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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什么人最适合当政治家

[更新时间]2010-09-20 23:10:02 [字数]5675

                   

   第五卷 第11章 什么人最适合当政治家

作者:文弧焰

 

既然国家富强、社会和睦以及人民福祉,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政治家,而政治家的好坏又取决于:1.利他道德;2.激励公平;3.惩罚公正这三准则。那么什么人才最容易满足这三准则,并在程度上能做得更好呢?

 

在一个社会里面,激励不公平或惩罚不公正,都会引起矛盾、仇恨和民愤。

 

中国君主专制的帝王将天下财富和女人分配给自己,自己过着荒淫无道、奢靡极欲的生活,而老百姓纳粮后却得不到任何福利,所以帝王的利他道德几乎为零分。而帝王进行再分配的激励也是随意性的任人唯亲,谁亲谁就能升官发财和继承帝位,这种只激励皇亲国戚的激励是最不公平的激励,所以帝王在激励公平上几乎也为零分。君主专制是人治专制,没有司法制度甚至连法律都没有,中国第一部刑法是民初的产物,帝王以言代法,帝王一道命令就可诛杀别人九族,惩罚得公正不公正都无法可依也无从考究,这种惩罚是最不公正的惩罚,所以帝王在惩罚公正上面同样为零分。君主专制下帝王这种利己而不是利他、激励不公平和惩罚不公正的行为,完全与政治家三准则相违背,因此在1912年,中国君主专制被激起的民愤推翻而淘汰。

 

中国经过数千年君主专制的实践,都无法让帝王达到伟大政治家三准则的小小要求,而首要原因就是帝王权力过大。

 

中国每一个帝王朝代的更替都是通过暴力战争——即枪杆子底下出政权,开创朝代者都是晓勇善战的军人,而军人的天职就是杀敌,军人要生存就必须要消灭敌人,因而军人很难有利他道德精神,因而军人是不适合当政治家的。当军人打胜仗而称帝,其权力就非常大,而且肯定不会实行分权制衡和司法独立,因为一个没有利他道德精神的军人又怎会把权力让渡给别人?特别是让渡给可能是敌人的那一方?让一个反对派或反对党存在?让一个法律或神骑在自己头上?所以,枪杆子底下出政权的这种帝王朝代,在激励上必然是不公平,在惩罚上必然是不公正。

 

美国开国者华盛顿同样是军人,同样是枪杆子底下出政权,但为何他又肯让渡权力——同意制订一部民主和三权分立的制衡自己的《美国宪法》呢?这与他的开国班子律师成员居多有莫大关系。律师是要具备利他道德精神才能当得好律师的,加上先有《独立宣言》而后有独立战争胜利,华盛顿同样要受《独立宣言》的约束,而具宪法性质的《独立宣言》就是写明要民主分权——“人人生而平等”。所以出生入死的军人华盛顿,不愿民主分权也不得不民主分权,因为已有约(法)在先,这在世界历史中是唯一的特例。全球没有哪一场开国战争在没有取得胜利前,开国领袖们就首先立约(法)宣布诺言——打胜后一定要让军队统帅分权,还要去到“人人生而平等”的地步,而且最终能实现这种分权承诺。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奇迹,正是这种奇迹开创了美国后来的奇迹。

 

可见,先民主订立激励和惩罚的制度(法律),然后才去做事是多么重要。其重要性在于,使公权力在激励时有民意可循、在惩罚时有法律可正,避免出现激励不公平和惩罚不公正的现象。

 

有了制度(法律),那么最好由哪种职业的人去实现制度(法律)呢?当然就是由学习法律专业的律师去实现制度(法律)为最好,即由律师做政治家为最好。其好处为:(一)律师的职业道德是利他道德,帮人起诉或辩护的行为是利他行为,而且被起诉或辩护的行业是各行各业,所以律师除了是法律专家之外还是各行各业的通才。(二)律师最懂法,懂法的律师就较少犯法,当律师成为治者并带头守法,被治者就会模仿守法。(三)成功的律师必须具备利他道德,这种律师就较少损公肥私;而律师属于通才,律师就更懂得如何激励最需要激励的群体,从而达到激励公平的最大化;加上律师最懂法,其就知如何正法,使惩罚更公正。

 

以上这三点,都使律师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政治家的三准则:1.利他道德;2.激励公平;3.惩罚公正。其它职业的人较难满足这三点,所以只有律师最适合从事政治工作,最容易当好一个政治家,公权力应掌握在律师手上。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由于经济受不可抗力因素影响较大,如自然灾害、经济危机或战争等,都会导致国库收入变化无常;因此国家公权行使激励前,很难定一个标准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但惩罚只是剥夺自由或生命以及税收罚款等,可变的不可抗力因素较少,故惩罚可用法律的形式相对固定下来。

 

这样问题就出来了,激励没有法律规定,那么让什么人实施激励,才能保证激励的最公平合理呢?激励只有合不合理,而没有合不合法,因为根本就没有激励之法。比如国家财政支出或军购等金钱利益激励,都没有法律指定给谁人的。只是好的制度,这些激励要议会通过或竞投;不好的制度,就任由国家公权者的随意性而已。

 

三大国家公权——行政、立法和司法,其实都有参与惩罚。立法属于制订惩罚标准(法律),行政属于执行惩罚标准(法律),司法属于解释惩罚标准(法律)。由于三大国家公权都与惩罚性的法律有关,因此更需要懂法律的律师去从事行政、立法和司法的工作。而三大国家公权之中的行政除了派警察去执行惩罚标准(法律)之外,行政还兼任激励的职责——将征收回来的国税再分配出去,而这种再分配的激励又没有明文法律规定激励给谁。因此行政首长并不一定要懂法律的律师才可担任,那些不是律师、但懂得如何激励最大化的人,同样可以担任行政首长。所以要做到激励公平合理的最大化,最好就是选择最多民意支持的人担任行政首长,民主选举总统的制度正是为追求激励最大化而设立。

 

因此,最适合当政治家的是律师,但最适合当行政首长比如总统的却不一定是律师,那些更多民意支持的非律师反而更适合当总统。当然,既是律师又是最多民意支持的人,当总统是最适合。

 

而由于人类害怕惩罚不公正甚于害怕激励不公平,因此制订惩罚标准(法律)的立法委员、执行惩罚标准(法律)的行政首长和解释惩罚标准(法律)的司法法官,都需要有民意的代表性,这样才能减免多数人对惩罚不公正的恐惧。所以行政首长和立法委员的普选,以及法官审判的民主性(如陪审团制度),就都具有迫切性。

 

行政权力由于面对的是整个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复杂局面,激励的对象包罗万象,因此通才更适合从事行政首长的工作。在民主普选制度下,律师为什么总是容易胜出呢?而其他职业的通才为何却不那么容易胜出呢?在前面已分析过了,就是律师更容易满足1.利他道德;2.激励公平;3.惩罚公正这三准则。

 

至于富有者,由于利己之心太重,富有后又养尊处优,与贫困阶层的关系脱节甚至对立,加上国家公权要用相当多的资源激励贫困阶层或弱者。因此,富人有些虽然也是通才,但并不适合进入国家公权,富人竞选总统由于利他道德的缺乏也多以失败告终。

 

至于军人,同样不适合担任行政首长。军人由于大部分时间在军营中度过,难以掌握社会各阶层的脉搏,除非国家处于战争状态,否则在和平时期,那些思想单纯、充满力量和勇气的军人并不适合担任行政首长。因为,军人只擅长于武力惩罚,并不擅长于法律惩罚;军人只擅长于精神(勇气)激励,而不擅长于物质(金钱)激励;再加军人的天职就是杀敌,军人要生存就必须消灭敌人,因而军人很难有利他道德的精神。而行政首长,需具备法律惩罚、物质(金钱)激励、以及强烈利他道德这三种素质。这三种素质军人都缺乏,所以军人不适合担任行政首长。

 

下面分析一下,民主普选有什么正面意义。

 

一个国家,最大的激励源自行政,因为行政掌握着国家最大资源和信息。但问题是行政如何运用自己掌握的资源和信息去实施再分配激励,即行政部门如何制订财政预算呢?财政预算是不能预先用法律作硬性规定的啊,那么如何解决激励难以预先法定这一矛盾呢?这时民主普选就有正面意义了。

 

在民主普选下,竞选行政首长者必须首先公布自己的竞选政纲,这份政纲就是激励选民的第一份文字承诺。当这种文字承诺能带来越多选民的激励期望值,其就有越大机会当选行政首长。

 

因此,民主普选的第一个正面意义:就是将各候选人的激励承诺公之于世,让公民去评判、去选择激励承诺(竞选政纲)对自己最有利的候选人,以承诺代替法律来软性约束激励的实现,并使激励最大化。

 

但选举前的承诺(竞选政纲)并没有法律效力,当选后可用政治经济形势已变化为借口,而不兑现这些承诺。而当政治经济条件没有变化化,但承诺却没有兑现时,那么选民岂不是被欺骗?因此候选人过往的诚信操手,就会成为竞选胜负的关键和依据,选民不但要看其竞选政纲,还要看其过往的人格品德,并且要将其任期限定在某一个不太长的时段,比如任期四年或二年等,而且这些在选举前都可做到。

 

那么,民主普选的第二个正面意义就出来了:就是发现被骗下届就不选他。

 

民主普选以上的两个正面意义,有助解决激励难以法定这一矛盾,通过选举承诺(竞选政纲)、人格品德调查和任期没有终身制,来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再分配要公义的期望。

 

况且民主普选并不是孤立的,民主普选还连着法治和分权。法治和三权分立或七权分立制衡,同样是为了给公权激励创造一个公平、公正和公开的环境,防止激励和惩罚走向不公的极端,使资源和信息真正为公民服务,为社会和睦服务。

 

民主迫使治者必须通过强制再分配的行政手段——比如政府预算,去把在自由竞争中或天灾人祸中落败的一群人重新激励起来,而且要把资源真正用在最需要激励的群体身上。例如天灾,激励就要用在灾民身上;战争,激励就要用在军队身上;经济不景,激励就要用在失业者身上;竞争力下降,激励就要用在教育和科技人员身上。等等。

 

人类社会需要激励和惩罚;被治者也需要激励和惩罚;治者同样需要激励和惩罚。但专制的情况下,对治者的惩罚是体现不出来的,是刑不上大夫的。如果治者可免于受惩罚,那么被治者就要代其受惩罚,激励将全部归治者所有。民主、法治和分权,正是为了实现对治者和被治者的激励和惩罚都公义——公平、公正和公开。

 

因此,只要世界上存在民主国家,只要信息不能封锁,专制国家就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因为专制国家的被治者,通过信息对比就会发现:自己的权利(机会)和利益,正不断被公权者(治者)侵占。他们对治者的矛盾和仇恨,将不断加深。这种加深,是因为他们不能借助民主普选和司法公正去惩罚治者,而治者却有恃无恐地不断欺骗和压迫他们,种种承诺无法兑现,种种惩罚无根无据或无法可正。

 

在民主国家,不兑现承诺的执政党会被选下台。因此,选举承诺(竞选政纲)不敢信口雌黄,否则,不能兑现的承诺太多,就会诚信尽失,就会被惩罚选下台,将来亦更难以翻身。

 

但在专制国家,由于没有定期的普选,某个人或某一党是长期执政,不能兑现承诺并不受普选惩罚。于是政治家放出的各种美好承诺就必然满天飞,但承诺的无法兑现,反过来又会令政治家的诚信一文不值,并引致社会诚信也一文不值。

 

共产专制的执政党,都是长期执政,故此其政治承诺都非常美好,有时简直是好到难以置信。当中原因,就是讲政治大话(吹牛)不受普选惩罚,不会被赶下台反而更易向上爬。而法律又不能惩罚讲大话(吹牛)的人,因为在全世界的法律中,都没有讲大话(吹牛)就要受刑的法律条文。因此要惩罚政治大话(吹牛),除了普选别无它法。

 

所以在没有普选的共产国家,政治大话(吹牛)就成为共产党继续执政的最好手段,什么“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按需分配”,“四个现代化”,“先进性”,“和谐社会”等等的政治大话(吹牛)层出不穷。一个大话(吹牛)被识穿了,就用另一个大话(吹牛)去取替,用新的大话(吹牛)去掩盖旧的被识穿的大话(吹牛)。而被治者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很难即时识穿政治大话(吹牛),到真正识穿时,又没有普选手段去惩罚执政党。最后只能被迫接受与现实相差甚远的政治大话(吹牛)接踵而来的那一种无奈,有时还会错把政治大话(吹牛)作为一种期望的激励。

 

共产专制制度,不但无法将最符合1.利他道德;2.激励公平;3.惩罚公正这三种准则的人推上政治权力之巅。而且往往将口诺悬河、善于讲政治大话(吹牛)的人推上政治权力之巅,结果共产专制很难长治久安。

 

一个国家最可靠的承诺就是宪法的承诺,因为宪法不是随便能改动的根本大法,但看看我们中国宪法中那些承诺有多少兑现了?中共建政后毛泽东于1954年亲自主导制订第一部宪法,但到1966年“文革”毛泽东就把这部宪法推翻了——刘少奇作为全国武装力量统帅的国家主席竟然被红卫兵打倒。之后1975年毛泽东又主导制订第二部宪法;但“文革”结束后1978年人大又通过了第三部宪法,并在19791980年作两次修改;到1982年人大又通过了第四部宪法,并在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共作四次修改。

 

中国宪法如此频繁更换,证明宪法那些承诺根本无法兑现,是承诺无法兑现才不得不频繁更换宪法。治者连宪法的承诺都无法兑现又何来的诚信?宪法都不得安宁,社会又怎会有安宁?因此中国的不和谐,肯定与宪法的频繁更换有重大关联。而宪法之所以不得不频繁更换,最大的原因就是立宪时没有民主。

 

 

 

          

 

 

《专制与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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