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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2章 自愿

[更新时间]2010-10-05 23:09:26 [字数]4488

第八卷 第02章 自愿

作者:文弧焰

 

思想行为千差万别,如何令全国公民百分之百自愿参加社会科学实验?

 

要满足全国公民百分之百都自愿参加社会科学实验的这个条件,根本是不可能。社会科学实验不同于自然科学实验,自然科学实验是物质实验——静态的物质结构实验,社会科学实验是精神实验——动态的思想行为实验。

 

自然科学实验,比如杂交水稻实验只需个别人即可做实验,因为水稻的物质结构基本相同,而且杂交水稻实验失败也不会影响实验主持人以外的人;就算是更复杂的医药实验亦只需个别人即可做实验,因为人类身体的物质结构基本相同,一种医药能救一人,这种医药就能救全人类;而要找到自然科学实验思想行为相近似的个别人也不难,要令这个别人百分之百自愿参与自然科学实验也不难。

 

但社会科学实验,不是物质实验——静态的物质结构实验,而是精神实验——动态的思想行为实验;更不是个别人的实验,而是过十万、过百万、过千万甚至过亿人的实验。如此大群人的思想行为根本不可能相近似,相反是千差万别甚至南辕北辙,根本不可能百分之百自愿参与社会科学实验。

 

要解决如此大群人的思想行为千差万别这个问题,只有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来令不自愿的小数去相就自愿的多数,即百分之百自愿不可能,只能退而求次来一个全体“妥协自愿”——当中有不自愿的人但这些人愿意妥协。要达成这个全体“妥协自愿”,就需要建立全民投票选举和表决的程序。只要这种全民投票选举和表决的程序,得到全民共识并被认为是公平、公正和公开的程序,那些在社会科学实验过程中受到伤害而又不是自愿的人,才不会秋后算账地进行恶性复仇。而且,政府可以运用再分配的手段,对这些受害者进行“失公补偿”,不过这需要媒体来反映他们的不满声音,如果政府操控媒体,这种不满声音就不会被反映。

 

法律是强制规范行为,道德是自觉规范思想和行为。社会科学实验就是规范思想行为的实验,即社会科学实验其实就是实践法律和道德的实验。因此,实践法律和道德的实验要体现自愿的原则——即全体“妥协自愿”,那么就必须做到:1.制订法律做到自愿,即立法委员必须由普选产生,而且社会科学实验的主持人——政府(行政权)也必须由普选产生。2.制订道德做到自愿,即产生道德的宗教、媒体和教育必须自由开放,而且道德不准强制教化。只有做到以上这2点的自愿,社会科学实验才能体现自愿的原则。

 

当行政权力和立法权力都由普选产生时,公民所投的那一张票——实际就等同一张愿意承担社会科学实验风险的“生死状”。社会科学实验成功与否,公民往往都愿意承受(少数服从多数式的承受),因为规范思想行为的法律和道德,是全体公民经过激烈争拗的“妥协自愿”产物。

 

这“妥协自愿”签“生死状”,就是为什么有170个民族和如此复杂道德的美国,公民都很少否定美国的过去,尤其是很少否定过去的社会科学实验主持人——总统并对其追究复仇的原因。

 

反观那些没有“妥协自愿”签“生死状”的专制国家,正如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一样(马克思主义就是黑格尔思想的延续),他们总是对过去否定、否定、再否定;批判、批判、再批判;复仇、复仇、再复仇。问题就出在,过去的实验主持人在实验前没有征求别人的同意上,没有全民公投的少数服从多数的自愿上。

 

社会科学实验没有征求同意,社会科学实验失败的责任就要由主持人独力承担;社会科学实验征求同意,社会科学实验失败的责任就可分担承担。当每个人都“妥协自愿”签有不记名的“生死状”——少数服从多数的通过或否决的已投出的选票,他们就不会否定自己的过去。

 

总统和立法委员不实行终身制,而法官却实行终身制,是为了法律的延续性。

 

司法审判要体现自愿原则,就要建立陪审团制度。原告和被告,都可自愿选择数目相等的陪审团成员,而且这种陪审团必须人人可抽签参与。罪与非罪,由陪审团定夺;量刑,由主审法官定夺;再加公开的律师辩护,就很难出现冤枉,特别是很难出现因法官一个人的错而出现的冤枉。

 

有陪审团制度,陪审团实质就是分担了法官的责任了;被告和原告有权选择陪审团中对半的成员,被告和原告实质就分担了陪审团的责任了;被告和原告有权选择自己的辩护律师,被告和原告实质就分担了辩护律师的责任了。

 

这样在审判和辩护过程中,就都有了原、被告的自愿成份。再加制订法律,也是“妥协自愿”(普选立委或全民公决);那么依法审判的结果,原、被告往往就能自愿接受。不会再向法官、社会、陪审团、原()告、律师、社会科学实验主持人(政府)进行恶性复仇。仇恨就到此为止,不会再去追究、否定和报复过去。

 

有自愿的权利,才会有自愿的义务。没有自愿的权利,就没有自愿的义务。

 

人们之所以否定过去和报复过去,是因为过去是被迫而不是自愿。过去没有自愿的权利,他们就不会有自愿承担过去实验失败的义务。他们就会将过去一切失败的责任,全推在以前的领导人身上,自己处身度外。

 

是实验主持人没有尊重他们,他们对实验主持人自然亦毫不尊重。这也是为什么喜欢否定过去的马克思主义,特别容易打入专制国家,但却打不入民主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为民主法治国家的公民,不会否定自己过去的政府。因为不管过去或现在的政府,都是全体公民自己选出来的,政府领导下的社科学会实验都是全民“妥协自愿”投票表决通过的;有自愿的权利,自然就有自愿承担风险的责任和义务,实验失败后,公民不会怨恨政府,公民只会反省自己为何当初选择了这样一个政府。

 

所以,民主法治国家总是自我反省的现象多于怨天尤人的现象、独立人格的个人主义现象多于依赖人格的集体主义现象、自信的现象多于自卑的现象、肯定的成份多于否定的成份、激励的成份多于惩罚的成份。

 

如果,全人类都处于专制统治下,共产主义是可以“解放”全人类的。但偏偏有一部分国家已实行了民主法治,结果共产主义不能“解放”这部分民主法治国家,反而被这些民主法治国家所解放,这证明民主法治比共产主义先进。这当中的分水岭就在——对过去的否定与不否定、以及是否人人手里都拥有那一张“妥协自愿”签的“生死状”(选票)。

 

共产主义由于同样是专制,由于没有人人手里都拥有那一张“妥协自愿”签的“生死状”(选票),因此同样免不了被后人否定。民主法治国家同样可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将共产主义否定。但民主法治国家的公民很少否定过去,共产主义者要否定民主法治国家的过去,就很难在这些民主法治国家公民中产生共鸣,没有共鸣,民主法治国家的公民就很难接受共产主义。

 

民主法治国家的政府官员,有选民分担他们的责任,追究责任也不会只追究到政府官员身上。“四人帮”和毛泽东,之所以被追究“文革”的责任,是因为这个“文革”责任,没有选民去分担。“文革”几乎得到全民拥护(被迫或被蒙蔽的拥护),但这种拥护并没有反映在白纸黑字具法律效力的选票上——即全民“妥协自愿”签的“生死状”上,拥护的人们在“文革”失败后,在没有拥护证据(全民投票表决结果)的情况下,自然可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文革”时期,是实行中央集权制,那么“文革”失败的责任,自然就全推在中央的“四人帮”以及亲自发动“文革”的毛泽东身上。当初拥护“文革”而欢呼万岁的人们,不管写了多少表示忠心的文章,或叫了多少表示忠心的口号,过后都不能使他们自愿承担“文革”失败的责任。因为他们不知情(媒体被“四人帮”全部操控),因为他们的口号、文章和大字报始终不及选票般具有法律效力,以及具有更强大的自我暗示约束力。

 

他们可用受骗的藉口,可用非自愿支持拥护“文革”的藉口而推脱一切干系。他们没有“妥协自愿”签的“生死状”——即那张已投出的选票,他们的共产主义信仰(道德)都是被政府强迫教化,政府不是他们用选票选出来。政府做“文革”实验所产生的好处,他们会全收,但不会感激政府;而政府做“文革”实验所产生的坏处,他们就会责怪政府。偏偏“文革”是坏处多于好处,人们便将所有不满的责任,全推在当时的政府身上。

 

如果当初“四人帮”做多一个步骤,就是在如此多人欢呼万岁和拥护“文革”的激情亢奋状态下,做一次全民公投或普选,来一个“妥协自愿”签“生死状”的以证明多数人是真心自愿拥护“文革”的投票步骤,那么“四人帮”可能也不会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

 

全民公投或普选的这个投票步骤,虽然要耗费大量的社会资源,但却是证明全民(少数服从多数)是否自愿参与政治思想家提出之社会科学实验的有力证据。

 

如果不用全民公投或普选,而是用政府与全体公民单独立约的方法,那么社会耗费的资源将比全民公投耗费的资源更为庞大。实验主持人更没可能,逐家逐户和逐个人地去推销自己的政治思想理念,并征求对方的书面同意(签约)。人口越多的国家,就越难做到这一点。

 

借助媒体推销政治思想理念,借助全民公投或普选来表达是否自愿,几乎是成本最低的全民参与社会科学实验的表达自愿方式。

 

“四人帮”懂得借助媒体,却不懂得借助全民公投或普选。结果,是否大多数中国人都是自愿参与“文革”这个社会科学实验?到头来谁也说不清,当初口口声声表示拥护而高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万岁、万万岁”的人,当要他们履行承担责任的义务时,他们却可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他们可将“文革”实验失败的责任全推在“四人帮”或毛泽东身上。

 

所以,全民公投或普选,是保护社会科学实验主持人免被恶性复仇的一件护身符,另一件护身符就是要令所有参加社会科学实验的公民知情。要让公民知情,就不能让社会科学实验主持人垄断操控所有公众媒体。所有公众媒体被垄断操控,就会出现避重就轻的欺骗,而欺骗始终有一天会被戳穿,被戳穿的欺骗不但不能作为护身符,反而因受骗的民愤而令全民恶性复仇更加疯狂。引起这种恶性复仇的原因之一,是媒体被垄断操控,产生欺骗复仇过度而造成的。

 

“四人帮”一没有拿到公投或普选表达公民自愿的护身符,二没有拿到公民知情的护身符,三更没有拿到下一章详细分析的第三件护身符——合法。“四人帮”自然亦就保护不了自己。

 

因此,自愿这两个字非同小可,不管是自然科学实验或社会科学实验,如要和谐都离不开自愿这两个字。尤其是社会科学实验,如要和谐更离不开全民“妥协自愿”签的那份“生死状”——即那份具有法律效力的普选或公投的投票结果。

 

 

 

          


 

《专制与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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