收到的赔款悉数归还中国,清华大学就是用此款盖起。而其余各专制列强在对华战争中掠夺的财富,全部落袋为安,日本更贪得无厌,在甲午战争中得到辽东半岛和台湾后还不满足,几十年后更利用中国内患的弱势全面侵略并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之后再侵略亚洲其它国家,甚至偷袭美国本土珍珠港。

 

如果不是民主美国潜能的发挥,将日本打败,日本将取代满族,成为统治汉族的又一个太上皇。专制的世界就是兽性的弱肉强食世界,弱的专制就会被强的专制“吃掉”,而弱的民主不但不会被强的专制“吃掉”,反而可“吃掉”强的专制,这就是民主的力量——放大智能的力量。

 

因为,只有民主自由和权利(机会)平等所产生的个人主义,才能创造开发个体智能的研究和实验环境。汉族之所以人多势众都被少数族裔“吃掉”,都因专制制度(法律)和儒教小集体主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小集体)教化,以及权利(机会)的人人不平等,破坏了个体的研究实验环境,才使汉族智能难以发挥。本来汉族是具备智能潜质的,汉族不是低等民族。

 

满清的汉族不可能争取到民主,民国的汉族本应可争取到民主,但可惜进程太慢,以至于中国没进入民主前就给日本的入侵破坏了。而民主进程太慢的一个最大原因,就是统一这个历史包袱。

 

在中国历史中,虽然实际只占2/3时间处于国家统一,但统一的思想理念则相沿无改。中国统一所用的手段无非就是专制人治集权和集体主义关系学的方法,根本不是用民主法治分权和博爱个人主义(人权平等)的方法。

 

中国专制人治集权数千年来的长期统治,造成地区经济的巨大差异,汉族执掌政权后,使这种差异进一步扩大,汉族聚居的沿海开放地区就富裕,少数民族聚居的西北封闭地区就贫穷落后。一旦实行民主,难保这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大片国土不会独立。在统一的历史包袱压力下,又有哪一位执政者能大智大勇地胆敢实行民主呢?

 

统一与民主是推翻满清以后各届政府的两难选择,结果国民政府走了一条中间稍偏统一的路线——既追求统一又追求民主。但这样同样摆脱不了儒家关系学的中庸之道,使当时中国处于一切都是半的境地:半民主、半专制,半殖民地、半独立(自治),半封建、半资本主义。

 

而正是这一半害了中国,民主在统一的强大压力下被摆在了可要可不要的地步,在分裂面前,就可不要民主,就可用专制的极点——暴力征服去实现统一。一天不统一,民主就无限期延后,使民主成了纸上谈兵。偏偏中国当时就是军阀割据,军权无法统一;方言多多,口语无法统一。

 

后来出了个共产党,孙中山领导国民党在广州成立的临时军政府又联俄容共,建立黄埔军校并准备北伐。后来蒋介石领导北伐成功了,军权统一了,谁知国共之间又反目成仇,暴力相向,刚刚统一的军权又再分裂,一国之中竟有两个政府存在,一个是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政府,一个是共产党新创的苏维埃政府。中国始终无法统一,始终要将民主无限期押后,始终要将暴力统一放在优先的地位。后来眼见共产党军队在长征中被国民党军队消灭了,统一又露出曙光了。

 

谁知这紧要关头日本开始全面侵略中国,乌云将统一的曙光淹没,半途又杀出个“程咬金”——张学良等人在西安兵谏,软禁了蒋介石,要求蒋不要消灭共产党,要求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蒋介石同意了这些条件才被释放,中国实现了脆弱的军队和政府统一,但此时已是一个被日军撕裂的破碎山河,离真正统一更为遥远,民主进程被专制的极点——全面战争取代了。

 

用统一国土作为民主的先决条件,只会扼杀民主;用民主作为统一的先决条件,反可以民主与统一皆得,美国就是这样由13个州、统一为50个州。

 

中国在统一国土的先决条件下,是不可能民主的,因为民主就意味着可以民主分裂(独立)和可以民主统一(合并),如果只准民主统一(合并)不准民主分裂(独立),就不是民主了。民主是必定有分裂(独立)的声音,正是这种声音,才能阻吓到治者不敢将被治者的权益忽略,治者想免于分裂,除了更好地服务好被治者之外别无它法。而在专制下是有它法免于分裂的,这个它法就是硬的一手,暴力统一的一手。

 

统一国土的思想理念在中国相沿无改,则集权专制的思想理念在中国必定也相沿无改,因为统一这个概念在中国是与专制的极点——暴力征服联系在一起的。即要统一就不要讲民主,讲暴力就可以了,而讲暴力必须讲专制,所以在统一国土的思想理念下,民主不可能在中国实现。

 

孙中山在统一与民主中偏向了统一优先,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等执政者无不如是。统一优先就是专制暴力优先,结果民主在他们手中都失之交臂或根本就没有民主的打算,所谓人民民主后面都加上军政或专政二字,使民主名存实亡。只在到了台湾蒋经国和李登辉手中,在统一与民主中才偏向了民主优先,到1996年才在台湾实现了民主,结果在民主的言论自由下,要求台湾独立之声风起云涌,主张台独的民进党还在2000年击败主张统一的国民党而走上执政之位。

 

推翻满清君主专制后,在几代执政者的统一优先理念下,民主都变得不彻底。不彻底的民主就是无民主,就是专制。无民主就无法凝聚起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去抗击强大专制外敌的侵略,更无法抵抗强大民主国的公平竞争。

 

中国在专制下,使更专制的日本军国主义有了可乘之机。抗战胜利后,民主的机会再一次降临在中国人身上,但民主同样没有摆上优先的位置,优先的位置依然被统一的暴力征服取代,国共双方此时都想用暴力征服统一对方,结果在专制下,使更专制的苏联和其扶持的中共又有了可乘之机。

 

企图先统一后民主的国民党政府,既不能在中国实现统一也不能实现民主,最后还被只追求暴力革命不追求民主法治的共产党打出了大陆。

 

如果台湾继续是先统一后民主的传统理念,那么台湾永远没有民主,因为台湾永远不能用暴力统一大陆;同样道理,如果大陆继续是先统一后民主的传统理念,那么大陆永远没有民主,因为大陆永远不能用暴力统一台湾。

 

台湾在放弃统一优先下才实现了民主,大陆在坚持统一作为先决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实现民主。因为大陆只要一旦实现民主,必定有一部分人像台湾那样要求自己的地区独立。

 

传统的理念认为只有暴力征服才能统一,殊不知其实民主也能实现统一。美国是在民主下实现了统一,连欧洲也是在民主下实现了统一,所以传统的只有暴力征服才能统一的理念应该改了。

 

中国人争取民主争了近100年了,但在大陆依旧没有实现民主。当中既有统一包袱这个内因,也有邻国破坏的外因。

 

在中国人争取民主的进程中,先后受到日本和苏联的严重破坏,它们的破坏之所以得逞,正是利用了中国人统一优先这个包袱内因——只要破坏了中国统一,就能破坏中国的民主。它们为何如此害怕中国迈向民主?莫非专制的中国对其有利?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只有专制才能使生活在其邻近这大片土地上的中华民族,特别是占主体的全球最大民族汉族——难以智能发挥放大。当中国没有智能优势,人口优势就不能威胁其了。而破坏中国的统一,更能一箭双雕:雕一是令中国人愚蠢,雕二是令中国人内斗。

 

要破解别国的一箭双雕伎俩,只要放下统一的包袱,冒着分裂风险勇敢迈向民主就能破解;只要实现民主,中国人就不会愚蠢和内斗。实现民主,可能会分裂中国,但亦可能会统一中国,甚至可能会统一亚洲、统一世界也说不定。这要看民主程度及保证民主向上的法治程度。

 

至于统一包袱这个内因,主要是碍于爱面子的虚荣。推翻满清帝国了,汉族执政了,但依旧不敢实现民主,主要就是担心民主会带来严重的真正分裂,使中国的版图缩小,版图缩小使实现民主的执政者面目无光,甚至可能会被骂作历史罪人。因此没有一个执政者愿意在自己的执政期去背这个毫无光彩的黑锅,很多激烈争取民主自由的仁人志士,当他们一踏上执政者地位后,往往就却步不前,甚至将民主理想抛弃,苟且偷安地享受专制的荣华富贵。

 

统一成了汉族的巨大包袱,分裂成了实现民主过程中不能超越的雷区,只要出现分裂的苗头就要腰斩民主,几乎成了大多数中国人的共识,但大多数不代表正确。

 

统一变成了至高无上,民主变成了可要可不要,只要能统一就不惜抛弃民主而实行专制。这种认为专制统一、比民主分裂好的共识,其实是一个超常理的误区。

 

究竟专制的统一好?还是民主的分裂好?我们必须要搞清楚。

 

从历史看,蒙古族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建立的元朝(1271年—1368年统治中国),统一的版图是中国史上最大,但元朝亦只得97年寿命。统一版图第二大是满族建立的清朝(1644年—1911年统治中国),版图最大时达1200多万平方公里,清朝维持了268年寿命。元朝和清朝如此大的所谓统一版图,都是靠专制暴力征服的,但这种专制的统一对主体民族的汉族好在哪呢?

 

元朝统治者将国民分为四等,即蒙古人、色目人(西夏、回回、西域等地人口)、北方汉人、南方汉人,汉人的地位极低,成为了蒙古人与色目人驱使的对象。清朝统治者虽没有将国民分等,但汉人和汉语同样受歧视;汉人不准担任某些如八旗军等之类的重要官职,清朝的国语是大多数人都不懂的满语,满文被奉为国书,清朝大多数重要的条约、条文和档案都是用满文保存。

 

清朝除了歧视汉文化外,还兴起了文字狱;为了怕被外国比下去,还兴起了闭关锁国,让国人全都成了井底之蛙,只看到清庭的这个唯一“最青”的天。结果清朝是中西方科学文化拉开最大距离的一个朝代,也是受尽列强欺凌的一个朝代。

 

专制的统一并没有带来中国强盛,反而人心背向而变成一盘散沙,使全球最多人口的中国,不断被异族小国专制暴力征服。

 

满清的专制统一,使中国错失了18世纪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和邮政)及19世纪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电力、电报和电话)。还割让了众多领土和签订了众多不平等条约。

 

民国的半专制和半民主一直没有统一中国,而且还被日本大和民族联合满族及汉奸夺去了大半个中国;抗战胜利后,民国的半专制和半民主,同样被苏联和中共的专制暴力打败,被迫退守台湾。中国本土连场的外战和内战,使中国耗尽元气。

 

共产专制统一了中国大陆,但毛泽东的专制,却使中国大陆错失了20世纪下半页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原子能、广播和电视)和新技术革命(计算机、计算机网络)。

 

中国大陆现在进入毛泽东后时代,而世界也进入知识经济——信息高速公路时代。但中国大陆依然没有民主,两岸也没有统一,专制的中国大陆在知识经济时代会不会又错失机会呢?台湾已实现民主,台湾在知识经济时代又如何呢?这些都有待后观。

 

虽然中共的一党专制统一了最多人口(13亿,占世界人口约22%)的中国大陆,但这个一统大国能有多强呢?中华民族是需要一个大国还是需要一个强大民族呢?需要一个大集体还是需要一个又一个强大个体呢?满清的大集体被英国、日本等小集体打败,民国大集体被日本的小集体侵占,后又被共产阵营这个更大集体击退于台湾;新中国的大集体融入了苏联共产阵营而没有被侵占,但却要出兵走出国门为共产阵营而战,并为此付出巨大的伤亡和经济代价。共产专制还使中国人在大跃进和“文革”付出了沉重生命和经济代价。

 

中国大陆这个大集体在专制下是保住了,但这样的大集体其实是很弱的,特别在知识上的弱,不管是道德知识、法律知识或科技知识都很弱。在知识经济时代,一切都讲求知识,没有知识的发现、创新和发明,在知识经济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下只会处处受制于人。

 

力量源于暴力、财富和知识这三要素之总和。科技知识在现代已深深渗入到暴力(军备)和财富(知识经济)之中,因此构成力量的三要素中,看来知识之中的科技知识已成为第一要素。知识可细分为许多种知识,不过在强化国家力量中主要看三种知识:道德、法律和科技知识。虽然表面上看科技知识在力量构成中是第一要素,但实质上如果没有道德和法律知识,根本就无科技知识,因为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根本无法办好教育和科研。所以要成为力量强大的国家,不能只盯住表面的科技知识,而更应盯住其背后的道德和法律知识。

 

专制的统一理念使中国保持住世界人口第一,但中国人知识水平却与世界人口第一相距甚远。在明朝中期,中国免强还可保持知识排世界第一的地位,因为这时全世界都实行专制统治。但明朝末期之后就每况愈下,因为这时欧洲在道德和法律知识方面早已超越中国,在法治和民主开始露头之后,带动欧洲科技知识突飞猛进,令道德、法律和科技这三种知识都超越了中国,结果一直开放的明朝,在中外知识对比中败下阵来。

 

到清朝中期,出现了全面实践民主法治分权的美国,美国当时除了科技知识稍弱于欧洲之外,在道德和法律这二种知识比欧洲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清朝吸取了明朝开放就灭亡的经验,根本就不敢开放对比知识了,结果在闭关锁国的知识封锁下,清朝的统治地位是巩固了,但中国人的知识水平更为落后。当清朝国门被列强的船坚利炮打开,被迫开放的清朝在知识对比中才发觉自己的知识落后了一大截,结果知识又败下阵来,不久就被推翻。

 

民国坚持开放,但却没有实行民主法治,结果知识无法提升,结局与明朝一样。在一直开放的民国时期,中外知识对比碰撞得异常剧烈,中国人在知识对比中自知不如人,就积极引进各种外国知识,而且引进外国知识五花八门。比如日本、德国、苏联、英国和美国等强国的道德或法律知识,中国都曾断章取义地引进过,总之是哪国强得快就学那一国,但从不深入研究其真谛,也不用民主或自由表决方式来确定应用哪种知识。这形成了中国一个规律,就是凡有一个新政权上台,其就强行引进一种新的道德或法律知识,无需经全国民主表决愿意或否;结果政权不断更替,道德或法律就不断随长官意志而更替,造成人们根本不知自己的权利和自由在哪里?也根本不知该尊哪些德及守哪些法才正确?道德和法律频频更换所带来的混乱,导致中国科技必然就一塌糊涂。

 

没有民主法治产生的权利平等和自由争论,中国人的知识始终无法超越西方民主国,在开放的中外知识对比中,中国人的知识只有败阵下来。当知识败阵,政权就要更替,让打着列强知识的国人上台,结果国民党政权被打着西方马克思共产知识和苏联扶植下的中共政权取代。苏联作为共产国际的老大哥,是当时全球冒升最快的两强之一(另一强是美国),而且是中国的近邻,故对中国的影响力也最大。

 

中国没有民主,使自身知识处于劣势,治者要想长期执掌政权,除了闭关锁国别无它法。清朝闭关锁国,结果皇帝和他的家族政权稳如泰山;毛泽东后来也闭关锁国,结果他和他的共产党政权稳如泰山。清朝被船坚利炮打开国门后不久就灭亡了,共产党政权又会不会重道覆辙?在开放不久后也走向灭亡?这几乎可以肯定。

 

而肯定的原因,就在于知识在一党专制下被困死了。道德知识要靠宗教、媒体和教育的自由竞争才能有效教化提升;法律知识要靠民主争拗,才能争拗出一个公义法律,在公义法律下人们才会尊法、守法和护法;科技知识更要靠教育、实验和应用的自由竞争才能提升。这三样知识的提升都离不开民主、法治、自由、公义和竞争这些概念,专制环境下无法满足这些概念,因而专制无法提升国民这三样知识水平。

 

拿道德知识来讲,它的提升要靠宗教、媒体和教育的自由竞争。但中共建政后这些自由竞争都不存在,人们的道德开始不断沦丧,从助人为乐、救死扶伤和捐献善款等这些正义行为不断减少中,就可看得一清二楚。

 

拿法律知识来讲,它的提升要靠权利(机会)人人平等的民主争拗。但中共建政后根本不存在民主争拗,因为权利(机会)根本没有人人平等,只存在党内各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拗。结果宪法是换了四五部了,但违法乱纪、贪污腐败和执法犯法等却愈演愈烈,犯罪率不断攀升,治安不断恶化。比如中共建政初期的1950年代,人们晚上睡觉不用关房门,但现在关房门还不行,还要装上防盗栅和防盗网,就如将自己关在牢中一样,从这就看到人们法律知识的倒退。

 

再拿科技知识来讲,它的提升要靠教育、实验和应用的自由竞争。但中共建政后至改革开放前这约29年中,教育、实验和应用都收归国有了,由中央计划指导一切,实行绝对平均主义,根本不存在自由竞争,凡想竞争出人头地的人都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资本家”等帽子而受到批斗。结果在教育上出现“读书无用论”、在实验上出现没有实验室和主持人、在应用上出现应用的科技都是落后的东西。

 

应用科技落后就经济落后,经济落后反过来又影响教育和实验更落后,这些落后又使应用科技更落后。总之教育、实验和应用是整体科技知识的三个环节,一个环节出现惰性或错误,整体科技知识都无法提升。偏偏改革开放前这三个环节都出现了惰性,而这些惰性又都是由信仰(道德)和制度(法律)造成。

 

教育、实验和应用三个环节的惰性,使计划经济接近崩溃的边缘,无法养活中国自然增长的大量人口,中共不得不实行计划生育,不得不进行改革开放,企求用减低子女数量来减低经济压力,企求用市场开放去换取科技知识和财富,以解决燃眉之急的温饱问题。结果温饱问题在计生和开放这两大举措下是基本解决了,主要集中在农村的赤贫人口由约二亿减为约三千万人,并得到了一些科技知识和财富。但付出的代价是失去了一大片本国市场,以及大量国有和集体企业被开放后涌入的合资和独资外企淘汰出市场而结业或破产,导致城市出现大量中年失业下岗工人。表面上看,农村赤贫人口由于大量进入城市和外企工作而大幅减少了;但看深一层,城市又突然冒出了一大群赤贫的市民人口。

 

用市场开放去换取科技知识和财富,而不用信仰(道德)和制度(法律)去激发公民去创造科技知识和财富,这始终不是长久之计。因为市场开放始终有开放完的一天,实现WTO(世界贸易组织)全部条款后市场就全部开放完毕了,这时用市场开放换取科技知识和财富就走到尽头了,中国就要靠自己创造科技知识和财富了。

 

但如果中国信仰(道德)和制度(法律)依然不变,那么根本不可能激发公民去创造科技知识和财富,那么中国科技知识和财富就由改革后一直爬升的最高点开始向下滑,这样经济将会跌入低谷,赤贫人口又会反弹。所以实现WTO全部条款后,将是考验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关口,在这个关口比的是共同市场下的科技知识实力较量。即:外国科技知识将与中国市场停止交换,双方的市场都已向对方全面开放,但双方的科技知识都将向对方全面封锁,中国再想获得外国的先进科技将非常困难,先前靠市场换回科技所占领的欧美市场,将在科技不继下被击退而撤出欧美市场。而外国的高科技产品将长驱直入中国市场,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

 

在经济全球一体化这块共同市场大蛋糕的分配中,谁的科技实力强,谁就能分到最大的一块蛋糕。在WTO框架下,科技知识竞争将白热化。表面上是考验国家整体的科技知识,而实质上是考验国家整体的道德和法律知识。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在构成力量的暴力、财富和知识三要素中,暴力要素是下降的,因为除了军备因素外,人口也是构成暴力的因素。据新华网2006-03-21报道:“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21日说,根据人口专家计算,到2005年底,计划生育政策已经使中国少生了4亿多人。”可见中国已逐步丧失人口优势,令中国人海战术的暴力方式也将失去优势,取代中国这种优势的将会是印度。而中国那些娇生惯养的独生子女,更缺乏视死如归的勇气去战场拼杀,所以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暴力要素是下降的。

 

而在构成力量的财富和知识这两要素中,在改革开放后是急速上升的,可惜的是,这种上升不是主要靠自己创造,而是主要靠市场开放给外商换取得来。比如像开放的建筑工业、纺织工业、汽车工业、电子工业、石化工业、来料加工业和服务业等的税收及知识,绝大部分都源自外商独资或中外合资企业;而国内独资企业,除了那些垄断的国营企业之外就没有创造什么税收及知识。这就是说,改革开放后财富和知识的急速上升,主要是靠外商带进来。

 

专制的计划生育,不但使中国逐步丧失人口优势,以及令军人丧失视死如归的勇气,还影响中华民族的教育质量构成。1990年人口普查就已发现,全国育龄妇女中,文盲和半文盲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是293,小学程度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是24,初中程度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是207,高中程度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是152,大学程度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仅102。从这些调查数据可见,文化程度越低,总和生育率越高;而生育子女越多,相应地其子女文化程度一般也越低。计划生育的后果是:教育质量高者少生,教育质量低者多生;市民少生,农民多生。计划生育长此下去,教育质量将不堪设想。

 

美国1860年文盲率是20%,但1862年通过“赠地法案”后,教育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就由1.4%提高到1900年的2.9%,文盲率1900年即降为11%,到现时美国已扫盲。而中共建政前的文盲率是80%1964年是38.11%1982年是22.91%1990年是16.06%2006年是10%,始终未扫盲。

 

而长期执政的中共党员干部,文化程度往往又偏低。改革开放后,升官发财与文凭挂钩,结果党干就利用手中的权力与高校勾结,使假文凭一时泛滥,使保证教育质量的文凭关卡形同虚设。中国与美国的文盲率相差如果是100年,那么教育质量相差将超过100年。

 

专制环境对教育可说是毫无益处,专制只开发了人们的隐性知识,而不能开发人们的显性知识,而知识经济时代创造财富的主要靠显性知识。

 

所以,中国不可能靠专制换来超额的财富,专制下人口要计划生育,教育质量又难以提高,知识在市场开放完毕后就失去外援,那么此时中国在世界的力量就将削弱。中华民族特别是汉族与世界其他民族的距离将又会拉大,用专制手段维系的统一又有什么好处和意义呢?

 

如果民主会带来分裂(这只是可能、到时或者不会发生),但民主可带来我们大家知识的提高,使道德、法治和科技有所进步,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

 

中国2000年人均自然资源(水、土地、耕地、林地和草地)已低于世界平均数的50%,按温饱标准和技术经济水平,中国农业资源潜在生产力的最高承载人口为1516亿人,2030年将达到这一人口数量。如果还不及早提升我们的智能去改造自然,中国的自然环境将严重制约中华民族的发展。

 

如果中国不尽快提高生产力和产品竞争力,将不可能在国际市场上交换到足够的粮食养活中国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到2030年将不能保证中国人的粮食需求。世界粮食并不紧缺,在中国人口增长最快的19501980年代,世界人口平均年增长1.8%,而世界粮食供应年均增长了2.6%1995年国标谷物价格比1976年—1982年的平均价格还低了10%左右。只是到了2008年,国际石油价格大幅上涨,国际粮价才因粮食可做燃料而大幅上涨。

 

世界农业资源已得到充分开发。1498年欧洲人的探险精神,使他们发现了美洲大陆这块未开发的巨大农业资源,之后又发现了大洋洲,再经过数百年来不断向这些地方移民,人类这些最后发现的农业资源也被欧洲白人开发和掌握,并纷纷独立成为人均农业资源丰厚的新兴国家。而这些欧洲移民并没有满足于吃,于是工业资源又被充分开发;当农业资源和工业资源都被充分开发后,他们又去开发人的脑力资源。现时世界主要的农业资源和工业资源都被欧洲白人或他们的后裔控制,只有脑力资源没被他们控制。

 

日本人均农业资源和工业资源都不及白人,但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却高于白人,全凭其充分开发到自身的脑力资源,通过脑力资源与农业资源及工业资源的交换,才维持到日本人的高生活水准。

 

日本在“二战”结束前,妄想通过专制暴力去征服掠夺自己不足的农、工业资源,以提升自己的生存空间及生活水准,结果以失败告终。但“二战”后,日本实行了民主,其生活水准却追上甚至于超过美国。可想民主对于人的脑力开发是如此重要,脑力资源的价值又是如此高值。

 

中国人均农业资源和工业资源虽比白人低,但却比日本高很多,而生活水准却比日本差了一大截,连温饱都成为一个还没完全解决的问题。可想中国的脑力资源根本未得到开发,而究其原因就是专制,正是专制限制了中华民族自身的脑力开发。

 

不管专制的藉口多么富丽堂皇,不管专制的藉口是保存儒教的二千多年文化、或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或为了中国的大一统,只要专制还存在,中华民族的脑力资源就会受到压制。

 

专制对体力资源的开发有利,但对脑力资源的开发有害。而利、害相抵并不是正一与负一之和的零数,而是正一与负三以下之和的负数,因为脑力劳动价值往往是体力劳动价值的几何级数。

 

以中国目前的军力以及所处的国际大环境,中国无能力用暴力去掠夺已分配完毕、大部掌握在别人手上的工农业资源来拓宽自己生存空间,中国要完全解决温饱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尽速开发公民自身的脑力资源。即从知识入手——从神学知识、法学知识和科学知识入手,让三种知识齐头并进,用三种知识去国际市场交换工农业资源来拓宽自己生存空间。而要让公民三种知识齐头并进,除了民主法治别无它法。

 

明朝和清朝的专制,使中华民族丧失了移民开发新大陆的先机,工农业人均资源的单薄使中国必须加倍开发脑力资源,要开发脑力资源就要民主自由。由专制过渡到民主不会一帆风顺,必定要经历阵痛,因为会冲击既得利益者。美国民主进程也都经历过对英战争和南北战争的阵痛,德、日民主进程也都经历过“二战”失败教训的阵痛,苏联民主进程也都经历过解体和经济下降50%的阵痛。

 

但长痛不如短痛,如果中国不打好开发脑力资源的民主基础,充分调动13亿人的聪明才智,特别是9亿农村人口的聪明才智,那么中国人只会依旧挣扎在饱饥的分界线上下波动。中国人均工农业资源已单薄,如果再用这些单薄的工农业资源去国际市场交换知识,那么这些单薄资源将很快耗尽。

 

中国9亿农村人口,是权利(机会)最小的一群,也是脑力资源潜力最大的一群,也是制约中国发展最大阻力的一群。要将阻力变为动力,必须赋予他们平等的权利(机会)。

 

1861年前,美国还没有解放占当时3000万人口13%400万黑奴,其经济都是低速运转的,85%以上人口都生活在农村。后来经过1861年开始长达四年的南北战争,才将黑奴解放,之后就进入财富、知识和暴力都高速发展的快车道。美国这场内战有10%人口被卷入,有2%人口(60万)因参战而亡,甚至于连解放黑奴的林肯总统(共和党人),也在连任后一个多月的1865414日,被反对解放黑奴的支持者——舞台上的一位演员暗杀身亡。

 

可见美国的民主进程是如此的艰难,英国1833年就解放全部奴隶,俄国1861年就解放农奴,但它们都没有美国如此艰难,起码没有爆发内战。而德国犹太人马克思,也正是在美国内战期间的1863年,在英国开始写作他的名著《资本论》,而德国此时还没有统一。

 

德国是到《资本论》第一卷于1866年面世5年后的1871年才统一,统一后的德国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宰相和军队只对帝王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议会普选产生,但议会权力比欧洲其它议会权力少很多,军国主义渗透到整个帝国。

 

马克思对美国当时的情况是熟悉的,因为从1851186110年来,马克思一直为美国辉格党左翼机关报《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恩格斯也在此发表过文章。(辉格党于1854年合并为现在的共和党,而现在的民主党早在1828年即由拥护杰斐逊总统的民主共和党人正式建立)

 

可能由于1861年爆发美国南北战争,使马克思停止了撰稿,并且断了经济来源,才迫使马克思开始写作《资本论》。而实践最先进民主法治分权制度的美国,由于是弱势政府,在解放黑奴问题上,遇到了比英俄强势政府大得多的民间反抗,这种民间反抗导致南北内战并伤亡惨重,反观英俄强势政府在解放奴隶过程中非常顺利,没有出现内战。或许美国弱势政府与英俄强势政府在解放奴隶中的两种结局,使马克思对民主以至整个资本主义私有制产生了怀疑,继而产生出要建立人类最强势政府的公有制共产社会理念。

 

《资本论》第一卷初稿是在美国南北战争结束的同一年完成(1865年初稿完成、1866年第一卷付排),而第二、三卷是在马克思去世后三年,由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草稿和零碎文稿整理所成,1885年出版第二卷,1894年出版第三卷,半年后恩格斯去世。

 

所以,《资本论》可说是在民主实验最为黑暗的时期完成,民主希望的曙光,马、恩并没有见到,分权弱势政府的民主威力还没有充分显现。而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美国经济即进入快车道,当时最重要的战略物资钢产量由1865年的1.5万吨提高到1900年的1000万吨,大量东欧和南欧移民涌入,使美国迅速在1900年成为全球第一经济强国。

 

《资本论》由于成形于1865年美国经济起飞前,民主的力量不可能成为《资本论》内一个重要的论题,分权弱势政府的风头自然就被集权强势政府的风头盖过。而不久后统一的集权强势政府德国,也丝毫不示弱,德国很快就超越英、法而成为欧洲第一经济强国。于是,全球都向集权强势政府靠拢模仿,苏联也于1917年采用了马克思的超大集权强势政府理念,开创了第一个公有制共产专制国家。

 

但全球的集权强势政府风气,并没有为人类带来幸福,反而导致了共二次的世界大战。“二战”结束后,集权强势政府下的专制资本主义都被削弱。比如德、意、日战败投降,而英、法大量殖民地脱离宗主国独立。主导世界的力量,也由集权强势政府下的专制资本主义(英、法、德等),变成超大集权强势政府下的专制共产社会主义阵营(苏联为首)、和分权弱势政府下的民主资本主义阵营(美国为主)的两大阵营。

 

马克思的超强权政治(专制人治集权)和美国的弱权政治(民主法治分权),在“二战”后都得到扩张,但马克思《资本论》忽略了对民主的弱权政治的研究,从而在理论上出现一个重大缺陷。

 

公有制的超强权政治——专制人治集权,能战胜私有制的强权政治——专制法治集权,但对私有制的弱权政治——即民主法治分权却束手无策。最终苏联被美国战胜,苏联1991年被迫抛弃公有制的超强权政治——专制人治集权,转为采纳美国私有制的弱权政治——民主法治分权。

 

从美国的历史我们看到,法治、权利(机会)人人平等和权力弱化(分立制衡),是脑力资源开发的三个关键因素。美国1776年立国及至1887年立宪,只做到法治和权力弱化,比如成文宪法和三权分立制衡都是美国首创;但美国并没有做到权利(机会)人人平等,比如黑人和妇女都没有政治选举权利,直到1865年黑人才获得政治选举权利,而妇女要到1920年才获得。

 

所以美国在权利(机会)不是人人平等的1920年前,脑力资源开发没有占到优势,重大发明只有1876年由贝尔发明的电话、和1891年由爱迪生发明的电影视镜。而德国的西门子却在1866年发明了电力,并以此引发全球第二次工业革命(电力、电报和电话)。

 

1920年之后,美国的脑力资源就得到充分开发了,并且一直主导着世界最前沿的知识创新,成为全球发明基地和思想库。1945年美国发明原子弹,引发全球第三次工业革命(原子能、广播和电视)。1946年美国发明计算机,引发全球新技术革命(计算机、计算机网络)。197128日美国发明科技板(纳斯达克),引发20年后的全球知识经济革命。

 

欧洲和美国都属于高度法治,而世界智力开发中心之所以由欧洲转移到美国,美国的权利(机会)人人平等和弱权政治功不可抹。到1999年,全球最新50项技术发明中,美国占44项、欧盟占5项、日本占1项。这50项技术发明,全部由权利(机会)较平等和相对弱权政治的民主法治分权国家包揽,权利(机会)不平等又相对强权政治的专制国家一项也得不到。

 

可见,权利(机会)越不平等和权力越集中,人民就越懒怠于动脑筋,特别是在最艰辛、可实证和可以量化的显性知识上懒怠于动脑筋;人民往往将动脑筋的主动权推给权者或政府,依赖权者或政府去帮他们想,从而形成整体国民的思维能力下降甚至愚蠢。

 

当人们在思维决策中形成一种强烈依赖性的习惯时,而权者或政府又必须要决策时,权者或政府在决策时就会在习惯性的相互依赖的你推我让中,形成一种谁也不用负责任的集体主义决策方式。

 

这种集体主义决策方式,同样会反映在权者或政府垄断操控的宗教、媒体和教育这些创造显性知识体系中。在依赖集体决策过程中,那些个人功利、个人冒险、个人独创、个人发明和个人责任心都将被排斥,导致个人思维的创造力都被扼杀,以及个人自信心也随之丧失。而个人自信心的丧失,反过来又强化创造力的被扼杀,结果形成恶性循环。

 

最后,权者或政府不得不放弃创新发明显性知识的资源投入,资源便被集中投入于隐性知识中了。中国改革开放后就是这种情形,每当资源投入于显性知识——比如投资于高科技就多以失败告终,而资源投入于隐性知识——比如投资于管理技巧的课程却可得较高回报。属于隐性知识的管理技巧课程,不管是权者或政府或一般学子都争相投入,在求大于供下,管理技巧课程就成为中国最高学费的课程。比如2003年长江商学院的MBA(高层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单学费就高达25.8万元人民币。比如政府公派出国去学习管理技巧课程的人数和费用,同样是十分巨大。

 

但在美国,资源投入于显性知识才是最高的回报,科技应用精英才是最富有之人,隐性知识在美国已被矮化。于是在美国已被矮化的隐性知识人才,便携带着创业资金大量涌入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这些隐性知识仍居第一的天堂,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大量显性知识人才又大量涌入美国这个显性知识已居第一的天堂。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也成为隐性知识创业谋取暴利的最佳乐园。贫富二极分化在中国也越来越严重,1995年已超越美国。

 

各国推动经济向前发展的知识,也在不断分化中。美国推动经济向前发展的知识,已主要依靠显性知识而不是依靠隐性知识。美国19291948年国民经济收入增长依靠科技因素占37%,而到1999年已上升为占80%以上。

 

反观中国,1999年主要依靠隐性知识(尤其是管理技巧知识)来推动经济向前发展,依靠科技因素只占20%,造成中国社会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世界先进水平的5%。这就证明显性知识比隐性知识重要和更有价值。如果中国不夺取显性知识制高点,如果利益和权利继续向隐性知识倾斜而不向显性知识倾斜,如果人们依然是靠盗版、假冒、恶骗和侵权等隐性知识来获取显性知识,那么中国将永远受制于人。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其实只开发了中国人的体能,在智能方面也只开发了部分隐性知识,显性知识并没有真正开发。即中国还有巨大的智慧潜能,而要挖掘这些潜能,必须要进行民主法治分权的政治改革,使人人享有平等权利(机会)直接或间接参与行政、立法、司法、宗教、媒体、教育和选举,即让人人可以参政议政、参法议法、参司议司、参神议神、参媒议媒、参教议教、参选议选。解除一党专制对这七大公权的权利(机会)操控垄断,不能以统一的藉口或其它任何藉口去剥夺公民参与这七大公权的权利(机会);应解除政团因政治歧见而对个体思维的束缚,将权者或政府过强的思维决策权削弱并交还给个体,切断个体思维依赖权者或政府的依赖线,形成个体思维的特立独创性。开放所有公众媒体,使任何思想得以自由发表交流并擦出创意火花,以此培养个体思维的自信心。

 

总之,只有还七大公权的权利(机会)于民,才能还脑于民,才能还利于民,才能解放中国巨大的智慧潜能。

 

美国1886年只是解放了400万黑奴,赋予了各民族之间平等参与七大公权的权利(机会),至1900年就夺取了世界经济第一,美国1900年工业总产值占全球工业总产值30%;美国跟着在1920年解放了5000万妇女,赋予了男女性别之间平等参与七大公权的权利(机会),实质上此时已赋予了所有公民平等参与七大公权的权利(机会),之后就稳夺全球暴力、财富和知识的第一,成为全球最强力量的国家。

 

如果中国解放全体国民,赋予全体国民平等参与七大公权的权利(机会),结果又将会如何呢?这个结果可能会出现分裂,但这个结果不可能出现智慧被埋没。

 

只要智慧不被埋没,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华民族,不管选择哪种组合形式,就必定都能过上幸福生活。创造这种幸福生活并不需要治者掏腰包,治者只需割让自己过分强占的权利(机会),让人人平等就可以了。用治者放弃少许权力和权利就能换来被治者的道德、法律和科学知识提高,这些知识又带来国家或民族的富强,何乐而不为呢?

 

美国治者在国内的权力和权利不断走低,但在国际的权力和权利却不断走高。美国治者凭什么主导世界?是自然资源的优势?显然不是,她的人均自然资源并不是最高,甚至比俄罗斯还低(200611日只有1.427亿人口的俄罗斯却集中了35%的世界自然资源、和一半以上的战略自然资源)。

 

美国治者之所以主导世界,关键在于她能开发到本国公民的脑力资源,使本国公民比别国公民更聪明。而这种聪明是由治者不断下放权力和释放权利(机会)换来的,被治者不断聪明又迫使治者不断下放权力和释放权利(机会)。所以被治者的聪明是与治者的权力和权利(机会)成反比的,美国治者在世界的影响力不是靠权力和权利(机会)集中于治者得来的,相反是靠分散权力和平等权利(机会)后,由被治者的聪明带来知识提高,知识提高又带来军力、财富和知识增长得来的。

 

因此,对于人类来讲,统一的专制与独立的民主之利弊,我们已可找到答案:只要是专制,不管统一的国土有多大,都弊大于利;而只要是民主,不管分裂成多少个独立国家或地区,都利大于弊。

 

 

 

          

 

《专制与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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