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555 第27章 书写语言等因素 - 专制与民主 - 社科文化 综合 - 一起写网(17xie.com)
17xie首页 > > > 专制与民主 > 第27章 书写语言等因素

第27章 书写语言等因素

[更新时间]2010-10-04 23:04:53 [字数]39569

       

第五卷 第27章 书写语言等因素

       作者:文弧焰

 

阻碍中国人平时就不能以包容(爱)、和平、诚信认真和公义的“互利共生”态度相对之因素,除了制度(法律)和信仰(道德)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文化当中的书写语言因素。

 

文化当中的书写语言,是人与人之间思想交流最基本的方式和工具。人类外示包容(爱)、和平、诚信认真和公义的“互利共生”思想态度,离不开语言和文字。

 

而语言交流又包含三要素:1.身体语言——眼看;2.声调(发音)——耳听;3.语言内容——口说。这三要素在外示思想上各起大小不同的作用,当中身体语言起57%、声调(发音)起35.5%、语言内容起7.5%的作用。

 

所以,语言交流以眼看为最重要,其次是耳听,再其次才到口说。但听和说、是关联的,不会听就肯定不会说,正所谓“聋哑聋哑”,聋则哑。当然,正常人对聋哑人的交流比起对盲人的交流容易得多,因为对聋哑人的交流可用能起57%交流作用的身体语言,但对盲人用身体语言无效。

 

中国有160种相互不会听的方言(另说有约一二千种方言),当中制造了多少语言交流的“聋哑”人可想而知,如果不是生活所逼,有谁愿意去另一个方言区当“聋哑”人呢?

 

一个未懂得说话的婴儿,可通过身体语言和简单的声调(发音)如哭笑声与成年人交流;一个只懂汉语的中国人,同样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与不懂汉语的外国人交流;各方言之间的中国人,同样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交流。但这只能是一种不全面的感性思想交流,或可说与聋哑人的交流没有什么分别,无法深入到更理性的思想交流之中。

 

因为对方的语言内容听不懂,就根本无法进行理性思想交流。语言内容听不懂,还会影响对声调(发音)所表达情感内容的判断,使感性思想交流也出现障碍或错判。从而使语言理性交流为零、语言感性交流大打折扣,出现感性“倾吾埋”、理性无法倾的现象。

 

中国文字是统一的,除了部分少数民族之外,占95%以上的中国人都使用中文。但日常口语却是不统一的,有约160种以上的方言。这些方言,阻隔着人们外示包容(爱)、和平、诚信认真和公义的信息。

 

包容(爱)与和平这二种信息,可通过身体语言也能约莫表达清楚;但诚信和公义这二种信息,必须通过语言内容来表达,语言不通无法判断对方的诚信和公义。相互不信任和怀疑不公,就很易发展为排斥(恨)和暴力的倾向。

 

汉语书写语言系统的方言众多,使汉族倾向于感性交流而不倾向于理性交流。所以,属感情性的关系学、任人唯亲等不公行为非常盛行;而属理智性的法学、任人唯贤等公义行为却不盛行。在预测人的未来品行方面,中国人着重于从眼看可见的——面相学去推测;而西方人着重于从眼看不可见的——心理学去推测。

 

一种文字,最好只能有一种声调(发音),这样才能方便地从声调(发音)上判断对方的真实意思或态度。就如同我们从狗的声调(发音)能判断它的真实意思一样。狗对主人是最忠诚的,狗叫的声调(发音)与其欲望是最为一致的,人并不懂得狗的语言内容,但人却可从狗的身体语言和声调(发音)中知道狗所表达的意思,狗也能从人的简单身体语言和简单声调(发音)中知道人所表达的意思。

 

人与狗的感性交流,主要靠眼看和耳听,而不是依靠口说来交流,这种靠眼看和耳听的感性交流、比用口说的交流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经验积累才能做到。人与狗,无法通过理性的口说语言内容来交流,所以对狗不能讲理性的法律;狗只随街大小便、乱咬人,法律惩罚的是狗主而不是狗。

 

人与动物的最大分别,就是人的舌头有更多神经控制,比动物的舌头更灵活,能发更多的音节,能用说来表达更多的思想内容。口头表达容量的差异,导致人与动物的智力差异,人就比动物进化得快。说英语的舌头就比说汉语的舌头灵活,英语的音节也比汉语约1656个音节多得多。英语如今有过百万个单词,每个单词都有一组独立的音节。

 

当人类发现自己的记忆量虽大,但记忆力却不强,无法记牢口头表达愈来愈多和复杂的内容,于是就用某些约定的符号来帮助记忆,这时就产生了文字。

 

文化首先是化文,即将日常口语的音化为文,简称“音化文”。一种音,最好只化为一种文;反过来,一种文,也最好只化为一种音;这样才不易出现混淆不清,这样才能方便记忆和共同使用及交流。表音文字,符合这种最好;表意文字,不符合这种最好。文字的出现,使先人能用文字将自己正确的经验记录下来,给后人免走很多冤枉路,从而使人类比动物进化得更快。

 

而后人,要利用前人用文字记录下来的正确经验,就要懂得文化,即要懂得将文、化为日常口语的音,简称“文化音”。而掌握文化必经三个步骤:1.首先学会耳听;2.然后学会口说;3.再然后学会识字。耳听和口说,在6岁前就能学会;而眼看识字却说不定什么时候才会,有些人10岁前就会眼看识字了,有些人则终生不识字,这与教育制度有关。聋、哑和盲人,由于无法全面掌握耳听、口说和眼看识字三步骤,因而他们很难掌握文化。

 

听和说都离不开音,人出世后掌握音是先于掌握文的,人类是先有音而后有文的,人类是先有语言而后有文字符号的。前人将语言化为文字符号——“音化文”,后人将文字符号化为语言——“文化音”,然后又将语言化为文字符号——“音化文”,通过无数代的“音化文”、“文化音”的交替转换,人类才掌握到愈来愈多的真知。

 

一个社会或国家的人要进化,最基本就是记忆。记忆包括记忆量和记忆力,人类的记忆量相差无几,因为人脑的容积相差无几。而记忆力就相差很远,如这则新闻所说的:“乌克兰神经外科教授斯卢沙齐克( Andrey Slusarczyk )可能是世界上记忆力最强的人,能够背诵圆周率(π)达到小数点后一百万个位,而且可在两分钟内,记下五千一百个数字。这两项成绩都已记入《乌克兰纪录年鉴》,并已申报《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据俄罗斯传媒报道,斯卢沙齐克当众示范并创造了两项记忆纪录:其一是一口气背诵圆周率至小数点后大约一百万位,将五十九岁日本人秋良原口去年七月创造的八万三千四百三十一位纪录远远比了下去。”

 

 

通过这则新闻我们看到,人类的记忆力,各人相差很远,如果再加上借助工具的不同,相差就更远。而最基本的记忆工具,就是书写语言。而最好的书写语言,就体现在“音化文”、“文化音”转换的准确及方便。

 

(一)“音化文”的准确性。“音化文”要准确,就必须一种发音只能用一个字或符号表达,一个字或符号也必须只能有一种发音。如果一种发音可用二个以上的字或符号表达,而一个字或符号又有无数种发音,那么“音化文”是不准确的。

 

比如英语,它的单词产生是先有日常口语,然后再用字母把这些日常口语拼写出来而成为单词,因此日常口语越多创造的单词就越多。英语由沙士比亚时代的约三万单词,发展到现在已达100万单词。据2009-6-12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国际新闻介绍,同日英语词汇突破100万个。

 

而英语单词发音与日常口语发音,是由字母或国际音标规定一致的,这样它在“音化文”时就很难走样,从而保证了“音化文”的准确性。

 

比如汉字,有约160种方言的发音,当每种方言的人都用自己的发音把日常口语化为文时,由于没有字母拼写,就要在字典里找同音字来把日常口语化为文,那么这种文就只有懂这种方言的人才能看得懂。比如粤语文的佢哋(他们、她们)、人哋(人家)、 第次(下次)、乜嘢(什么)、乜(什么)、几多(多少)、 边(哪)、摞(拿)、咁好(这么好)、为咗(为了)、啫(罢了,语气助词)、好攰()、水氹(水坑,氹还有哄的意思)、你喺度做乜(你在干什么)、你食咗饭未(你吃饭了没)、唔好睇乜滞(不太好看)、唔该嗮你(非常感谢你)、高过头冇用嘅(太高了没用的)、畀三蚊添(再给三块钱吧)等等的文字,就只有懂粤语方言的人才能看得懂,其他人必然会看错或理解错文中的意思。中国方言有160种音,就可化成160种文,那么在“音化文”方面,又如何准确呢?定谁为准确呢?定谁为准确就是对其余的159种方言准确性的否定和不公平。好了,中共建政后大陆确定了普通话为最准确的标准了,方言文全部被取缔,那么方便不方便呢?

 

(二)“音化文”的方便性。好了,当定了普通话为最准确的标准,那么“音化文”的准确性是解决了,必须要用普通话的音来转化为统一的文字,这样当然对日常操普通话的人是方便的,但对日常操方言的人就不方便了。因为,他们必须要将方言转换成普通话,按普通话的书写语言习惯才能写成一篇全国通用的文章,操方言的人在“音化文”时就必须做多一重手续,就是在心里面先要将方言转换成普通话。否则,用方言写出的文章用普通话阅读时,就不那么通顺(这当中没有语法是原因之一)。

 

所以操方言的人,在“音化文”时非常不方便。他们说是一套文化,而写却是另一套文化。书写与语言完全脱节,实质就是有语言(方言)、而没有文字(方言文字),被迫要用北京系的文字。方言地区,不会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不懂普通话的人,不会成为中国伟大的文学家。而日常操方言的人,毕竟占了中国人口绝大多数。

 

而更要命的是,表意的方块文字很难创造新字。当出现新的日常口语时,表音文字可以立即用字母很方便地拼创出新字然后加入词典中;而表意文字要创造新字,就困难重重。因为各地的日常口语并不统一,如果按操普通话的北京地区产生的新日常口语来创造新字,方言地区难以接受,创了新字出来大多数人不用也枉然。所以推广普通话后就没有新字产生过,甚至连康熙字典的很多旧字,都不用了。

 

(三)“文化音”的准确性。表音文字,已将音表示出来了。比如英语26个字母,是由元音及辅音共同组成的字母表;英语26个字母,担负着组合成字形与组合成发音的双重任务。一个表音单词,规定只有一种准确发音,就算发音不准,也不会相差太离谱。比如美语与英语的差异,依然能相互听懂。在阅读或朗诵英文时,“文化音”只有一种相差不大的音,这样“文化音”的准确性就有保障。

 

但表意文字,并没有将音表示出来。如汉语189个部首(按简体字计)和各种笔划符号,就只担负着组合成字形的任务,并没有担负组合成发音的任务。一个汉字,可用任何发音都可使用;日本由中国引进的汉字,甚至用双音节依然可使用。方言,就是因汉字没有规定准确发音而大量产生的。在阅读或朗诵中文时,“文化音”可有160种以上相差极大的音,这样“文化音”的准确性就没有任何保障。当一篇文章,用某一种方言向全国宣读时,相信大部分人都听不懂;当用普通话宣读时,同样会有相当部分人听不懂;听不懂,全因汉语在“文化音”时没有准确性。

 

(四)“文化音”的方便性。当看到一个英文单词,懂得它的意思而不懂得它的发音时,就算不使用词典去翻查它的国际音标,也能根据字母排列规律,将单词拼读出来。虽然,不用国际音标时不那么准确,但相差不大而依然可交流,如果本身是会讲不会写英文的,也容易更正发音。所以将英文的文,化为音是方便的。

 

而中文的文,化为音就不那么方便了。当看到一个字,懂得它的意思而不懂得它的发音时,就只能翻查字典查找它的汉语拼音。但一般字典,只有普通话的汉语拼音,而没有方言的汉语拼音;因为并不是每种方言,都有自己的拼音字典的。这样就算查字典,也只学懂普通话的发音,而学不懂方言的发音,而且还要懂得普通话的拼音,才能拼出它的普通话发音出来。如此一来,要将中文的文、化为音,既要翻查字典又要懂拼音,就非常麻烦。所以,中文在“文化音”中极之不方便,人们怕麻烦干脆就将字乱读,久而久之一代传一代便产生众多的方言。

 

总结以上四点,汉语:

 

1)“音化文”的准确性——差。除了北京系外,其它方言系在“音化文”时都不准确。即除了北京系“字话一律”外,其它方言系都不是“字话一律”。

 

2)“音化文”的方便性——差。除了北京系外,其它方言系在“音化文”时都不方便。

 

3)“文化音”的准确性——差。因为汉字并没有标明它的发音,规定用普通话汉语拼音发音,是官方的规定,而不是汉字里的规定。将来官方同样可以规定用任何一种方言拼音,因而没准确性。

 

4)“文化音”的方便性——差。一个汉字用一个音,无法令所有懂中文的中国人听明;必须再用160个以上的方言音,才能令所有中国人听明。

 

中国的汉语文字,可有无数的发音;如一个我字,各地都有不同的叫法。而英语的文字,只有一种的发音;如一个我字,只有一种叫法——I。所以,英语的“文化音”(写转换成说),只有一种叫法(发音);而中国汉语的“文化音”(写转换成说),却有160种甚至无限种叫法(发音)。

 

在中国大陆对汉语文字使用规范化下,汉语与英语的“音化文”(说转换成写),基本都是一致的,两者都只有一种方法——识字就能写文章和看懂文章。但近代,同为使用汉语的香港、澳门和台湾,由于分治而没有使用文字规范化的原因,或由于当地的方言定为官方语言的原因,在“音化文”(说转换成写)方面已出现分化,有些用港、澳、台方言文字写成的文章,操不同日常口语的大陆人,已看不明白。

 

一音多字、一字多音,使中国的“音化文”、“文化音”相互转换,既不准确又不方便,很容易产生表达或理解的错误,使记忆和交流成本高昂。各地的方言不同,难以用说来表达包容(爱)、和平、诚信认真和公义的信息,只能从对方的身体语言和声调(语气)中做出推测,但这需要经验的积累才能推测得准确,这就又加重了包容(爱)、和平、诚信认真和公义理解的时间和成本。产生误会,后面付出的成本将更大,严重的可能转化成仇恨。

 

只因包容(爱)、和平、诚信认真和公义的口头表达的误会,而付出多余的成本,实在有所不值。人们为了节约这些成本,便尽量减少与不同方言的人交往。行动地域就按方言划界,相互封闭,封建主义以地方主义的形式代替,资本主义在中国难以自发产生。再加农村以往一直以单姓宗族为群居方式,就算是相同方言的人,都会被姓氏宗族割裂,被困在更小的一块又一块农业地盘里;包容(爱)、和平、诚信认真和公义,也就增加了以姓氏作为判断的标准。同姓同宗的乡亲,就包容(爱)、和平、诚信认真和公义相向;否则,就排斥(恨)、暴力、欺瞒不诚和不公相向。

 

如此一来,大规模的由复杂姓氏群居组成的城市化,就难以施行。随着农村人口的增加,耕地被划分为更小的一块又一块,导致分工合作在农村始终需求不大。没有分工合作,农业生产效率就始终不能提高,物流和资金流也难以施展,资本运营亦效率低下。

 

方言,使地方主义分裂倾向加重,不用高压武力手段,难以维持中国的统一。要统一只能专制,实行民主可能会带来分裂。蒙古,就是在外蒙古的民主公决下被分裂出去的,这种分裂是由汉语书写语言系统的落后,以及汉族与蒙古族使用两套不同的书写语言系统,造成包容(爱)、和平、诚信认真和公义的信息交流容易产生误会所带来的。

 

最早统一中国的秦始皇,用武力征服了六国,统一了文字(汉字),并且消灭了被征服国的文字。但却不能消灭被征服国的口音,使汉字统一而汉语发音却不统一,这皆因汉字表意而不是表音。一个汉字可有不同的发音而依然可使用,但使用起来却不准确也不方便,这带来了无穷后患。

 

如果没有强权专制暴政,文字也是可以进化的。但秦始皇的强权专制暴政,使中国文字的进化夭折了。秦始皇将研究文字的人几乎全杀光了,他这一统治时期,人们不敢再研究和改革汉字。而当时世界上其它国家,已全力向字母书写系统进化了。之后,随着西汉儒家思想的复活、扩展和一脉相承,产生于汉文化、用汉字原始记录、在当时也属于先进的儒家思想,便被一直保留下来。但落后的汉字也与当时先进的儒家思想一样,视为神圣不可侵犯而被保留了下来,孔圣的神圣不可侵犯,使孔圣当时使用的汉字也成了神圣不可侵犯。

 

中国的文字改革就一直都没有人敢做,随着汉字记述的历史内容愈来愈多,文字改革的难度就更为艰巨。东汉道教的产生、唐朝“唐三藏”西天(印度)取经回来后将佛教的大量经文翻译成汉文,都使宗教思想与汉字文化牢牢地结合在一起。汉字的地位在与儒、道、释的结合下更为巩固,全球7大母文化,只有中国尚存。但这种古老的表意语言书写系统,在现代国际表音语言书写系统的冲击下,却显出种种的劣势和弊端。

 

汉语书写系统虽然使用起来并不准确和方便,但人们已习以为常,习惯压倒理性,二千五百多年强大的习惯势力形成了各地160种以上互不相通的方言,使中国不能同声同气。汉字的古老落后,使中国只能统一字,但始终不能统一声。

 

全球最大的民族(10亿左右人口的汉族),却发出160种以上各自听不懂的声音,造成感性、特别是理性交流的巨大障碍,也为中央管治带来巨大的不便。中央为了防范地方官员的贪污舞弊和企图作反,当地人都不准担任本地的重要官职,转而一定要由外省人担任。外省人与当地人日常口语的不同,本身就带有一种歧视的压迫感或排斥感,使官民的关系很易产生敌对。外省官员身家财产都不在当地,得罪当地人后,大不了一走了之,因此往往使用粗暴的专制手段来管治,造成民主的思想难以形成,中央与地方的互信也难以建立。

 

所以,汉族虽然人多势众,但却是一盘散沙。造成这一盘散沙的原因,主要就是汉语书写语言不能同声同气。方言,使汉族难以凝聚和互信,一遇到不同方言的人,便排斥和假面相对、甚至暴力相向和不公对待。造成中国社会的排斥(恨)和假面泛滥,以及不公、内乱和内战频繁。包容(爱)和真面,被方言无谓地相互消耗。中国人的求真态度,也只能在低水平中徘徊。这种低水平的求真态度,决定了中国难以进化,难以发现新的真知。真知的获取,只能依靠西方的表音文化。要国家发展,只能大量翻译引进西方的新知识和新科技。清朝和“文革”的封关锁国,只带来了更落后。

 

中国书写语言的落后,造成中国人文字记录信息和口头传递信息的不准确及不方便,书写语言的落后使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台湾一实行民主,人们首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外省人“赶走”,可见同声同气的力量是如此的强大。语言,也都可以成为判断对方排斥和不诚的标准;语言不同,“互容难成、互信难立”。

 

因为,语言是包容和真诚交流的最重要手段。美国有全球各国移民过来的民族(约170个),虽然他们的家庭语言(母语)各不相同,但他们依然可包容和真诚相对,是因为美国有统一的社会语言——英语作感性和理性交流。是美国统一的社会语言,方便了美国的政治统一,减少了要用专制手段维持政治统一的弊病。民主并不会为美国带来分裂,是因为他们同声同气,他们能从最方便的英语口语交谈中,就能了解到相互之间的包容(爱)、和平、诚信认真和公义的态度。当然,美国还有更复杂的制度和信仰方法,去约束排斥、暴力、欺瞒不诚和不公行为。是包容(爱)、和平、诚信和公义的人与人关系,将这170个民族凝聚在一起,是认真的态度使他们勇于不断探求真知。

 

书写语言对知识记忆的准确和方便,再加发明电脑后对知识记忆的准确和方便,使美国能掌握到更多的知识,并将知识一代又一代非常准确和方便地传承下去。

 

所以,一个国家的人与人之间,有没有包容(爱)、和平、诚信认真和公义的态度?最基本的就是,他们日常社会生活、工作和学习的语言是否统一。有了这个基础,制度(法律)和信仰(道德),才能更易按包容(爱)、和平、诚信认真和公义的目标构建。这个书写语言基础,是制度(法律)和信仰(道德)能否显效的关键。

 

很多国家都采用了民主法治制度,但由于主流社会语言不统一或没有正确的信仰(道德),结果却并不怎么成功,无法到达优质民主。可能问题就出在,书写语言和信仰(道德)的落后上。

 

书写语言、制度(法律)和信仰(道德)这三要素,都属于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范畴,但对自然科学却起着生死尤关的作用。因为,这三要素决定了人与人之间,有没有包容(爱)、和平、诚信认真和公义的态度。有这种态度,人们才会将主要精力,瞄准自然改造自然。否则,仇恨将使人们的主要精力,瞄准人征服人。

 

这三要素中,书写语言是基础,因为制度(法律)和信仰(道德),都需要书写语言来表达和传播。书写语言看似普通,但却是最柔软绵长的软科学,有这个最软最长的软科学,才能有对应的硬科学。英语系国家的硬科学如此发达,都与英国的《牛津英语大辞典》和《朗文英语大辞典》及美国的《韦氏英语大辞典》有莫大的关系。

 

《牛津英语大辞典》(12卷)自1928年出版发行以来,是世界公认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英文辞典,赢得了“辞典中的圣经”的美誉。《牛津英语大词典》目前最新版本为20卷本第二版(1989出版),收词超过50万条,引证例句250万条,全部发音使用国际音标标注,词条及例句涵盖了所有英语国家的地方英语,包括北美、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勒比等等,并且给出了词源分析以及不同地方英语的拼写差异。

 

该词典特点:几乎囊括了1150年以来见于文献的所有语词。如乔叟、高沃尔和莎士比亚等著名作家只是用过一次的罕见词,也如数照收,卷帙浩繁,编写原则谨严,全书浑然一体,是一部追溯词源,查考历史词汇,具有极高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的语文词典。

 

而美国的《韦氏英语大辞典》则收集自1775年以来仍在使用的所有英文单词,已收录了45万个英语词汇。它强调字典与文字学功能,字源学资料非常完整,定义解释极正确,另外也包含实用性的百科全书型资料。

 

而台湾出版的《中文大辞典》(台湾《中文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编纂,台湾中国文化研究所,1962年—1968年),共40册。共收单字49,880字,词汇371,231条。各单字下首列该字的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草书等形体,并注明出处。下引古韵书反切、“国语”罗马字注音。次释字义。释义注重考源,并探究形音义三者之间的关系。每字后列复词,博采历代文献中的词语、典故、成语、诗词、人名、地名、官职名、年号、书名、动植物名等,广泛反映中文词汇。释词广泛采用书证、征引原文。全书按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113日出版的《康熙字典》的部首分类法排列,略加改动。

 

而中国大陆的《辞海》是以字带词,兼有字典、语文词典和百科词典功能的大型综合性辞典。1999年版《辞海》是在1989年版的基础上修订而成,所收单字,由16534个增加到19485个;所收词目,由120000条增加到122835条。全书篇幅比1989年版增加约400万字。新增词目大部分是近十年来新出现的词语,如“因特网”、“多媒体”、“转基因动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

 

从以上中、英文大辞典的对比中,我们看到,收入中文辞典最多单字只有49,880字,而收入英文辞典最多单词竟有50万个以上(牛津英语词典列出了大约65万个单词,但是如果加上很多没有列在其中的科技术语,可以让单词的数目增加到近乎一百万)。而英文单词比中文单字包含的内容更多。在例句方面,中文中最多的台湾《中文大辞典》有371,231条(平均一个单字7.44条例句),而英文中最多的《牛津英语大辞典》有250万条(平均一个单词5条例句)。如果书写语言是最柔软绵长的软科学,那么英文比中文柔软绵长接近10倍(单字多10倍以上),表达精确度也将高达10倍以上,软科学造就的硬科学也可能会达10倍以上。

 

联合国相同内容的文本,中文文本是最薄的一本(约占英文本的二分之一),虽然是节约了纸张,但表达的精确度却可能较粗糟,所以连中国加入世贸的法律文本都规定以英文为准,可见中文表达的精确度确不如英文,这与中文的字太少有关。

 

全社会日常口语的不统一,就很易分化成一个一个的小社会。如果不给予这些小社会制度(法律)上更大的自主权,他们就会闹独立。中国历史上有三分之一时间处于分裂,无不以全社会日常口语的不统一,以及中央集权过大而地方自主权过少有关。

 

大英帝国,虽然有统一的日常口语英语(英语是各殖民地的官方语言),还有大部分统一的宗教信仰,但由于各殖民地的制度(法律)自主权过少,各殖民地最终还是以暴力的方式(如最早的美国)或民主协商的方式(如后来的加、澳、新、印等)争得了独立。现时英联邦有约50多个国家,就是从大英帝国中独立出来的。而独立出来的国家,其进化速度并没有减慢,像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的进化速度,甚至比英国本土还快。当然,另有些国家独立后是停滞不前、或跟不上别人的发展速度而变得更为相对贫困的。

 

就算是全国社会日常口语已基本统一,而且最民主自由的美国,各地方(州)的制度(法律)自主权,依然是很大的。如果不是这样,在民主下,美国根本不能统一为一个国家。美国南北战争的发生,都以这种制度(法律)自主权有关,当时围挠的就是联邦与州之间,关于是否废除《黑人法》的争拗。

 

在中国这种全国社会日常口语不统一、又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中央集权过大而地方制度(法律)自主权又过少的国家,如果就此实行民主,是必定会闹分裂的。要想实行民主而不闹分裂,只能让地方增加制度(法律)自主权,即类似于联邦制的方式,由几近独立的省份(或称邦)组成一个独立的民主的联邦中国。不过这样一来,对于中央所在地的北京系是不利的,就如大英帝国分裂对英国本土不利一样;但对各省份(或称邦)却是有利的,整体来讲实行民主是利大于弊。

 

如果想让各省份(或称邦)更能和睦相处,就要向全国社会日常口语达成统一的目标努力了,即要改革文字了,将表意文字改为表音文字了。

 

不将表意文字改为表音文字,始终无法达至全国社会日常口语的统一。

 

中国大陆1955年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对普通话的内容作了定义式的规定,除了继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以外,新增加了“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内容。普通话从此有了全面准确的解释。1956年,国务院向全国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58年,几经修订的《汉语拼音方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代替了已经推行了40年的注音字母。

 

从秦代以来,历朝历代都有推行共同语言的做法,最早是“雅言通语”,明清时代长时期使用的是官话,到民国使用的是国语,大陆一直沿用到1949年,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直到现在还是在用国语。中共建政后,新的普通话、简化字和汉语拼音被官方使用和强制教育了50多年,但全国各地的方言至今依然不变,除了简化字成功推广外,普通话和汉语拼音都不能成功推广。

 

当中付出的时间和资源不可谓不大,简化文字是统一了大陆,但始终无法统一主流社会的声调(发音),这都是表意文字的落后造成。本来落后的东西就应该改革,特别是对基础性的劣质表意文字就更应该优先改革,但又有谁胆敢将秦始皇强制推行、而万人师表孔子又用来记录思想的文字推翻呢?没有民主的全民公决、没有公民理性的认真态度、没有治者的认识和坚强决心、没有语言学家的聪明才智,根本不可能办到。

 

中国如果推行普通话、方言和英语的三语教育,只会加重教育成本,并会减低人们的智力和创造力,并会使三种语言都难以精确掌握及流利运用于写作上。

 

以目前广州为例,占大多数是操广州话的家庭,当子女在这些家庭出世后,从家庭中所学的首先就是广州话(正统粤语),到三岁时懂得说广州话,之后就进入幼儿园、小学、中学和大学接受教育。但接受教育的却是普通话表达的汉字,即他们入幼儿园或学校要重新学习普通话的书写语言,而不是学习广州话的书写语言,这起码浪费了他们入学前三至七年最宝贵的掌握书写语言的最佳时间,更严重的是他们放学后以及将来离开学校进入社会后,大部分所使用的语言依然是广州话而不是普通话,当他们将普通话忘记得七七八八后,他们就不懂得如何将广州话转化成普通话的文字。

 

所以,广州人的语文写作水平,是不及北京系人的语文写作水平的,口才也是不及北京系人的。因为广州人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自己的文字,用别人的文字来表达自己的语言,是不易表达清楚的。而同为操广州话的香港则不同,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亦有自己的文字(广州方言文字),他们的语文写作水平就比广州高,甚至比北京高,他们用方言文字写出剧本所制作的影视剧,更曾风靡全中国及东南亚。但香港回归后,由于普通话的渗透同化,好的剧本就写不出来了,影、视、歌都走下坡。

 

如果广州的学校,采用广州话来教学,广州人就不会听和说普通话,但却容易巩固到将广州话转化成文字。这样对广州人的文化是有利的,但对全国的统一却是不利的。全国各地操方言的地区,与广州的情形雷同。强制推行落后的普通话,其实就是扼杀全国各地的地方文化,使地方文化永远不能超越北京系文化,带来了统一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公的矛盾和仇恨。人们会问:为什么要用北京话作统一语言而不能用广州话或上海话作统一语言呢?为什么只能以北京作为中国的文化中心,而经济更发达的其它城市反不能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呢?

 

其实,这一切都是学校语言与社会语言不同所造成的浪费结果。学校语言是统一的普通话语言,而社会语言却是不统一的方言,需要学方言语文的人、却强迫他们去学习普通话语文,这就出现学非所用的浪费。而之所以产生方言,恰恰就是汉字表意而非表音。

 

我们可看看在美国的情况,如果一个刚刚移民到美国又不懂英语的操广州话家庭,一个婴孩在美国诞生于这样的家庭,他(她)首先学讲的将会是广州话(母语),但当他(她)一进入幼稚园和学校接受教育,所学的就是英语,一切就都要从头开始,与在广州接受普通话教育的情形相似,即入学前这三至七年最宝贵的掌握书写语言的最佳时间可能是浪费掉了。

 

但之后学习的英语就不会浪费掉,因为英语在美国是统一的学校语言也是统一的社会语言,在学校课堂或课余的交流、在社会的交流、在工作上的交流、在全国以至世界各地的交流都可用得着英语,而且在美国各地的主流社会是必须要用英语,这对其巩固英语语文知识非常有帮助和十分重要。只要他(她)学会英语,他(她)就能走遍美国等英语系国家都能在主流社会立足,无需再去掌握另一种语言。

 

而一个北京人想在广州立足,他(她)就必须要重新掌握广州话(粤语),否则不会带来方便,因为广州的主流社会并不使用普通话,全国各地90%以上的主流社会亦都不使用普通话。可见英语与汉语的准确性和方便性是如此大的差别,汉语标准的一字多音、一音多字,以及非标准的160种方言,以及各种少数民族语言及他们各自的语言书写系统,使全体中国人在感性和理性交流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中国方言和民族语言之多,恐怕除了不及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之外,就排世界第三了(俄罗斯方言也多,但它的方言差别不大、免强也能听懂)。印度国内承认18种主要语言,844种方言。印度尼西亚民族语言和方言约300种。

 

这三个全球最多方言和民族语言的国家,2005年人均GDP都不高,如中国:1,352美元,全球排112位;印尼:1,093美元,全球排117位;印度:652美元,全球排133位。(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前景数据库。共统计了179个国家和地区。)

 

而这三个国家内部都有很多深层次的相似矛盾,如中国内乱内战多,经常受到外族的征服或侵略。印尼和印度被外族征服或侵略的历史就比中国更长。

 

印尼1596年被荷兰占领,开始了长达350多年的荷兰殖民统治。1942年日本入侵。1945817日宣布独立。1950年成立统一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1954年宣布取消“荷印联邦”关系。1963年收复被荷兰占领的西伊里安。

 

印度有几千年的文明史,但却缺乏有正式文字记载的可信历史,历史上屡遭外族入侵,它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不断为外族征服的历史;印度历史的大部分(70%)时间处于四分五裂状态。较近的其中一个大王朝——莫卧尔王朝(1526年—1857年)是蒙古人建立的。1600年英国侵入,建立东印度公司,1757年开始沦为英殖民地。1849年全境被英占领,英国才逐渐统一印度,进入英国殖民地统治时期(1857年—1947年)。1947才独立为印度共和国。

 

而英国之所以能统一印度,无不以强制推行英语有关,它使各方言部族能通过英语来沟通。印度官方语言是印度语(印地语)和英语,印度有1.5亿人以英语为主要语言,讲印地语的有1.8亿人。印地语还有5大方言,即西部印地语、东部印地语、比哈尔语、拉贾斯坦语和山地印地语。

 

印地语每种大方言里又各有若干方言。标准语的基础是通行于德里和梅拉特附近地区的克里波利方言,属西部印地语。

 

在中国的情形,同样好不到那里,在语言障碍的影响下,内乱内战同样频繁发生。虽然没有印度那样70%的历史处于分裂,但依然有33%的历史处于分裂,两岸现时就依然处于分裂,这在联合国成立60多年后的今天是不多见的。

 

在中国,同操一种方言的人很少发生战争,发生战争的往往都是操不同方言的人。

 

汉字统一了汉族,但汉语发音并没有统一汉族,相反还在分化汉族。汉族被不同汉语发音的方言,分割成不同的族群;族群之间可通过汉字来沟通,但却不能通过自己的语言来沟通,这是汉语书写系统的最大败笔。它使族群之间,难以取得包容(爱)、和平、诚信认真和公义的态度来相处。

 

是语言障碍,分化了汉族。只有普通话字典的普及,而没有粤语、客家语和上海语等160种方言字典的普及,操这160种方言的人就很难准确和方便地将日常语言转化成文字,使到中国虽然接受教育的总人口很多,但语文水平高的人却不多。语文水平不高,难以将自己的经验写成一篇好文章来传给下一代,也难以将外国好的文章翻译为好的中文。

 

中文社会,好的文章不多,就减低了人们阅读中文的兴趣,从而拖累整个中文文化出版事业和媒体事业;人们不阅读中文,中文语文水平亦难以提高,从而造成恶性循环,令中文语文水平不断下降,好的中文文章就愈来愈少。到最后,人们就只能通过学懂外语,再去阅读外国原文才能读到好的文章。当今的大学生,英文水平不断上升,而中文水平不断下降的原因正在此。

 

落后的表意书写语言系统,拖累了中国的统一和进化。语言障碍产生很多误会,这些误会随时会转化成排斥(恨)、暴力、欺瞒不诚和不公。排斥使社会分化内乱、暴力会上升为大规模内战、欺瞒不诚使经济混乱科技落后、不公更加剧了以上的这些恶化。这些恶化,反过来又会助长外来的文化、经济和军事侵略,造成更大的破坏。语言障碍在正确的制度(法律)和正确的信仰(道德)双缺失下,使恶性复仇更加无度。在司法公义上,最后把关社会公义的司法法官、辩护律师等人,他们在审判或辩护时,要操哪种语言才算公义呢?

 

在一个国家的同一民族——汉族,竟然会出现如此之多的语言障碍,这实在是一个重大的文化错误漏洞。

 

美国也曾出现过这种重大的文化错误漏洞。据统计,1910年前后,大约有1/4 的美国人除了讲英语外,还讲另一种语言,可是到了1970 年,因为其他语言并没有法律地位,不易传播而逐渐消失了,只有西班牙语系在美国仍有若干社会势力,现有2500万美国人讲西班牙语,广泛通行于德克萨斯、新墨西哥、亚利桑那和加利福尼亚(在新墨西哥,它和英语并列为官方语言),还通行于纽约市大量的波多黎各人居住的地区。但英语在美国主流社会依然是通行无阻(约99%的美国人懂英语),不像普通话那样障碍重重(2005年全国只有约53%的人口懂普通话,80%的中国民众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讲方言,而各种主次方言多达上千种)。

 

2500万美国人讲西班牙语,现已引起巨大的争议。

 

一位学界政界两栖名人阿瑟·小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这样提到:“族性迷信夸大了各族裔之间的差别,加深了不满与对立,加强了各种族和民族之间可恶的鸿沟,结果只会是顾影自怜和自我封闭”。

 

族性认同的重要标志是语言。多少年来,美国不断用免费的义务教育制度来向世界各地的移民及其子女普及英语,英语教学成为使移民“美国化”的最主要手段。但是,一些多元文化论者却认为强迫移民孩子学习英语,放弃母语无异于一种“政治压迫”和文化剥夺,为此他们利用美国联邦法律从未规定过英语是官方语言这一点,借助1968年《双语教育法》,开始倡导双语运动(bilingualism movement),要求公立学校向移民(这里主要指拉美移民)提供用西班牙语讲授的课程。

 

于是,西班牙语几乎成了美国相当一部分地区的通用语言。在施莱辛格看来,这种作法不仅使移民后代缺乏进入主流社会所需要的语言技能,而且“滋长了自我封闭,并由此滋生了种族对立”。因此,“帮助我们的学生流利地使用主流语言,是给予他们更多的机会与能力而非剥夺”。施氏指出,更重要的是,一种共同的语言是使美国成为一个同质民族所必需的纽带,而制度化的双语运动则是对这一理想的威胁。

 

美国从1910年至1970年,只用了60年时间,就基本统一了全国的语言。而中国从1955年至2006年已用了51年的时间,如果按1918年就推行的注音字母计,就已用了88年时间,但基本统一全国语言还是遥遥无期。这与汉字用任何发音都可使用有莫大的关系,由于用与普通话不同的发音依然可以使用这套书写语言系统,所以从小就讲方言(母语)的人,为贪求方便就懒得去学或讲普通话;而讲普通话的人去到方言区,为了免于被排斥,只有被方言同化。

 

改革开放后,大量外地人涌入沿海首先开放的各个发达方言大城市,如珠三角和长三角等。由于语言同化的关系,这些发达城市方言的使用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以倍数大幅增加,使统一普通话更为艰难。上海更以文化遗产为理由,要求保护自己的方言。

 

表意的象形文字书写语言,开始于公元前4000年苏美尔人和古埃及人所刻划和使用的表意符号。最古老的中国文字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4世纪。表音的字母书写语言,由苏美尔人于公元前2000年发明,公元前1000年在中东、希腊、印度被广泛使用。

 

第一篇希伯来文献(犹太教),在公元前1100年产生,接着,几百年之后,琐罗亚斯德、佛陀、孔子、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以及那个时代的思想家出现了。没有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产生过如此高度集中的具有哲学灵感的人。

 

除了孔子,其余的先哲们都生活在一个字母书写语言正被引进到社会中的时空里。尽管他们的学说存有差异,但他们都追求善和真理,都把道德放在了世俗权利之上。可惜,孔子思想在长期政教(儒教)合一的权威压迫下,难以改良进化,儒家思想也始终不能成为一种受普罗大众崇拜的宗教信仰。能接受儒家文化教育的,只是少数的权贵子弟,中下阶层以及全体妇女都被拒之门外,中国人的识字率无法大幅提升,而道德就一直偏低。

 

孔子思想,由于采用了落后的书写语言来记载,秦始皇又将这种落后的书写语言统一了中国,孔子从汉代开始又成为万人师表,记载孔子思想的落后书写语言便神圣不可侵犯,落后的书写语言也就一直沿用至今而没有多大改变。

 

而孔子同期的其余哲学先人,由于运用了当时较为先进的字母书写语言系统来记载他们的思想,这些哲学思想经改良和创新后又发展成为普罗大众崇拜的宗教信仰。这些宗教经文,如《佛经》(梵文)、《圣经》(旧约用希伯来文、新约用拉丁文)、《可兰经》(阿拉伯文)又同样用字母书写语言来记载,以至当今使用字母书写语言系统的人,占了全球的绝大多数。而当时记载这些宗教经文的字母书写语言,虽比表意书写语言先进,但并不是尽善尽美的,而且同样被赋予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这使字母书写语言到此同样难以进化。

 

宗教神圣不可侵犯,连记载它的书写语言也神圣不可侵犯。因此,书写语言能进化的,只能是敢于强烈改革宗教的国家之书写语言。即宗教越自由,书写语言就越先进。

 

宗教竞争,会带来书写语言的竞争,是因为书写语言是循着宗教的路径传播,各种宗教为了争夺信徒,就必须让信徒听得明宗教布道内容和看得明经书。这迫使书写语言,要向准确性和方便性进化,越多人准确和方便地知道宗教内容,这种宗教就越多人信。

 

公元1500年左右,欧洲经历剧烈的宗教改革,而敢于强烈改革宗教的就有三个国家的人:法国人、德国人(当时德国还未独立,故应称为德语系的人)和英国人。

 

结果这三个国家的书写语言都得到进化,当今的先进国家都多是操这三种书写语言的国家。法语、德语和英语都先后成为世界的强势语言,但能保持强势至今的只有英语,这与美国的强大有关,而美国的强大又与其宗教最自由有关。

 

看一看各种书写语言辞典的单词量、例句量、发行量、分布区域、使用民族和使用总人口,以及是否“书同文、语同音”,就知道这种书写语言的先进性和强势性。

 

书写语言是一种交流工具,而这种交流工具的核心部件就是辞典。没有辞典,这种交流工具效率低下或根本无法使用。所以辞典是一切工具书的工具书,书写语言的进化,实质就是其核心部件——辞典的进化。工具的进化,实质首先就是辞典的进化。哪一种辞典做得越精确、越多内容、越方便翻查、越方便记忆、越方便统一发音、越方便创造新字,那一种辞典就越先进,那一种交流工具就越高效率。交流工具越高效率,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才能更高效率。

 

比如不懂英语的人,使用电脑或开发电脑软件,效率是很低的。这是因为电脑这种先进工具是建基于英语辞典这种工具之上的,电脑软件的源代码是来源于英语辞典。

 

一部好的辞典,必须辞典里的字发音与你日常口语的发音,是一致的。但中国汉语辞典里的字发音与约160种以上方言的发音,并不一致。即中国日常口语讲方言的人,得不到一部好的辞典。汉语辞典作为交流工具,在讲方言的人身上就显出低效率,讲方言的人在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时就同样显出低效率。所以就出现了一种现象:高技术、高科技或高文化行头里的精英,他们的日常口语都必定是讲汉语辞典里的字发音——普通话,或讲英语辞典里的字发音——英语,他们的日常口语很少讲没有自己辞典的方言。

 

讲方言的人,没有一部方言辞典,等于有语言而没有对应的文字,这样对他们是非常不利的。他们的语文水平、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水平,都是难以提高的。要提高,除非他们改变自己的日常口语为普通话或英语、或出版一部更先进的方言辞典。比如美语与英语就有少少的差别,美国就要出版自己的辞典。

 

当全球各国90%以上的人口,都是文盲以及交通工具都不发达时,书写语言对社会的影响在各国都差不多。因为,文盲使大多数人很少用文字交流,交通工具不发达使人们在小小的方言区内通过方言交流亦没有多大不便,这时书写语言落后的中国依然能成为世界的强国之一,中国的文字和文化甚至还能输出到诸如日本和远东等地。

 

但当欧洲1517年宗教改革、以及引入和改良由中国发明的印刷术后,由犹太人用罗马帝国国语拉丁文于公元6670年写成的《圣经》,便被翻译成以德语为首的各种文字版本广泛流传。之后当英王亨利八世,发行他自己的英译本《圣经》,并把自己的名字和画像印在封面上,作为与罗马决裂和支撑自己的权威时,欧洲的个人主义精神便被点燃。每一个人,不管男女老幼富贵贫贱,只要能阅读英文、德文和法文等文,就能与上帝交谈。

 

《圣经》各种文字版本的大量传播,使欧洲人的识字欲望迅速提高。马丁·路德首倡应由政府办初级免费教育而被政府采纳,各种官办义务教育学校,如雨后春笋般竖起。宗教改革的影响力,使欧洲的识字率迅速提高。基督教隐含的包容(爱)、和平、诚信认真和公义的道德价值观,便得到广泛宣扬。而新大陆于1498年被意大利人哥伦布发现后,更加速了海上交通工具的发达,超距和超种族的交流频繁出现,都使航海大国认识到书写语言统一的重要性,并造就了一批优秀的语言学家,这迫使字母书写语言要向规范化、统一化进化。

 

书写语言,重新被这些航海大国重视起来。辞典的编写,被摆上了语言学家的重要议事日程。航海的全球流动,使欧洲语言学家增长了不少语言学知识,先进书写语言开始大量产生。这些先进书写语言,对航海强国本土、以及在由掠夺殖民地组成的大社会中,都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和推动力。

 

伴随着义务教育在欧洲的不断普及、伴随着一个又一个新大陆被欧洲人发现及占领,欧洲字母辞典的词汇量也越来越大,当中尤以英语辞典为最。因为英国有最多的殖民地,而英语的表音文字,也很容易将语言转化成文字收录于大辞典中。辞典里面文字量的丰富,也促进了文学的丰富,思想借助文字来表达,也可在众多可用字中找出更准确更直白的字来表达,这使思维也更为开阔和复杂。大量的词汇,迫使记忆力要长进,头脑简单的形象思维方式被抛离,代之的是从复杂的词汇中抽取精华的抽象思维方式。抽象思维方式,促进了数学的发达。数学的发达,又促进了天文、物理和化学的发达,跟着各种分类科学应运而生,形成了一整套科学体系。

 

多种语言融合而得的英语,有语法简单、词汇量大两个显著特点。英语的句子结构简单、自然,合乎逻辑思维的自然顺序。希腊语和拉丁语都是比较死板的语言,有严格的规则,无法与时俱进。英语则比较开放。英语有80%的词是从其他语言借来的。古英语的词汇有5万到6万个,现代英语词典收的词条足有75万之多,大量的外来语丰富了英语词汇,使它成了世界上词汇量最大的书写语言,表达能力特别强。

 

欧洲特别是英国,就是在丰富文化带动起丰富科学下,以及在殖民地的不断扩张中走向强盛,并一步一步追上中国和超越中国。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研究表明,早在1700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就已经落后于欧洲,到1820年只比欧洲的1/2稍多一些,与美国相比,则不及美国的1/2。而从1820年至2005年已过去了185年,2005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按名义汇率计算)是1,352美元,而美国是42,076美元,相差由约2倍扩大到31倍。

 

1820年,全球交通工具都不发达,火车、汽车和飞机都未出现,文盲率各国也较高, 这样书写语言不统一都不会带来太大的经济贸易麻烦。所以,这时还显不出统一书写语言对经济以及社会究竟有多大影响力?但当交通工具一旦发达,文盲率不断走低,统一书写语言的影响力便立即彰显了出来。这或许就是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820年只比欧美落后约1/2、变成了当今落后二三十倍的原因。

 

文字语法一致、发音一致、准确和方便地字音转换、以及有最好辞典又记载了最多真知的英语,由于影响力愈来愈大,自然就被愈来愈多的人使用起来。英国印刷商1475年出版了第一本英语书《特洛伊历史的回顾》,渐渐地,在1500年代英语成了我们认得出来的现代英语。跟着是英文《圣经》的各种民间版本(官方版本到1611年才出版了由国王亲自主持编译的更准确英文版“钦定本《圣经》”),跟着是莎士比亚(15641616)的英文剧本,跟着是英语在1607年跨越大西洋被英国移民带入美洲(弗吉尼亚),跟着是英语被英殖民者带入全球1/4地方和人口中作为官方语言。

 

十九世纪初年,全世界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口大约有一千五百万,而到2006年已超过三亿二千万,仅次于全世界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数。而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人,更是难以计数(估计达六亿四千万以上)。在亚洲,会说英语的人数大致等于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人口总和。而根据英国文化协会最近的报告,10年内,全球将有20亿人学习英语,那时候地球上一半人口——大约30亿人都说英语。

 

当今全球电子化存储的信息80%都用英语,66%科学家阅读英语文献,而计算机编程语言也是以英语为主。英语,还成为全世界数百万不同母语人的共同语,帮助许多操不同语言的人们相互交流。

 

这一百多年来,如此多人使用英语,都与英语语法简单、词汇量大,世界交通工具发达和文盲率不断走低,以及电脑的出现和经济全球一体化有关。

 

而中国文化,却一步一步地逐渐落后于欧美。在清朝年代,政府还认为中国是一个文化强国,拒绝接受西方文化,封关闭锁自己,结果被中国文化的徒弟日本超越。日本的书写语言,独成一体,表意(汉字)与表音(假名——音节字母)混合使用,虽不及英语先进,但却容易吸收外来语。当中国强大时,它吸收了约一万个汉字;当欧美强大时,它又吸收了约四万条源于英、法、德、意等其它语种的外来语。日本也都发生过多次运动,要求采用全部表音的罗马字母文字,但都因本土的传统和伟大的文化遗产而未能定夺。

 

中文的书写,包括45000个不同的字,其中约9000个是常用字,每个字必须分别学习和记忆,组成这些字的部首(按简体字计)就有189个。而每个字可用不同的发音而依然可使用,这是造成中国方言众多的原因。日本引入约一万个汉字,虽然意思相似,但发音却完全不同,它多发双音节,但同样可用。

 

中文共同语最长历史的就是国语(台湾一直在使用),它只有414个单音字,发四声乘四倍,亦只得1656个音字(如果按大陆的普通话看:可用音3080个,被用音只有1186个)。

 

神经的进化,人们的发音愈来愈多甚至可说是无限,当创新字来不及,就造成很多音还没有字。国语9000个常用字,只有1656个音,不够分配,只能一音多字。按9000字除以1656个音计,一个音也平均代表5个字。而且很多字在不同的用法下,拼音规定要发不同的音,这又造成了一字多音。而如果不去查字典,由于字的本身没有标明它的发音,人们便很易读错,长辈把读错的音传授给下一代,一代又一代就这样错下去,从而形成了千差万别的方言,这又造成了一字不止几个音,而是一字过百甚至过千个音。

 

所以,中文就算是按标准的普通话作口头交流,也非常不便和往往会听错,因为你不知某个音代表多个字之中的究竟哪一个字?有时必须回过头讨论这个音是代表什么字才能不至于误会,否则经常出现误会,这造成口头交流效率极之低下。如果按非标准的各方言来口头交流,就更不方便和更多听错了,可能必须要带备翻译才能口头交流了。

 

而英语没有一音多字,也没有一字多音(就算有也不会相差太离谱而完全听不懂)。所以英语口头交流,非常方便和难以听错。虽然它的音也不多,只有约420个音,但每个单词是用一个音或多个音节表达,每个单词不是音不同就是音节不同,没有任何二个单词的发音是完全一样的,一百万个单词就有一百万个独立发音,绝不会混淆。

 

但英文有其优点也有其缺点:

 

优点是:多种语言融合而得的英语,有语法简单、词汇量大两个显著特点。英语的句子结构简单、自然,合乎逻辑思维的自然顺序。希腊语和拉丁语都是比较死板的语言,有严格的规则,无法与时俱进。英语则比较开放。英语有80%的词是从其他语言借来的。古英语的词汇有5万到6万个,现代英语词典收的词条足有75万之多,大量的外来语丰富了英语词汇,使它成了世界上词汇量最大的语言,表达能力特别强。

 

只要精通英语辞典里的数十万单词,就能写出一篇精彩文章,其精彩的空间最大,可以从数十万单词中精挑细选出最好的单词组合成一篇精文。英语文学高深莫测,要在英语辞典的数十万单词中找出恰到好处的单词并不容易,英语是易学难精。只要学会二三千个英语单词和简单的语法,就能用口头或书面交流;但要写出一篇旷世的精彩绝伦英语文章,恐怕用尽毕生的精力也不易办到,单是记单词就耗去了不少时间精力。

 

先期的英语文学作品,由于受到单词量的限制,始终不及后期的英语文学作品精彩。所以晚辈的文学修为,往往高于前辈的文学修为,在文学上是后浪推前浪。不像中国文学,是前浪推后浪——古典文学不被现代文学超越。因为中文现代的字数与古代的字数没有太大的差异,用字来组文章,大家的工具可说是一样的;但古代人比现代人用功多了,他们没有那么多现代物质和丰富娱乐引诱。

 

比如音乐,古典音符与现代音符都是1234567的七个,并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高低音也没有什么差异。结果欧洲古典音乐就比现代音乐精彩绝伦,现代音乐无法超越古典音乐。因为工具是一样的,但古人用功,现代人不用功,而原因同样是因为现代物质和娱乐引诱太多。

 

所以当工具不变时,现代人是不及古代人的,不管是手工艺、绘画或文学艺术。英语辞典的词汇量不断增加,即书写语言工具是变的,是变先进了的,因此现代的英文作品才会超越古代的英文作品。这就是英文词汇量大的优点。

 

中文辞典从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的约一万字到《康熙字典》的约四万七千字是不断增多的,但《康熙字典》1716年出版至今就一直没有多少变化,除了增改了拼音或简体字,就没有增加什么新字。拼音只为统一语言,简体字只为节约写字时间,对书面内容的精彩表达并无帮助。即在书写语言工具上,中国近三百年来没有多大进化,由于古代人用功,因而古代的文学作品就登峰造极。

 

比如《红楼梦》,如果作纵向比,即与国内各时期文学作品比,无国人能超越;如果作横向比,即与同期的各国文学作品比,同样是高了一大截,因为当时外文的词汇量并不比中文多许多。所以清朝敢称自己为文化强国,但随着英文词汇量的不断增加,近现代的英文作品就能超越《红楼梦》等等的中文作品了。

 

而英文另一个优点就是字语发音一致,不会产生众多方言。

 

当然英语也有缺点:英语的缺点也是存在于优点之中,就是词汇量大和一词多义,这就带来记忆单词的巨大负担。数十万甚至过百万个单词根本是无法记得住的,美国知识分子掌握五、六万个单词已很了不起了。所以,要写一篇好文章,就必须借助英文辞典,这样就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不过这些功夫都不会白费,精耕细作必能写成一篇顶级的作品,不像那些词汇量少的书写语言,不管如何翻查辞典,都写不出一篇顶级的作品。因此英文作品,好与不好之间的距离,是相差很大的;要阅读英文作品,就一定要阅读那些经典的顶级作品,这样对自己才会有帮助。一般的英文水平,只能看懂一般的英文作品,顶级的作品就必须要有很高的英文水准才能看得明,这迫使你要提高自己的英文水准。

 

因此,要精通英文并不容易,英文是易学难精,难精,就是其缺点。

 

通过以上英文优缺点的比较,我们发觉中文与英文刚好相反,中文是难学易精,英文是易学难精。当然,英文的精与中文的精,不属同一级别,英文的精度更为高深莫测。而且中文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字语发音不一致,产生了众多方言。

 

在英文中,仅仅26个字母,就足以表达所有元音和辅音发音,这是其入门时易学易记之处,也是容易产生新字之处;但这26个字母却组成了70万个左右的辞典单词,而当中多数是一词多义,有少数又是多词一义,很难做到全记和精通,所以英文是易学难精。

 

字母文字,在15世纪活字印刷时代,也节省了大量印刷成本,无需制造和备用大量的不同金属字粒。如英文排版,只需准备26堆字粒;而中文排版,就要准备4万堆字粒(标点符号等双方差别不大,故忽略不计)。英文印刷业的较对员,在一平方米铅字粒板内,就能选取齐所需之铅字;而中文印刷业的较对员,恐怕要在一千平方米铅字粒板内,才能选取齐所需之铅字。其排版时间和印刷成本的巨大差异,使欧洲在发明印刷机后,书本被几何级数地大量印刷出来,对文化的推广起了巨大的作用。

 

字母文字,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抽象化。

 

正如罗佰特·劳根解释说:“也许字母最惊人的影响就是大量抽象词语几乎同时的出现,所有口头词语都是它们所代表事物的抽象概念。书面词语是口头词语的进一步抽象,发音的字母给予它一种比表意符号和图画符号更大的抽象性。字母的使用因而包括了双倍的抽象水平。”

 

而数学是最抽象的,物理和化学都必须建立在数学的基础之上。抽象的数学就是在抽象的字母文化(印——欧语系)中发明出来的。

 

在公元1000年前后,很多数学概念和技术被印度发明出来,并经由穆斯林传入欧洲。在11世纪传入欧洲的阿拉伯数字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欧洲人是从一本在印度写成之后被翻译成阿拉伯文的书中得到它们(阿拉伯人之前从未使用过数字系统)。

 

代数在1202年被比萨的列奥纳多引进意大利,15世纪数学家发明了加(+)、减(-)和百分比的符号。15世纪开始使用的长除法——首先出现在1492年佛罗伦萨出版的卡林德算术中。

 

1464年,在《论各种三角形》(1533年出版)中,系统地总结了三角学(德国 约·米勒)。 1494年,发表《算术集成》,反映了当时所知道的关于算术、代数和三角学的知识(意大利 帕奇欧里)。 1545年,卡丹发表了非尔洛求三次方程的一般代数解的公式, 15501572年,出版《代数学》,其中引入了虚数,完全解决了三次方程的代数解问题 (意大利 邦别利)。 1591年左右,在《美妙的代数》中出现了用字母表示数字系数的一般符号,推进了代数问题的一般讨论(德国 韦达)。 15961613年,完成了六个三角函数的间隔10秒的十五位小数表(德国 奥脱、皮提斯库斯)。 1614年,制定了对数(英国 耐普尔)。 1615年,发表《酒桶的立体几何学》,研究了圆锥曲线旋转体的体积(德国 刻卜勒)。 1635年,发表《不可分连续量的几何学》,书中避免无穷小量,用不可分量制定了一种简单形式的微积分(意大利 卡瓦列利)。 1637年,出版《几何学》,制定了解析几何。把变量引进数学,成为“数学中的转折点 ”,“有了变数,运动进入了数学,有了变数,辩证法进入了数学,有了变数,微分和积分也就立刻成为必要的了”(法国 笛卡尔)。 1638年,开始用微分法求极大、极小问题(法国 费尔玛)。1638年,发表《关于两种新科学的数学证明的论说》,研究距离、速度和加速度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无穷集合的概念,这本书被认为是伽里略重要的科学成就(意大利 伽里略 )。 1639年,发行《企图研究圆锥和平面的相交所发生的事的草案》,是近世射影几何学的早期工作(法国 德沙格)。 1641年,发现关于圆锥内接六边形的“巴斯噶定理”(法国 巴斯噶)。 1649年,制成巴斯噶计算器,它是近代计算机的先驱(法国 巴斯噶)。

(见http://club.kdnet.net/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3265869

 

有了这些数学基础,之后才有:哥白尼(14731543年)的《天体运行论》;伽利略(15641642年)的望远镜、空气温度计和小天平;牛顿(16421727年)的力学、三大定律、万有引力定律和微积分;瓦特(17361819年)的高效率蒸汽机;法拉第(17911867年)的电磁感应现象和电解定律(化学);达尔文(18091882年)的《物种起源》。等等。

 

是这些数学基础,人类才首次建立起科学,并开创了科学实验方法(实证手段)。通过对数学的抽象论证求真,再引伸到所有可见或不可见事物的论证求真。

 

耶稣门徒保罗号召基督徒“不要将眼睛盯住看得见的东面,而是盯住那些看不见的东西,因为看得见的东西会消失,而看不见的东西是永恒的”。因而基督徒在化学、微生物学、药理学、粒子物理学和生理生化学等等肉眼不见的领域,总是处于领头的地位。

 

由于化学与物理学戚戚相关难分难解,而化学和物理学又以抽象的数学作基础,而抽象的数学又以抽象的字母文字作基础,所以使用抽象字母文字的人就容易思考发明出数、理、化的科学规律。

 

而使用并不那么抽象反而更为形象化的汉字的人,就不能那么容易思考发明出数、理、化的科学规律。

 

20世纪初,中国才设立西算课程,中国天文学会192210月才在北京成立,1930年代中国数学学会成立,比欧洲落后了400年左右。而西方并没有停顿下来,当中国刚刚引入西方的科学时,爱因斯坦已开始用相对论挑战牛顿的物理学,但他的理想不能在专制的法西斯德国而是在民主的美国实现。在爱因斯坦的倡议和影响下,原子时代首先在美国出现,1945年美国发明了原子弹。

 

仅一年之后的1946年,信息时代的计算机也由美国发明出来。电脑运用了更为抽象的理念:

 

英国数学和逻辑学家乔治·布勒,1859年出版《关于差异方程式的论文》,认为逻辑命题只有两种价值判断——真与假。同样,在二进制数学中,任何整数数字可以用10代表。

 

8年之后的1867年,美国哲学家查理·桑德斯·皮尔斯在认识到,在布勒式的代数中代表的价值判断可以用机械的方式用安装在一个电路中的按钮的“开”或“关”的位置来表达。(这一年是美国内战结束后的第一年)

 

再经过79年之后,以上两位的构思在各位电子物理学家的共同努力下,才于1946年发明出人类的第一台电脑。

 

所以,电脑是由数学家、哲学家和电子物理学家经过87年(18591946年)的努力结晶,其思路都是向着更为抽象的方向进化。将繁化简,将大化小,去伪存真,将人类所有思想信息只压缩到真或假、10、开或关的电脑表达之中。在这里,电脑仿人脑是一样的,都存在着对真与假的判断,也都在努力提高这种判断的能力和速度,这真假判断的能力和速度越快,人类的进化就越快。

 

人类只有知道什么是真,才能知道什么是假。真与假是相对的,必须对比才能分得清。要对比,就必须思想言论自由。

 

今天的真,可能经过明天的对比就会变成假,所以人类的好奇心永远存在,而且要求高的话还永远不会满足。人类的进化,就是在不断的真假交替中进化的。思想言论自由,就是为了确保这种真假交替的不停顿。压制思想言论,实质就是压制真的冒头、继而压制了人类的进化。

 

没有准确方便和抽象的书写语言,在基础上同样压制着该民族的真假交替,继而压制着该民族的进化。中国正是受着基础书写语言和上层建筑思想言论的双重压制,才步入落后之伍。

 

中国近现代有所作为的人,几乎都学习过先进国家的书写语言,几乎都要接受先进国家的文化训练。因此,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另一个关键因素就是要实现书写语言的现代化。

 

据说字母书写系统是追随宗教的,与罗马天主教会相联系的拉丁字母,是今天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字母,第二位是阿拉伯字母。

 

当今的四大语文是:英文、中文、阿拉伯文和西班牙文,当中只有中文不是表音的字母文字。现代的欧洲文字是拉丁字母为适应欧洲语言的改造体,英语的母语是拉丁语,由拉丁语改造而成。英语字母表,在中世纪加入了字母W、在1718世纪加入了字母JU;即英语在18世纪才正式定型。西方英语词典的编纂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早期的语言词典只是词汇表。直到十八世纪中叶,才出现现代意义的词典。1755年英国塞缪尔·约翰逊编纂的《英语词典》出版,形成词典编纂史上的规范派。之后英语系国家,便主导人类的进化。

 

可见一个国家或民族要强大,除了制度(法律)和信仰(道德)外,书写语言也是一个不容忽略的重要因素,它关乎到人与人之间包容(爱)、和平、诚信认真和公义的真假判断,避免误会产生以至仇恨的出现,而更重要的是方便了人们对经验的记忆和传播,以及智力的开发。

 

中国书写语言还停留在2500多年前的孔子时代,而同期的世界其它先哲们当时使用的书写语言,几乎已全部被他们思想的传承者淘汰。但他们只淘汰了落后的书写语言,并没有淘汰哲理的精华,哲理的精华依然被保存在他们的宗教信仰中,或翻译为各种现代文字而广为流传。

 

有学者将世界文明分为五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有不同的价值观标准。

 

各文明阶段的价值标准:

-----------------------------------------------------------

文明一:权势和高贵是好的(公元前4300年之后)社会分离出政府

文明二:愉快是好的(公元前1358年之后)       出现哲理的宗教

文明三:受过教育和富有是好的(1517年之后)   兴起教育和商业

文明四:名气是好的(1800年之后)              兴起新闻、娱乐

文明五:?是好的(1990年之后)                兴起互联网

------------------------------------------------------------

 

从上表中我们看到:

 

在文明一(公元前4300年—公元前1358年)中,虽然已出现了政府,也出现了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但人类社会却是一个没有什么思想文化道德的社会,人的价值取向是——权势和高贵,其是建基于体力和蛮勇之上的,低智的武人有社会地位而高智的文人并没有什么社会地位,文人也不能进入政府的决策之中。于是,文人只能转入无欲无求的思想自我碰撞之中,这经历了约3000年(公元前4300年—公元前1358年),从而产生了第一批的原始哲学思想。

 

之后进入文明二(公元前1358年—公元1517年),文人将这些原始哲学思想用表意或表音文字记录下来,并将不能解答的客观问题神圣化,继而形成了现代宗教的雏形(现存最早的一篇犹太教文献产生于公元前1100年)。文人从此也有了传教场所作为立足之地,人们开始有了信仰(道德),有了精神寄托,价值取向也转化成精神享受——愉快是好的。

 

在这个文明二的2875年中(公元前1358年—公元1517年),文人虽然权势和财富不及蛮勇的武者,而且随时会被武者杀掉(像焚书坑儒、像耶稣被钉死十字架等),因此文人只能过着与世无争的清贫乞讨生活,不敢与孔武有力的武人统治者一争高下。

 

但宗教场所的建立,毕竟使善于思想的文人有了一个聚合交流的愉快环境,他们靠向信众释放精神愉快来换取施舍之物度日,这种精神愉快来源于恐惧共鸣释放后的平静愉快,宗教家不断将人类社会现象与自然界不可抗力现象进行联想和整理,企图提炼出人生价值观的精华。在人类的无知恐惧和好奇心驱使下,使宗教得以延续和壮大,宗教有文字记载和完美的对未知问题解释或预言,吸引到大众的共鸣,信众愈来愈多,宗教的势力也越来越大。于是,道德价值观得以广泛传播、希望得以广泛传播、文化得以广泛传播。

 

当宗教信众愈来愈多,政府的武强人也尝试过这种精神愉快后,武者政府也不得不对这些宗教哲理文人另眼相看,并收归门下,给予田地和锦衣食禄,形成政教合一统治手段。

 

文人用哲学融入宗教,从而争取到与武者平起平坐的社会地位。宗教也伴随着政府的武力扩张而扩张,书写语言就伴随着宗教的扩张而扩张,文、武也从此走上了结合的道路。

 

而吸引到视死如归的武权者与宗教结合的,就是宗教发现了人类比死更恐惧的最神秘东西,这令权威保护下生活无忧的武权者也有恐惧共鸣,这种恐惧共鸣使武权者也崇拜起宗教来。

 

可见文人的起步,是由“忍”字开始的。他们忍受的饥寒、讥讽和武者的强权,通过行乞来换取思考时间,通过布道来释放自己的精神力量去换取更多施舍物质。宗教是以精神换物质、再以物质换时间、然后再用时间换精神。宗教对空间没有那么强求,但对时间就十分强求,因为思考哲学需要的是长时间而不是大空间,有些哲学问题永远都找不到答案。

 

所以,宗教非常着重培养接班人来完成自己未竟的思考,一定要培养自己的教徒。教徒一方面可以提供物质给教主去换取时间,另方面也能延长教主思考未知问题的传宗接代。因而消灭了宗教的空间并不能消灭宗教,就算将宗教场所全拆了也不能消灭宗教。要消灭宗教只能消灭宗教者的时间,只要将宗教者强制赶去做苦力,不让他们行乞或吸收教徒接受施舍,不让他们有过多时间思考人类的恐惧问题,再进一步的就是思考出来了也不准他们布道这些恐惧问题,宗教就会被消灭。中国之所以成为一个无宗教或无神论国家,正是宗教者的时间被夺去了、或布道这些恐惧的问题的权利(机会)被夺去了、或行乞和吸收教徒被禁止了。

 

中国宗教者被夺去时间的因素很多,有强权暴政夺去的,比如各朝代尤其是在“文革”中的禁教;有宗教者自身精神力量不足引起的,比如提不出更多最恐惧的问题以争取信徒的崇拜和施舍,施舍少,用物质换取的时间就自然少。而中国治者禁绝某些宗教即保护某些宗教,受保护的宗教就会出现惰性,就不会去思考和提出新的恐惧问题,之后这些受保护的宗教就愈来愈少人崇拜,而那些已提出很多恐惧的问题的宗教又不准他们布道,最后就出现无宗教或无神论的现象。

 

无宗教或无神论的现象,反映在社会上又会是一种什么现象呢?就是崇拜物质的思想多,而崇拜精神的思想少。这样就会变成了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为了钱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做得出,中国目前正是如此。

 

所以,一切都讲求一个度,过度崇拜物质就道德沦丧,过度崇拜精神就贫穷落后。最好就是,物质崇拜与精神崇拜取得天平两边的平衡,有多少思想份量的物质崇拜,就要有多少思想份量的精神崇拜。使物质崇拜与精神崇拜一齐向上爬升,即做到既要讲钱,但同时也要讲信仰(道德)。有些钱该赚的就要赚,有些钱不该赚的就千万不要赚。简单一句:就是不要做损人利己、损己利人和损人不利己之事,而要做利人利己之事。

 

讲得太远了,现在再回看文明二(公元前1358年—公元1517年),这是文人的起步价段,文字就是在这一阶段成形的,目前所知最早的文人就是那些有自己作品流传下来的先哲们:琐罗亚斯德(拜火教创始人,公元前628年出生于伊朗);佛陀(佛教创始人,一般认为生活于公元前6—前5世纪的印度);孔子(儒教创始人,公元前551—前479,今山东);毕达哥拉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约公元前580年生于萨摩斯,约公元前500年卒于他林敦);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年,古希腊著名哲学家,靠教授学生知识和道德为生,他激烈反对唯物论哲学家的研究,柏拉图继承苏格拉底的观点);等等。

 

当时(公元前500年左右),这些文人的势力都非常弱,他们要生存和使自己的思想作品能留世,只能靠“忍”功。他们要忍受着武者政府的愚昧或强权,通过宗教布道或教育演辞来释放自己的思想力量,思考一个美好的将来,探求人性的优点和弱点。

 

并用当时所掌握的文字记录下来,这些完整系统的文字是后人学习文字的蓝本,后人是不敢轻易推翻它的。所以这些先哲们当时使用表音文字,他身后的崇拜者就使用表音文字;使用表意文字,他身后的崇拜者就使用表意文字。

 

秦始皇(“皇帝”尊号创始人,公元前259—前210),也只做到焚书坑儒,没有推翻孔子所使用的文字,主要是因为秦始皇比孔子迟出世了约300年,方块字在儒教的影响下已得到广泛的传播,秦始皇也使用这种表意文字。

 

儒教文人精英几乎被秦始皇灭绝,可能也与儒教的“忍功”不够有关。因儒教并没有像佛教徒那样行乞度日,也没有像佛教徒那样不过问政治,相反在政治上还与秦始皇一争高下。况且儒教只论述生,而没有论述死;更没有论述排斥、暴力、欺骗和不公这些恐惧问题。而排斥、暴力、欺骗、不公和死亡的恐惧,是包括皇帝在内的所有人都害怕的问题。由于儒教没有论述这些恐惧问题,因而儒教不能上升为人们(包括皇帝)崇拜的宗教。反而佛教成为以后一些皇帝崇拜的宗教,因为佛教有论述死和死后的归属等恐惧问题。

 

但秦始皇不久就死去,他儿、孙继位不久后也被推翻,儒教才得以复兴并再续渗入官场,汉语书写语言才得以追随儒教而继续传播到全中国以至日本和远东等地。儒学文人的地位也不断提高,与武人皇帝结成了千丝万缕、几乎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关系。

 

同样地,拉丁语的书写语言也追随基督教(《圣经》正经、由拉丁文写成),而传播到整个古罗马帝国以至欧洲及世界各地。罗马帝国灭亡后,罗马帝国国语拉丁文的改造体:德语、法语和英语,同样通过翻译后的《圣经》将自己民族的书写语言传播到欧洲及世界各地。《圣经》的名字一直没有变,但内容及书写语言却是不断变化中的,这也是基督教国家得以快速进化的原因。而拉丁语系的文人,通过宗教较早地争得了与武人政府平起平坐的地位,政府归政府、宗教归宗教,分得较为清楚。

 

阿拉伯文也是追随伊斯兰教(《可兰经》用阿拉伯文写成),而传播到中东及世界各地。但阿拉伯文系的文人,通过宗教不是争得了以武人政府平起平坐的地位,并不是政府归政府、宗教归宗教分得清清楚楚;而是宗教一开始就凌驾于武人政府之上,即政府是被宗教文人控制的。

 

阿拉伯帝国每一次对外侵略扩张,都必定传播伊斯兰教,所到之处的不信教者和异教徒,都要归顺伊斯兰教。否则,就要纳人头税、终税、等等重税。伊斯兰教的传播很特别,它是通过武力和商业来传播。武力所到之处,必定全部人归顺伊斯兰教;而武力不到之处,就通过阿拉伯商人来传播伊斯兰教。不管是武力或商业,阿拉伯帝国都通过强制(赋税)或非强制(生意)的经济利益,来要人们皈依伊斯兰教,其扩张成效比基督教还要迅速和成功。

 

阿拉伯半岛,亚非两洲的西到埃及与北非、东至波斯(今伊朗)和印度等地区,都是通过武力来传播伊斯兰教;而东非、西非地区和东南亚地区,都是通过阿拉伯商人来传播伊斯兰教。全世界现有56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主要分布于中亚、西亚、北非、东南亚地区。

 

阿拉伯帝国这种武商结合的传教方式,可能与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身世有关。穆罕默德虽然是一个文盲,但却德、武双全,兼且从小经商。穆罕默德虽然是文盲,不懂得用文字表达信仰(道德),但他却懂得用语言表达信仰(道德),他听过犹太教和基督教以及半岛上原始宗教等的布道,并作过深入的教义研究,才领悟出自己的一套信仰(道德),之后就到处去传教宣扬这一套信仰(道德),然后凝聚起教徒再去武力抗争和侵略扩张。

 

穆罕默德的教徒,后来整理出他的信仰(道德)言论,才用阿拉伯文写成《可兰经》和“圣训”。还将穆罕默德神圣化。

 

伊斯兰教国家,从一开始就是教、政合一,有很多还保留至今。而法律多采用宗教里面一直流传下来的严厉宗教法,因此很难产生民主立法、分权制衡等理念。伊斯兰教国家文人中的宗教领袖,已骑着武人,本来应不会发生那么多暴力和战争。但可惜宗教领袖至高无上,而不是法律至高无上,无论是谁控制了国家权力,神职人员都要参与分享权力。传统的伊斯兰政府,没有义务听取别人给他的忠告和建议,而神职人员则有大量参与公共事物的决策权。宗教领袖一句“圣战”就可发动暴力和战争,无需经过繁复的民主法律程序,因而专制的暴力和战争同样多发。

 

现时传播《可兰经》的文字,主要是依靠阿拉伯文来传播;而传播儒教(四书五经共九部经典:四书是《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而五经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和《春秋》)的文字,主要是依靠中文(汉语)来传播;以上这二种传播所使用的文字,分别在1300多年里和2500多年里都没有多少变化。而传播《圣经》的文字,已由当初的主要由拉丁文传播,变为主要由德、法、英文传播了,而德、法、英文比拉丁文更为先进。伊斯兰教、儒教和基督教这三条传播书写语言的路径,只有基督教突然改成了不传播原创书写语言而传播新改造的书写语言,这种先进的书写语言使基督教国家在16世纪后(文明三)突然先进起来。

 

在文明二中(公元前1358年—公元1517年),文人地位都在赶超武人的地位,爬升得最快的能骑住武人的就是伊斯兰教国家。这时期出现了:阿拉伯帝国(632年—1258年)、奥斯曼帝国(1299年—1922年)、印度的莫卧尔王朝(1526年—1857年)、印尼伊斯兰的淡目王国和马达兰王国(约15121749年)等伊斯兰教帝国。文明二可说是伊斯兰教文人和文化的全盛时期,很多希腊等国家的经典文化,都被翻译成阿拉伯文而保存下来。

 

但进入文明三(1517年—1800年),在基督教国家中,本来与武人平起平坐的基督教文人,也开始骑住武人了。不过基督教文人不是像伊斯兰教文人那样,通过宗教道德和里面的脱俗律法来骑,而是另立一整套入俗法律体系来骑住武人。法治、平等、自由、个人主义、民主分权等理念应运而生,基督教国家中文盲的扫除在宗教推动政府兴办义务教育下大范围展开,文人的势力愈来愈强大。文明三兴起的教育和商业都以基督教国家为龙头,而其商业以航海和资本主义来推动,结果受过教育和富有成了人们追求的新价值观。价值取向是——受过教育和富有才是好的。

 

16世纪前,中国的书写语言传播,主要靠儒家的私塾教育办学来传播;而在欧洲、中东和印度等地,书写语言主要靠宗教来传播。在这一时期,中国虽然在信仰(道德)、制度(法律)、哲学、书写语言、文人骑武人等方面都落后于欧洲等西方国家,但在儒家办学和印刷较先进下,中国的识字率以及文化素质是比欧洲等西方国家稍强的。所以,中国还能保持强大,大元帝国时期甚至还能征战欧洲和中东部分地区。

 

但当16世纪,欧洲兴起教育和商业以及发明了新的印刷机后,中国的教育优势就渐渐失去;中国职业的荣誉排位一直都是士、农、工、学、商,商业一直被摆在末位就更无优势可言。在16世纪前,教育最先进的是中国,而商业最先进的是中东(中东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是商业奇才)。欧洲正是模仿和赶超中国教育和阿拉伯商业这两地优势,使自己成为世界的中心。

 

欧洲运用了官办义务教育(中国没有)和宗教办学教育(中国没有)以及私办教育(中国有)来传播经改造的表音书写语言(比中国表意书写语言先进),而这一切的变化都在马可·波罗造访中国回到欧洲并将经历让狱友写成书出版之后发生(1477年首版)。在这一过程中,欧洲吸收了中国儒家教育理念和中国发明的印刷技术,但中国却没有吸收到欧洲的基督教哲学思想和先进的表音书写语言,也没有吸收与重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商业。

 

儒教与基督教,都是东、西方书写语言的传播母体,东、西方的思想文化几乎都依靠这两个母体来传播,这两个母体都蕴藏着最强大的文人精英,或者可说是知识分子的精华所在。儒教和基督教的竞争,实质就是东、西方知识分子的竞争,而知识分子素质及数量全赖于教育的成败。

 

16世纪前,中国儒教是取得了胜利,因为孔子毕竟是一位伟大的古代教育家,他的门徒也专注于私塾教育,《学记》是《礼记》中的一篇,写作年代距今大约两千多年,是我国最早的一篇教育专著。儒教兴办的私塾教育,为政府和宗族培养大批文官及文人(明、清兴起的书院,也是私塾一样的私人性质)。

 

而基督教在16世纪前,只专注于哲学方面,培养出来的多是伟大的哲学家或布道家而不是教育家。欧洲也有古代杰出的教育家,像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但他们在教育上始终不及孔子那样自成一体流传至近代。在教化信仰(道德)的宗教、媒体和教育这三者中,欧洲只有宗教比中国先进,而在媒体和教育上却落后于中国。虽然教化信仰(道德)主要靠宗教,因而欧洲宗教先进继而带动了信仰(道德)比中国先进,再加上书写语言也比中国先进,但也补偿不了媒体和教育落后所带来文人(知识分子)在数量上的劣势。主要原因出在,欧洲偏重说教,中国偏重字教,教堂不是教认字的地方,而私塾是教认字的地方,虽然基督教会也办教育,但数量及质量始终不及中国儒教的私塾。因此16世纪前,欧洲文盲率高于中国,文人(知识分子)数量少于中国,虽然欧洲信仰(道德)较先进,但整体国民的文化素质还是低于中国,故而也落后于中国。

 

16世纪后,欧洲的媒体和教育开始反超前于中国。首先,基督教的改革扭转了这一教育劣势。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提倡由政府办教育,而不是先前的教会独家主办教育(古代欧洲尝试过官办教育和私办教育,但到公元5世纪就被教会办教育取代)。在欧洲各地,从8世纪到13世纪,兴建了大量教堂而不是学校。

 

欧洲大学教育的开始,是以1150年由教会学校合并而成的巴黎大学的成立为标志。后来牛津大学建于12世纪,剑桥大学建于13世纪。1415世纪的大学才开始快速发展,到15世纪为止,欧洲各地已兴建大学80多所。而大部分都是教会办或教会资助办的大学,基础教育有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学、音乐七艺,后来在发展中增加了希腊和拉丁文的古典文献、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欧几里得的几何学、托勒密的天文学、阿拉伯的数学等,并开设有神学、医学、法学等专业教育课程。但依然以培养哲理宗教的牧师为主,并不着重普及教育。

 

16世纪后的欧洲,在经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1.在教育目标上,反对僧侣主义教育,提出身心和人格和谐发展的培养目标。2.在培养对象上,扩大了教育对象,反对体罚和侮辱儿童,强调尊重、爱护儿童。3.在教育内容上,反对“神道”之学,提倡人文之学。4.在教学方法上,破除经院学风,提倡新的教学方法。5.要求所有5岁以上的儿童都能接受初级义务教育。先后产生了:卢梭(17121778年)——自然教育思想家;裴斯泰洛齐(17461827年)——要素教育思想家;赫尔巴特(17761841年)——主知主义教育思想家;福禄培尔(17821852年)——幼儿园教育思想家;等等一大批教育家。

 

这是欧洲文人势力开始强大的一个标志,文人开始要求武人政府支付教育经费,因为教会此时已很难筹到足够的经费去支持教育,华丽的教堂和宗教腐败耗去了大量的资源。

 

进入文明三(1517年—1800年)后,欧洲形成了由基督教分化出来的四股教育力量:(1)基督教原有的教育力量。(2)私人出资的教育力量。(3)政府出资的教育力量。(4)个人主义形成的自然科学教育力量(个人实验室)。

 

而此时中国的教育力量,依然还是由儒教一家独力支撑。明朝的武人政府,除了资助中央的太学(相当于西方的大学)外,就没有资助什么义务教育。明末李自成的农民起义,跟着清兵入关,内战频繁,中国教育更一落千丈,文人的势力被武人进一步削弱。

 

公元1616年,一个“马背民族”——满族建立了清王朝,清兵1644年入主中原定都北京,并统治了中国长达260多年。满语被作为清朝的“国语”,在涉及到国家重要机密文件和重要条约时就只用满文来记录,到1711年清朝征战降服全中国,和平出现曙光,但此时中国已被另一书写语言的游牧小数民族满族统治,由一种官方语言变成了两种官方语言。儒教的教育更难以施展,外来满语文化的武人政权,不会资助汉语的文化教育,它也不懂得教育。满语文化和汉语文化,在不懂教育特别在不懂如何教育汉人的外来武者统治下,可说是两种文化都两败俱伤。虽然,最后满语文化是被汉语文化征服同化,但已浪费了整整数百年时间。

 

清朝时期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的势力地位,比起清朝以前还不如。而欧洲文人(知识分子)的势力地位,在四股教育力量推动下却如日中天、急速膨胀,识字率和文化素质迅速提高。欧洲武人在政府中的权势地位不断被文人挤占,文人也开始懂得用世俗法律取代武力来实施统治,并发现对化解和终止复仇更加有效的民主法治分权理论。

 

这种民主法治分权理论,被基督徒带入北美,实践出了美国式的民主法治分权制度:美国政府由文人(主要是律师)主导,文人用世俗法律统治社会,法律由文人(主要是律师)起草再经全体合资格公民通过,武人被置于文人(主要是律师)之下,所有人被置于法律之下,三大国家公权——行政、立法和司法分立制衡。

 

而伊斯兰教国家,是专制的宗教法治:政府由文人(主要是神职人员)主导,文人用伊斯兰宗教法统治社会,宗教法律一千几百年来没有多大变化,宗教法律由文人(主要是神职人员)起草未经全体民意通过,武人被置于文人(主要是神职人员)之下,但所有人并不是被置于宗教法律之下(最顶层的神职人员以及不信伊斯兰教的人不受宗教法约束)。

 

伊斯兰教国家,最早出现武人被置于文人之下,基督教国家后来居上。伊斯兰教国家,文人中的神职人员用宗教法实施统治;而基督教国家,文人中的律师用世俗法律实施统治并且还加上了民主和分权的成份。这民主和分权成份,最终让基督教国家超越伊斯兰教国家。反观儒教国家的文人(科举产生的文人精英),既没有用宗教法也没有用世俗法律来实施统治,而是借助君臣、父子、师生和宗族等关系网和武力来实施统治,结果中国文人被武人骑在了自己头上“拉屎拉尿”,非常被动,中国没有法治也没有民主和分权,最终落后于伊斯兰教国家更落后于基督教国家。

 

欧美用世俗法而不用宗教法,使欧美更为庸俗化,更看重人与人的金钱利益关系,带起了追求金钱的平等机会竞争,这种竞争使欧美的工商业超越伊斯兰教的商业。

 

中国文人,从古到今一直被武人卡着脖子,这与中国文人没有从最基本的书写语言和制衡武力的法律切入有关。在各国同为无文化只凭武力斗争的奴隶和封建农业社会,中国文人免强还能处于不败之地,但在有文化要凭文化竞争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就显得底气不足,难以战胜西方的知识分子,这时候中国文人不得不借助武力来保护自己的文化。因此,中国武人就一直占据着政治和经济势力的最大部分。

 

中国知识分子,还时常受到武人政权的残酷镇压,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康乾盛世的文字狱,以至现代反右和“文革”对知识分子的大规模批斗迫害。

 

在文明三(兴起教育和商业)的末期即1800年,中国在宗教、媒体和教育上都已落后于欧洲,文人数量和文化力量都已被欧洲超越,至于商业本来就落后于阿拉伯世界而居全球第二,但在欧洲萌发资本主义夺得商业全球第一之后中国就滑落为第三,中国在文化和经济力量都落后的状况下,就不断“捱打”和被侵略。

 

到文明四(1800年—1990年)这190年中,价值取向是——名气,兴起了新闻和娱乐。而这些新闻和娱乐,都有赖于西方文人为自己扬名立万而发明的媒体工具。没有先进的媒体工具,不可能兴起文人主导的新闻和娱乐,也不能名声远播。

 

比如:(一)蒸汽印刷机的发明,使报纸得以流行(伦敦泰晤士报1814引进蒸汽印刷机,1884年改为电动);(二)电影的发明(1872年由美国发明,18951228日在巴黎诞生首部电影);(三)广播的发明(1920112日由美国首开商业广播);(四)电视的发明(机械电视于1926128日由英国人贝尔德发明,但首先开播固定电子电视节目却出现在1939430日的美国)。

 

没有这四大媒体的进化和发明,不可能兴起新闻和娱乐,也不能名声远播。这四大媒体使文人如虎添翼,使文化以更高的速度和效率传播扩张,武人被贬到更低的位置。

 

当今美国文人凭着自己发明和引进改良的这些最先进媒体,操控了全球大部分新闻资讯和娱乐事业,再通过新闻和娱乐将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传播至世界每一个角落,使全球懂英语的文人愈来愈多,接受美国价值观的人也愈来愈多,英语系文人的科学知识也愈来愈丰富,从而驾驭起整个世界大局,或叫文化称霸全球。

 

在文明四(1800年—1990年)这190年中,先是英国驾驭世界大局,之后是美国驾驭世界大局;先是英国有名气,之后是美国有名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英、美先后称霸的情况呢?原因其实很简单:

 

1)因为英美两国都是使用英语为主要书写语言,而英语是一种较先进的书写系统,这为它们培养文人打好了坚实的基础。

 

2)英美两国都是法治国家,而且英国是近现代法治的始祖。法治则文治,武人被文人制订的法律束缚着,无法用暴力来反噬文人并实施暴力专制统治。

 

3)英美两国都是注重教育和工商金融业的国家,培养出大量优秀文人和商人。

 

4)英美两国在媒体上都曾领先于全球,先是英国在印刷媒体年代领先于全球,之后是美国在广播、电影和电视媒体年代领先于全球,后来(1972年)美国更取代英国在印刷媒体的霸主地位,而且美国更发明了互联网这种多媒体(1969年)并一直领先于全球。

 

5)英美两国的文人比率不但高,而且素质也高,很多科学发明和思想新发现都出自他们之手。

 

6)英美两国都是现代民主的先驱,英国是民主理论的先驱,法国是现代分权理论的先驱,美国是民主分权实践的先驱。

 

7)英美两国都是信仰新教为主的国家,而且享有较充分的宗教自由,使他们在道德文化上领先于全球。

 

8)英美两国对世界各地的文化都最了解,英国是通过大量的殖民地来了解,而美国是通过源于世界各地的移民来了解。

 

以上这八点,都与文人的强弱有关。表面上看,英国在当时和美国在当今的军事实力都强大无匹,还以为它们的武人厉害,实际上英美两国的武人非常弱,反倒是文人非常强。而军事实力是由文人而不是由武人提升起来的,因为支撑军事实力的先进军备都得靠文人的发明创造。

 

为何美国能取代英国而驾驭世界?因为在法治基础上美国是最早实践民主和分权,而民主是最反对暴力和战争的,因为没有公民想卷入暴力和战争而令自己命丧黄泉。民主国家内部较少暴力和战争,公民并不尚武而尚文,即所谓“乱世从军,盛世从文”。由于人人都想从文,故美国的文人特别多特别强,文化跟着就强大起来,传播文化的媒体也同时强大起来,跟着高科技强大起来,再带动军备也强大起来,结果就能取代英国而驾驭世界。驾驭世界就有名气了,而且是最大的名气。

 

到进入文明五(1990年至今),兴起互联网。互联网同样由美国于1969年发明,美国文人和文化在借助互联网这种媒体后更上一个台阶,没有任何人能挑战他们。现在虽还不知文明五的价值取向是什么,但不管是什么价值取向,都必定归文人中的显性知识精英所代表的价值观。

 

从以上五个文明阶段看,文化是不断上升的,文人的势力是不断壮大的,知识是不断细分走向高精尖的。

 

除此之外,这五个文明阶段的复仇方式,也都不同:

 

在文明一(公元前4300年—公元前1358年)这约3000年的主流复仇方式是:社会排斥复仇和暴力复仇。家族大或暴力强的人,就能任意排斥和杀戮复仇;家族小或暴力弱的人,就被任意排斥和杀戮;于是,产生了权贵富有的贵族和卑贱贫穷的奴隶。(这时世界主流是奴隶社会或相当于奴隶社会)

 

在文明二(公元前1358年—1517年)这2875年中的主流复仇方式是:欺骗复仇。这时兴起宗教,各种宗教信仰(道德)都带有某种欺骗成份,这是人类智力进化所然,谁欺骗得越接近真,谁就可任意复仇。到中期产生了宗教法(伊斯兰法),神职人员才依宗教法惩罚教徒。(这时世界主流是过渡到封建社会)

 

在文明三(1517年—1800年)这283年中的主流复仇方式是:分配不公和司法不公的复仇方式。这时兴起工商业,大量物质财富开始被工业制造出来,但人们却不懂得如何分配,于是产生了分配的严重不公;同时也兴起司法或叫法治,懂世俗法律的国王、法官和律师,依据法律来主持复仇。但这种法治,除美国外就全都是专制的,因为只有美国的立法是民主立法。专制法治,造成很多国家的司法复仇多是不公义。虽然兴起了司法复仇,但司法多被专制的权者干扰而不公义,因而带不出有公义才产生的竞争。(这时世界主流过渡到专制的资本主义)

 

在文明四(1800年—1990年)这190年中的主流复仇方式是:竞争。这时兴起了民主,民主必然带出平等、人权、司法公义等理念和诉求,这迫使复仇要向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司法公义过渡,司法公义就保证了竞争的存在。在这一阶段,社会排斥、暴力、欺瞒不诚、分配不公和司法不公,都被司法公义的实现而不断弱化,而竞争却被司法公义的实现而不断强化。(这时世界主流过渡到民主资本主义)

 

在文明五(1990年至今)的主流复仇方式依然是:竞争。只是向更广泛和更深入的全球性进发,现时民主已被实行到地球一半的人口中了,这一半的人口都以司法公义带出的竞争为主要复仇方式。而其余的那一半未实行民主的人口中,依然是用落后的社会排斥、暴力、欺瞒不诚、分配不公和司法不公为主要复仇方式。(这时世界主流过渡到民主的知本主义)

 

中国属于未实行民主的这一族群,同样是用落后的社会排斥、暴力、欺瞒不诚、分配不公和司法不公为主要复仇方式。在中国,社会排斥力最强的是共产党(因为共产党人数最多组织最严密)、暴力最强的也是共产党(因为党指挥枪)、最强欺骗能力的也是共产党(因为党领导媒体)、最有能力分配不公的也是共产党(因为党掌握最多权利和资源)、影响司法不公最强的也是共产党(因为党管司法)。

 

共产党可任意行使社会排斥(将任何人排斥于党外和权力之外及利益之外)、可任意行使暴力(将任何危及其政权的人暴力镇压)、可任意行使欺骗(通过垄断操控的媒体去压倒真相)、可任意行使分配不公(通过制造权利不平等令某些人丧失应得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可任意行使司法不公(通过操控司法使法律可执行也可不执行、使审判可合法也可违法)。所以中国没有竞争,想通过竞争来获得欲望满足只会竹篮打水一场空,要获得欲望满足,除了用社会排斥、暴力、欺瞒不诚、分配不公和收买法官等斗争手段别无它法。

 

中国到2010年为止,依然没有建立和形成欧洲500多年前的四股教育力量,特别是以形而上学的哲学为基础的宗教教育力量(如教会学校和神学等)、和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科学教育力量(如个人科学实验室等)。这造成中国的哲学和科学长期依赖进口,包容(爱)、和平、诚信认真和司法公义的道德价值观始终不及西方,实验手段也始终不及西方。所以这500年来中国文人和文化力量一直落后于西方,中国文人一直受制于武人之下,文人制订的法律在掌握军权的人面前显得软弱无力甚至一文不值,掌握军权的权者可任意践踏文人制订的法律。

 

 

 

《专制与民主》

举报不良信息  本页地址:http://zonghe.17xie.com/book/10608781/468839.html
   

← →键盘左右键前后翻页,回车[enter]返回本书首页
  • 支持本书:
Copyright©2007 17xie.com 互动写作和阅读平台 京ICP备0800267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