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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美国开国者的聪明之处

[更新时间]2010-09-14 23:14:11 [字数]9065

第三卷 第38章 美国开国者的聪明之处

作者:文弧焰

 

表面上看,美国靠科学知识创造的物质力量称霸世界,但内里是含有神学知识创造的道德力量和法学知识创造的自由力量在起重要作用。

 

试问如果没有神学知识创造的基督教这一种上帝之下人人平等的包容(爱)的道德力量,哪里有包容(爱)全体公民——令全体公民都享有平等权利(机会)参与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宗教权、媒体权、教育权和选举权的民主制度?试问如果没有法学知识创造的自由力量,哪里有为实现民主制度和保证公民自由而引伸出来的法治和分权制度——令全体公民只要不犯法就享有充分的民主和自由权利?

 

其实,由民主、法治和分权这三部分组成的制度,就是为了实现上帝之下人人平等的包容(爱)的这一种道德,整个民主法治分权制度所围绕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包容(爱)。一个不是博爱而是充满仇恨的开国者,又怎会让渡自己的权力和权利让别人制衡自己?如果开国者没有基督教爱神、爱人和爱仇人这种博爱道德,根本不会开创民主法治分权这种包容(爱)全体公民的制度,可能只会照搬充满排斥(恨)的专制人治集权的君主制度。一个充满排斥(恨)和没有自由的专制社会,人们又怎会有时间精力从事改善民生的科研和应用?

 

美国开国者并不是科技高手,他们聪明之处只是:①将包容(爱)扩散到全民之中;②将本来可自己控制(管理)行为的权利(机会)与公民分享;③将本来可自己控制(管理)思想(知识)的权利(机会)全部交给公民,自己一概不管。

 

即在行为上,治者与被治者合治;而在思想言论上,由全体公民自治。

 

思想言论由全体公民自治,实质就是知识由全体公民自治,于是产生出三种最先进的知识——道德知识、法律知识和科学知识。

 

美国在行为合治上,有一套繁复的法律程序,保证治者和被治者都可直接或间接参与到强制约束行为(包含治者行为)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中。美国治者和被治者这种共同合治行为,在世界上是先例,之前全世界任何一位治者的行为都不受法律强制约束,治者可说完全可以随心所欲,至多只受治者自己的良心约束。

 

由于人类历史上,在美国第一次出现了治者行为也受法律强制约束,使到美国社会行为更为公平、公正和公开。这种社会公义在美国的产生,使治者与被治者的关系调和,使治者与被治者的界限模糊,使治者与被治者由对抗走向合作,这就节约了大量因不公而对抗斗争的思想精力。那些原本用来与人斗的思想精力必须找地方释放,否则思想精力旺盛而又无处释放就是会压疯人压死人,结果在美国民主法治分权所产生的社会公义下,我们看到这些与人斗的思想精力被释放在与大自然斗争的改善生活上了,美国正是这样通过思想精力的转移才保证了科技发达。

 

不过有时思想精力虽然被放在了与大自然斗争上,并不一定就会产生科技,比如当出现权力压制思想,或权力选定某种自认为最好的思想并将其保护起来不受挑战时,那么思想就被固化,同样科技就必然被固化,这时人们的思想精力无法向大自然斗争释放,又会转移到与人斗中来释放。

 

美国治者为防这种现象出现,干脆就立法禁止任何人、包括最大权的自己都不准控制(管理)思想言论,使任何思想都不能被人为固化。这就是美国开国者的聪明之处:治者不设思想前提,不利用公权力去法定自己的思想,任由公民自由思想、自由发挥想象力和自由选择自认为最好的思想。

 

其实思想是没有永远最好的,原先最好的思想始终有一天会被后来更好的思想取代。思想任由选择,人们必定是选取最好的思想,这样不好的思想就会被即时淘汰。但如果治者强制为被治者选定或法定某种思想,那么这种思想就算落后了,也不会被即时淘汰。

 

美国思想言论的自由,使公民掌握最好的思想有了法律保障,使人人都有权利(机会)掌握最好的思想,并自由发表自认为最好的思想与别人分享。如此一来,就必然人人都可掌握最先进的思想,这样道德思想、法律思想和科技思想就能进步。

 

美国开国者之所以选择民主法治分权制度,是他们从殖民地专制中聪明地意识到只有民主法治分权,才能保证人不斗人而人斗自然,才能保证思想不压思想而创出最好的新思想。美国成为全球思想库就是这样得来的,美国成为全球科技第一也是这样得来的,这些成就都有赖于民主法治分权。

 

美国第一部具宪法性质的《独立宣言》,1776年由开国者少数人制订;美国第一部《宪法》,1887年由开国者和全体合资格公民根据《独立宣言》直接或间接共同制订。但1887年制订的这第一部《宪法》,可能是由于《独立宣言》执笔人托马斯·杰弗逊(17431826)驻法公干而没有参加制宪会议的原因,竟然在《宪法》中没有标明公民权利。不过后来在杰弗逊等人的提议下、以及各州在审议通过《宪法》时所反映的民意压力下,还是通过宪法修正案即著名的《权利法案》把公民权利加上去了。《权利法案》共有十条修正案被通过而成为《宪法》的一部分,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尊奉国教或禁止宗教自由。国会无权通过限制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请愿自由的法律。”充分显示了反专制和严禁任何人控制(管理)别人的思想这一原则。

 

从管理角度看,最好的管理就是不用管理,那么最好的思想管理就是不管理思想。人的思想是一种脑力劳动,是最复杂而且摸不着也看不见的劳动,因此思想是最难管理的东西。不要说难以管理别人的思想,就算自己管理自己的思想都不易,因为自己很多思想都会忘记或改变方向。如果不借助书写语言,可说根本无法管理好自己的思想,更枉论管理别人的思想了。

 

既然自己管理自己思想都必须借助书写语言才能管理得好,那么管理好别人的思想就更离不开书写语言,所以书写语言就成为管理思想必不可缺的重要工具。那么开发最先进的书写语言就成为道德创新、法律创新和科技创新的第一步。一个国家民族如果连最基本的书写语言都没有、或有而落后,那么可以肯定根本无从创新发明。

 

要获取最先进的书写语言,可以有两个方法:一是自己创造,二是引进模仿。

 

创造一套书写语言起码要经历数百上千年,而引进模仿一套书写语言只需数十年就可完全掌握。因此很多国家民族都走捷径——引进模仿别人的书写语言。如中国古时的汉字就被很多国家民族引进模仿,如古罗马帝国的拉丁文字就被很多国家民族引进模仿。

 

书写语言是管理思想的工具,引进模仿书写语言就是引进管理思想的先进工具,但如果治者控制了书写语言的更新换代,比如有新字不准马上加入,或有更好的书写语言不准引进模仿。那么书写语言这种管理思想的工具就必然落后,继而必然导致思想没有抽象性和罗辑性而落后,跟着道德、法律和科技等知识就必然落后。

 

书写语言永远没有最好的终结,原先被认为最好的书写语言都会被后来更好的取代。所以法律不准任何人控制(管理)别人的思想,首先法律就要规定不准任何人控制(管理)别人管理自己思想的书写语言。否则,他们掌握不到最好的书写语言,他们就不能管理好自己的思想。当连管理自己的思想都一塌糊涂时,知识的创新发明就无缘。

 

所以,编写词典和使用何种书写语言,治者是万万不能强制的,一旦强制就得不到最好的书写语言了。书写语言每个人都懂得选择最好的,根本无需别人帮他选择。

 

比如,一个中国小孩去到美国,他必定选择美语为书写语言,因为在美国生活,掌握美语是最好和最方便。反过来亦是,一个美国小孩去到中国,他必定选择汉语为书写语言,因为在中国生活,掌握汉语是最好和最方便。而一个人想在全球各地生活,他必定选择英语为书写语言,因为全球流通最广泛的就是英语。

 

之所以说秦始皇是最大罪的暴君,就是因为他不但控制(管理)了中国人的思想,还控制(管理)了中国人的书写语言。比如焚书坑儒就是控制(管理)了别人的思想,而统一六国文字就是控制(管理)了别人的书写语言。

 

焚书坑儒(杀了460个儒生)对中国的后续发展影响还不算大,尊孔后来依然可复活和盛行。

 

但强制统一六国文字对中国的后续发展就影响巨大了,因为当时全球各地都处于开始引入字母书写语言系统的关键时期,欧洲等地早已开始由表意的象形文字进入到表音的字母文字了。当时六国的很多文字专家都发现了汉字表意不表音的弊端,都想改革或拒绝使用这套没有语法和音节的表意文字,但这些反对统一六国文字的文字专家都给秦始皇杀害了,之后谁也不敢再提改革文字。随着越来越多人被迫使用这套由秦始皇指定的表意书写语言系统,更先进的表音字母书写语言系统便与中国无缘。

 

一种统一的文字——汉字,竟然有约两千多种不统一的方言发音,单凭这一点方言众多的弊端就使中国人严重分化。这种由落后书写语言引起的分化,导致中国治者如果不用极权专制的手段来统治,根本无法将方言引起严重分化的中国人撮合为一个统一体。所以要维持秦始皇开创的中国大一统,以及维持汉族的大一统,极权专制在中国就有了合情、合理和合法的外衣。

 

当今民主已成为普世价值,中国治者也认识到民主的优点,但碍于维持统一的民族感情,不得不抛弃好民主而维持坏专制。

 

因为专制再坏都还免强维持不分裂,但民主再好都可能导致分裂,这个分裂的最大导火索就是中国人的口语在表意文字下无法统一。

 

中国早已被方言分割为不同的利益集团带,比如什么北京帮、上海帮、温州帮或广东帮等等都是以方言为纽带的利益集团带。当中国实行集权专制,这些不同的利益集团带,他们想分裂也没有权利(机会);但当中国一实行民主法治分权而令参政议政的权利(机会)人人平等后,他们就有分裂的权利(机会)了。万一出现利益无法谈拢,或不能妥协,这些利益集团带,就有可能出现决裂而独立。

 

秦始皇用暴力统一中国领土和统一封建制度无可厚非,因为当时全世界都是如此。但秦始皇用暴力统一中国的书写语言就大可厚非了,因为秦始皇使中国人用了一套落后书写语言来管理自己的思想,秦始皇使中国人的思想缺乏抽象性和罗辑性而难有道德、法律和科学知识的创新发明,秦始皇使中国人方言混乱难有包容(爱),秦始皇使后来者要超越他的统一霸业必须实行极权专制。

 

秦始皇一次的控制(管理)书写语言,就把中国人应该拥有的这三样人类进化的重要知识——道德、法律和科学知识打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中国是由落后的书写语言和落后的专制制度这两把枷锁约束着道德、法律和科学知识的进化,如想不变革书写语言而只通过制度的变革,从制度上实现民主法治分权来促进道德、法律和科学知识的进化,不是不可以,只是有极大的分裂风险,这个分裂风险就是秦始皇一次的错误造成。这一次的错误,使中国两千多年来因为方言的排斥性,而令中国历史上三分一时间处于分裂与频繁的内战中。

 

中国在根深蒂固的极权专制思想指导下,不可能自发产生民主法治分权这种可促进道德、法律和科学知识进化的制度。中国想模仿美国发明的民主法治分权制度,也由于面临着可能会分裂而疑虑重重。这就是秦始皇大罪的根据——强制统一了落后的书写语言导致落后的专制制度挥之不去,落后的书写语言和落后的专制制度这两把枷锁约束了道德、法律和科学知识的进化。

 

人的行为可以强制控制(管理),而且应该强制控制(管理)行为,令行为不能踏出法律的界限;但人的思想不可以强制控制(管理),而且不应该强制控制(管理)思想。自由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思想言论自由,它法定人人的思想言论不受别人控制(管理)、只受自己控制(管理)。

 

一个人在家庭或广众下声言要杀人,比如说:“我杀了你”、“我打死你”、“我要将你撕开两截”等等可怕的杀人言论,在法律上都不能构成杀人罪,至多构成恐吓罪;因为只有在杀人行为发生后,才会构成杀人罪。即法律只能强制行为,对思想言论无法强制。

 

正是由于思想言论无法强制管理,行为也不能治者独家强制管理得好,所以治者要想管理好一个国家,治者只能放开思想言论不管,集中资源精力与被治者一道从法律上强制管理公民的行为。

 

在民主法治分权制度下,治者不管思想言论,但并不是无人管思想言论。只是治者不管而是交给了被治者来管而已,即思想言论是由非强制性的自我管理、或民间自组社团的管理。

 

比如:道德思想的管理——交给民间的宗教去完成(治者不准办宗教);

 

比如:社会实践思想的管理——交给私办媒体去完成(治者不准办媒体);

 

比如:科学实证思想的管理——交给私办教育去完成(治者出资委办的公立学校主要为了让贫者也能上学的普及教育,而不是为了管理科学实证思想令科学有所发明)。

 

综合起来就是,在民主法治分权制度下:办宗教、媒体和教育——任何公民都可办,唯独政府公务员不准办而只准受。

 

以上构成治者完全放弃了对公民思想言论的控制(管理)。

 

美国开国者在第一部《宪法》中就规定了三权分立的民主法治制度,之后又在宪法修正案——《权利法案》中,规定了治者不准对公民的思想言论进行控制(管理)。

 

正是美国开国者懂得思想言论是人的基本权利,不应而且也不能强制控制(管理)好公民思想这个道理,于是才会立法“自宫”。结果令美国公民创造出全球最多最正确的思想,也令这种治者只管行为不管思想的管理,成为全球最好的管理。

 

美国是一个全球最多民族和母语的国家之一,也是全球各国中书写语言和思想言论最难以统一的国家之一,但美国治者对书写语言和思想言论一概不管。比如治者没有规定哪种语言为国语,社会交流的书写语言统一为美语都是公民自己选择的。

 

美国治者只是与被治者合作立法管住行为,结果把这个异常复杂的国家管理得头头是道,二百多年历史只发生过一场南北内战,而且还是为解放黑人而战。在美国历史中,不管美国人的思想言论如何激烈冲突,但美国人始终维持在“君子动口不动手”阶段,不会出现大规模暴力行为冲突。可见美国的民主法治分权制度,对行为的管理是何等的严谨和励精图治,它几乎把一切不正确行为都消灭于萌芽之中。

 

美国第一部《宪法》至今只修改过1/5,有4/5的原文仍然适用。而同期其它国家的宪法或制度,到现时早已面目全非了,而且很多国家还发生了比美国多得多的政变和内战,这些国家可说都是因为治者管理不善而自毁。

 

所以,美国开国者创造的民主法治分权的管理模式,可说是最先进或最不坏的,不能说最好是因为任何分配与再分配行为,都不能做到绝对公平、公正和公开,至多只能做到较好而不能做到最好。比如:选举权的分配可做到绝对公平、公正和公开,但选出来的治者不可能在再分配上做到绝对公平、公正和公开。

 

其实,美国开国者创造的民主法治分权这种管理模式,其精髓就是:治者只管行为不管思想,而且治者管行为只是代管。而如何管行为?由谁管行为?这一切都由民主立法定夺。

 

表面上看美国是三权分立,因为美国宪法就是专门讲三权分立的。实质美国已经是七权分立了,即美国将国家和社会的总共七大公共权力——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宗教权、媒体权、教育权和选举权已经全部各自独立了。

 

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这三权,是属于强制性的国家公权,美国宪法规定这三权要由普选或直选产生代管者——治者。而且美国宪法规定这些代管者——治者,只准依法强制管理公民行为,不准强制管理和教化被治者思想来效忠自己。

 

而宗教权、媒体权和教育权,是属于教化思想形成信仰(道德)的三个社会公权。这三个社会公权不属于国家公权,不产生对任何人的强制约束力,也不受国家公权力强制约束,因为美国宪法用思想言论自由规定不准治者干预这三权,而且不准任何人垄断这三权。

 

所以这三个社会公权,可说是完全独立,不对任何个人的思想构成压力性约束,一切对思想构成压力的外力都被消除掉了,尤其是政府干预的外力被消除掉,使这三权完全处于放任思想自由、独立并且自生自灭的状态。正是由于宗教、媒体和教育的独立性,才形成思想管理的松散性和自由性,再加治者无权教化被治者的思想,而被治者却有权教化那些治者的思想,结果形成治者要效忠被治者而不是相反。

 

至于选举权就更加独立,因为每个人手头上那一票投给谁?是完全独立自由发挥,不受任何外力干扰的。而且选举权具有强制约束力——强制治者的行为(上台或下台),但不强制任何人的思想。

 

选举权同样属于社会公权,任何合资格公民都拥有选举权。选举权是最多人平等拥有的权力,而且又是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唯一的一种社会公权。选举权的分配也是唯一绝对公平、公正和公开,其余的那六权都不能做到分配上的绝对公平、公正和公开。

 

所以,民主选出的领导人绝对是当时最好,谁不是当时最好谁就不会被推选上台。但当选之后在法治约束下的领导人,不可能绝对做到最好,因为人会犯错,比如判错和发错命令都时有发生。美国开国者创建的管理模式,是民主法治分权。民主法治分权合起来解释,只可说其最不坏,而不能说其最好,原因就是卡在法治和分权不可能做到绝对公平、公正和公开上。

 

民主法治分权当中只有民主是唯一能做到绝对公平、公正和公开,因为民主是由选举权体现的,而选举权的分配是完全可以做到绝对公平、公正和公开的人手一票。或许正是民主的这种绝对公平、公正和公开性,才决定了民主能成为普世价值,而法治和分权却不能成为普世价值。

 

当选举权的分配可以做到绝对公平、公正和公开的人手一票,但治者制订的制度(法律)依然不分配人手一票时,那么这就是一种专制管理模式,而且是最坏的管理模式。因为明知可做到绝对公平、公正和公开的人手一票,但治者却有意不去做,这证明治者在道德上已彻底败坏了。治者自身的道德已败坏,又何以正被治者的道德?全民道德沦丧就全民都不会有自觉,全民不自觉就令管理者——治者疲于奔命也不能管理好国家。专制人治(或法治)集权是在民主法治分权出现后,才成了最坏的管理模式,因为此时人们才可以通过对比来做出好坏的判断。当被治者在选举权上,眼巴巴看着被不公对待,他们又怎会服气?又怎会服从或尊重治者的管理?

 

美国治者不管在行政、立法、司法这三权里拥有多大公权力,都不准插足宗教、媒体和教育这三权——管理被治者的思想,结果使被治者成为最有独立思想的人。这些独立思想的人选择什么思想为自己的第一思想,完全有自己的自由:喜欢享受精神生活的人可选择道德思想为第一思想(当牧师),喜欢享受自由生活的人可选择法律思想为第一思想(当律师),喜欢享受物质生活的人可选择科技应用思想为第一思想(当富翁),喜欢享受精神生活又喜欢享受物质生活的人可选择科学思想为第一思想(当科学家)。

 

为什么喜欢享受物质生活的美国人,选择了科技应用思想为第一思想?难道选择不用读书的经商思想为第一思想就不能当富翁?这个原因主要是,美国法律赋予人人权利(机会)平等并形成独立人格的个人主义后,美国已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知本主义。知本主义除用法律严密保护知识产权外,还通过一个全新的资本市场——纳斯达克证券市场(科技板)向科技应用者倾斜资本,造成喜欢享受物质生活的美国人要选择科技应用思想为第一思想。

 

在个人主义盛行的美国,公民必须依靠个体努力才能创造财富改善生活,而所有个体努力追求的思想或知识中,只有显性知识受法律保护,比如《著作权法》、《专利法》和《俏像权法》等都是保护显性知识的法律。但保护显性知识产权不一定让显性知识拥有者获得更多财富,要让显性知识拥有者获得更多财富,还得通过资本市场向显性知识精英倾斜资本。

 

在资本主义阶段,资本市场的资本是向掌握隐性知识的资本家倾斜。实质就是资本市场的资本向资本倾斜,越有资本的就越有资本,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但在知本主义阶段,资本市场的资本不再向资本倾斜而是向显性知识倾斜。只要谁能掌握最先进的显性知识,不管你原来有没有资本,都能获得资本市场的资本倾斜。再不是资本主义阶段的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而是知者愈富,无知者愈贫。年轻人是最少资本和最易掌握先进显性知识的人,结果在知本主义阶段很多年轻人都转向了科技应用,有些更成为全球最富有的人。

 

在知本主义阶段,人们为了财富必须追求显性知识,因为显性知识才能估算出投资收益,才能吸引到风险资本的青睐。这样以往的为了财富而去追求属于隐性知识之不用读书的经商思想就不合时宜,于是属于显性知识的科技应用思想就成为美国喜欢享受物质生活的人、尤其是家底不富裕的年轻人首要追求的第一思想。在科技应用思想高涨下,专利申请急增,科技创新发明急增,社会物质财富也急增。

 

美国喜欢享受物质生活的人,其第一致富思想由经商思想转变为科技应用思想,是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化而变化的,可能将来又会以另一种思想或更为细化的思想为第一致富思想。但美国人的每一种思想都是自然形成,不是人为强加,更不是一成不变,每种新思想都是以适应环境而不停改变。

 

总之,思想的不控制(管理),是美国治者充分挖掘每一位公民智力的一种间接方法。美国治者不怕公民提出尖锐激烈的反对意见,最怕的是公民停止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变成一个愚蠢的唯唯诺诺的人,到头来反要具有完善福利制度的美国政府白白养活他们。

 

总括来讲,美国开国者之所以聪明,是因为他们第一个懂得用成文宪法规定治者不准控制(管理)公民的思想。

 

 

          

 

《专制与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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