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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3章 第11节 实现社会公义取决于司法公义

[更新时间]2010-10-14 16:06:18 [字数]6824

       

第八卷 第03章 第11节 实现社会公义取决于司法公义

作者:文弧焰

 

一切社会公义都要经过立法(公义起步)→履法(公义执行)→践法(公义实现)这三个程序。公义的起步→公义的执行→公义的实现,一环紧扣一环,缺一不可。社会公义的起步,决定于立法;社会公义的执行,决定于行政;社会公义的实现,决定于司法。

 

法律是民主普选而制订,那么法律就被全体受众认为是公义的起步。但如果法律不是民主普选而制订,那么法律就被有份参与制订的人认为是公义的起步,而没份参与制订的人就认为是不公义的起步。

 

但当行政执法不严时,即行政机关有法不依或本身就违法乱纪时,那么就算制订了公义的法律也是不能实现公义,不过就算这样子都还有补救的方法,就是最后一关的司法救济——司法用强制措施去实现公义的法律。

 

但当司法不公,或法律之下并不是人人平等的话,即是说:法律起步是公义,法律执行也是公义,但法律实现却是不公义的话。那么,所有的受众,不管其是否参与制订法律,或是否参与执行法律,都会认为法律是不公义。

 

所以,司法不公,是导致最多人(几乎是全部人)都认为社会不公义。不管是专制立法或民主立法,不管是专制执法或民主执法,只要离开了司法公义,就都失去了实现公义的保证。

 

法律没有好与不好,法律只有公义与不公义的认同以及能否实现。没有司法公义,就算是认同了最为公义的法律,都会被审判最后关头的司法不公扭曲为不公义。不端正司法公义,不管立了多少法,不管执了多少法,不管是专制立法、执法,或民主立法、执法,都是一种枉然,都是一种浪费,都与公义的初衷背道而驰。当立法(公义起步)甚至于履法(公义执行)都做到了公义,但在最后关头的践法(公义实现)上却栽了个大跟头,将前期一切公义的努力全部摧毁,这个罪魁祸首就是司法不公。

 

中国人民之所以对清朝政府如此多的仇恨、对西方列强如此多的仇恨,皆因为清朝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了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都具有国际法律效力,不遵守当然就要寻求国际司法解决,当时亦只得欧洲有国际司法。但当时欧洲的国际司法根本主持不了世界公义,根本解决不了国际纠纷,于是只能用暴力解决,结果导致没完没了的恶性复仇。

 

正因为中国人与西方人相对于这些不平等条约而变成了不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导致了中国人与西方人之间的仇恨,才导致了“打倒列强”这句口号的强大号召力之有效,国民革命军就是凭着这句口号所带来的共鸣而取得北伐战争胜利,这句口号还曾经加入了当时的国歌之中。可见,不公平的法或约,其“造仇性”是如此之大。

 

清朝政府签订这些不平等条约,未经臣民同意,臣民必然也对清朝政府仇恨,有仇恨就必然会复仇。结果,清朝首先被臣民武装起义推翻。但这些不平等的国际条约依然存在,到最后还是由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军,在夺取政权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后,才陆续强行(只有少部分是协商)取消这些不平等的国际条约。

 

由此造成了国民政府与西方列强和日本关系的裂痕,尤以中日关系的裂痕最为严重。因为日本是从清朝政府手中武力夺取得最多利益和土地的国家,废约对日本伤害最大,这种伤害最终导致武力相向。1928615日,国民党政府发表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宣言,开始了修订新约运动,结果日本就于1931年入侵东北、1937年全面入侵中国。但由于没有一个主持世界公义的国际司法,因此所有列强都袖手旁观,直到1941年年尾美国被日本偷袭后,列强才在美国的牵头下,结盟帮助中国抗日,实质也是帮自己。之后还产生了中美和中英的“四三年废约”。

 

经蒋介石手中,被取消的不平等国际条约最多,抗战胜利后所有不平等国际条约都被取消。蒋介石与当时的所有列强,可能也因此结下了仇怨,这是否就是导致台湾后来以至当今成为世界孤儿的原因之一?或真的是签约容易废约难,尤其是国际约更难废?

 

“一战”后的《凡尔赛条约》就对德国更不平等,结果引来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是英法两国主导世界,英法都是法治国家或都已进入民主法治国家行列,但英法的众多殖民地都不是民主法治制度,这使英法的整体民主性大打折扣,甚至变成了国际专制——英法与别国签订条约都是单方面的“强者话事”。结果,在主导世界的英法牵头下,以英法为首的列强从与清朝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和《辛丑条约》、到与德国签订更不平等的《凡尔赛条约》,都是步步走向更不平等。

 

但不平等的国际条约或法律,能解决问题吗?能终止恶性复仇吗?答案是不能!

 

中国软弱,不敢用战争来争脱;而德国强大,就敢用战争来争脱。中、德此情此景下可说是同病相怜,两国关系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可说是最好的,当初只有德国同情中国抗日,只有德国肯军事援助中国。只是后来由于日本与德、意连成轴心国,中、德友好关系才消失,蒋介石才不得不投向同样是反对不平等条约的美国。(美国在《凡尔赛条约》上拒绝签字,美国是八国联军中唯一悉数返还中国战争赔款的国家)

 

美国,正体现出己所不欲专制,勿施于人专制的这一孔子精神。

 

专制法治的弊端,在“二战”前以及“二战”中,都被充分显露出来,并为人类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带来巨大灾难的原因,不在法律或条约的应否制订上,而在法律或条约的制订是否建立在强弱双方民主协商的公平认同上。

 

即法律或条约,必须要制订,它的制订是无错和需要的,但必须是:强弱双方权利(机会)平等参与制订的公平法律或条约。如果制订出来的法律或条约,不被某一方认为是公平;那么,有法律或条约不如无法律或条约,起码不会造成“二战”中如此巨大的人类灾难。

 

“二战”的巨大灾难,无不与《凡尔赛条约》、《南京条约》、《辛丑条约》和《马关条约》,以及全球众多殖民地条约的不公义有重大关联。

 

正是这些不公义的条约或“恶法”搞怕了人类,人类才在“二战”后走向了政治的两极分化:分化出来的一极彻底抛弃了法治,是几乎什么法律都不用(不遵守法律等于不用法律或称为“无法”),这一极是以专制人治取代专制法治的共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首);分化出来的另一极仍然坚守法治,但以民主法治取代专制法治,用民主制订的“善法”取代专制制订的“恶法”,这一极多是民主法治分权或正在过渡到民主法治分权的国家(美国为首)。

 

即“二战”后,世界政治舞台分化为革命(苏联为首)与改良(美国为首)的政治两极,虽然这政治两极实行的都是少数服从多数制,但不同的是:革命一极(苏联为首)是专制人治集权——不尊重少数和无法律保护少数;改良一极(美国为首)是民主法治分权——尊重少数和有法律保护少数。

 

共产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用专制人治取代了专制法治。或许共产主义者认为,专制人治的“无法”总比专制法治可能出现的“恶法”好,起码知错能马上改正,无须经过繁锁的立法程序改错。但共产主义者没有认识到,“无法”始终不及有“善法”好,因为“无法”的专制人治同样失去了公义的准绳——法律,产生的后果可能是更不公义(特别是对少数派更不公义)。共产主义者根本没有认识到,专制人治的“无法”与专制法治的“恶法”其实是一路货色——都是没有公义的全体认同性;由于没有这种认识,于是他们就用专制人治取代了专制法治,而不是用民主法治取代专制法治。

 

国与国之间、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及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的国际法,在“二战”后期成立的联合国主导下,原有的国际“恶法”都取消或将要取消了。新制订的国际法,更不可能产生国际“恶法”,这就避免了人类另一次大灾难——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发生。虽然这种“三战”叫嚣当时还甚嚣尘上,但“三战”始终没有发生,这与联合国的国际民主平台无不有重大的关系,这种国际民主平台限制了国际“恶法”的产生。比如:同样是战败国,“二战”的战败国就没有如“一战”的战败国那样,被一个类似于《凡尔赛条约》的极不平等的国际“恶法”约束。

 

但共产社会主义的人治性质,虽然失去了“恶法”,但同时也失去了“善法”,而变成了无法无天,这就不能避免国内仇恨的大灾难。共产社会主义国家,正是被国内仇恨的大灾难葬送。它不是无法就是无天,它不是无法理(无公义)就是无天理(无人权)。以美国为首的民主法治分权国家,不费一枪一弹就取得了冷战的胜利,将两极世界变成了“单极”世界,靠的就是共产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相互仇杀的和平演变。

 

选择共产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实际上是在初始迈入法治的历程中遇到挫折和出现“恶法”时,向历史的退缩。他们不是由法治迈向民主,把“恶法”改为“善法”;而是企图退缩到原始社会的无法律、无阶级、无私产、无权力和无恶性竞争的虚幻公平境界。共产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计划经济,虽然经济上没有恶性竞争,但经济上同样失去了良性竞争,因为它没有良性竞争的基础——全民公认为公义的“善法”。

 

不具备强制控制行为能力的东西,比如思想言论、理论文献和设计图纸等东西,完全可以不设限制。比如没有强制性的道德思想、科幻思想、理论探讨思想和文学艺术设计等思想作品或言论,都可任由一个人天马行空、独来独往而不设限制。但带有强制行为能力的东西,如:行政命令、法律文献和合同条约以及司法判决等,就不能任由一个人天马行空、独来独往而随所欲为,因它带有强制伤害别人的可能性。

 

建设一栋理想的社会大厦,就如同建设一栋摩天大楼一样,都需要有设计图。如果没有建筑设计图去控制建筑工人的行为,这栋摩天大楼是没办法按原计划建成。同样原理,建设一栋理想的社会大厦,同样需要设计图去控制全社会人的行为,否则这栋理想的社会大厦,同样没办法按原计划建成。

 

摩天大楼的建筑设计图,只控制这批建筑工人的行为。而社会大厦的设计图,是控制整个社会全体人的行为。而根据心理学家的科学结论,人类行为80%由信仰(道德)控制,20%由制度(法律)控制。即社会大厦的设计图,由两部分图纸组成:道德设计图和法律设计图。

 

虽然,摩天大楼的建筑设计图,社会大厦的道德设计图和法律设计图,以及其它等等的设计图都必须由专家设计;但所有这些图中,唯独一种图是带有强制性,就是法律设计图。其余的建筑设计图、道德设计图或其它等等的设计图,都不带有强制性。

 

所以,建筑设计图、道德设计图或其它等等的设计图,都可由专家天马行空地单独设计完成,根本无需理会他人。唯独法律设计图,必须要理会他人,不能天马行空地任由法律专家单独设计完成。即立法,必须受制于民主。

 

因为法律是强制惩罚全体受众中犯法者的唯一依据,而全体受众都有犯法的可能。

 

全体受众都有犯法的可能,全体受众就应当都有立法的可能。这一前一后的两个可能,就是形成平等的基础。前一个可能——受众都可能犯法,是客观肯定存在;后一个可能——受众都可能立法,却不是客观肯定存在(如中国数千年来就不存在)。要将前后两个可能(受众都可能犯法和受众都可能立法),都给予平等的肯定存在,那么后一个可能(受众都可能立法),就必须给予主观肯定存在。这样,肯定存在对应肯定存在,即用客观肯定存在受众都可能犯法,去对应主观肯定存在受众都可能立法,才有公平的基础。

 

因此,首先就要用主观的宪法,肯定给予全体受众都能直接或间接参与立法的一人一票上。有一人一票,全体受众都应当有立法的可能才会肯定存在;没有一人一票,全体受众都应当有立法的可能就不会肯定存在。不会肯定存在,就不会平等。所以要平等,法律设计图就不能单由专家完成,必须由全体受众都共同参与完成。

 

正因为法律对全体受众的强制性和惩罚性,所以法律的设计图必须经法律专家设计外,还必须经全体可能受该法律惩罚的受众同意。否则,法律的设计图不会被认为是公义的。认为法律不公义,人们就不会按法律的设计图而行为,人们亦不会服从和遵守这些“恶法”,理想的社会大厦就无法建成。

 

虽然,建筑设计图、道德设计图或其它等等的设计图,同样会像法律设计图那样会损害他人的利益或生命;但它们都不带有强制性和惩罚性,你认为建筑或道德等会损害自己的利益或生命,你不参与其中便可,逃避便可;建筑设计师和道德设计师等人,无权也不能强迫你参与建筑或强迫你参与道德的教化,强迫的话你还可以起诉他。而法律设计师,当他设计的图纸通过后成为法律,他就可以强迫你参与法律的约束和惩罚,你是避无可避、逃无可逃;终审判决后,你更不能再起诉。比如:法律规定你要服兵役和纳税,你能逃避吗?除非你离开这个国家。

 

如果是利益激励的避无可避,那当然求之不得;但法律是损益惩罚的避无可避,人们害怕接受。因此,建筑设计图、道德设计图或其它等等的设计图,都可天马行空自由设计;唯独法律设计图,不能天马行空自由设计。即法律设计,不能任由专家或少数人设计,必须让所有受众都能共同直接或间接参与设计。即立法必须受制于民主,立法权必须受限于普选产生。

 

而其它不带有强制性和惩罚性的,如:建筑、道德、文学、艺术、商品、思想、创意和科学等等的设计完成,是无需受制于民主,是可以自由无限制地天马行空独来独往。而且给予其自由,对其设计更有利;受制于民主,反而更不利创新发明。

 

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由于亦带有对全民的强制性和惩罚性。因此,法律必须规定行政和司法,亦都应与立法一样,同样需要受制于民主。

 

美国的行政民主和立法民主,主要体现在民主普选或直选上;美国的司法民主,主要体现在陪审团主导司法审判,以及终身制的九位最高法院大法官——由民选出来的总统委任、并经民选出来的国会通过。

 

至于武装部队的权力,由于带有最强的惩罚性和强制性。所以,更需要加入更多的民主成份。美国武装部队,除了由民选总统担任总司令外,发动战争还必须经民选立法机关(参众两会)的三分之二多数表决通过。美国行政权力约50万个职位,都由民主直选产生,等等。

 

其实,法律本身就是不公平,因为法律带有惩罚性,带有惩罚性就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法律规定:一个小偷偷了别人一万元,这个小偷被捕后只要返还一万元给受害人就可免于刑罚而无罪释放。法律必定规定小偷除了返还一万元给受害人之外,法律还要追加惩罚小偷罚款或坐牢,而且还要留下犯罪案底,那么这法律对于小偷来说,又何来的公平呢?法律是通过再惩罚,而对先前的不公惩罚作救济补偿。但凡是惩罚,不管是罪犯对受害者的惩罚、或法律对罪犯的惩罚,就都是不公平的。法律是通过再不公平——对罪犯惩罚,而平衡公平——对受害者救济补偿;法律是将罪犯夺去的东西返还给受害者,而且还追加对罪犯的惩罚和对受害者的补偿,因此法律对受害者是公平甚至是超公平,但对罪犯是绝不公平。

 

正是法律的不可能公平,尤其是对犯法者的绝不可能公平,才要加入民主的成份,使不公平的法律,因唯心的作用而变成了认同法律为公平。越多人直接或间接参与到法律的制订之中,就越多人有这种“唯心的认同法律为公平”。民主,是全民直接或间接参与制订法律;民主,就具备了全民“唯心的认同法律为公平”(实质法律并不公平)。

 

但全民“唯心的认同法律为公平”,并不等于就能实现社会公义,必须加上司法公平、公正和公开地依法审判,才能实现社会公义。这样犯了法的人,虽然被司法惩罚了,但认识到对别人的不公必须依法偿还不公、夺取别人的性命必须依法偿还性命,而当罪犯所受惩罚又与法律规定的罚则相符时,那么罪犯就会“唯心的认同法律为公平”而口服心服(实质法律对其并不公平)。

 

既然法律实质上是不公平,那么法律实质上也是不公义,因为法律在公义的三个条件:公平、公正和公开当中,首先就不能够做到公平。法律连公平都是做不到,又怎能做到公义?因此,所谓法律公平或法律公义,一切都是唯心的认同。要产生这种“唯心的认同法律为公平”或“唯心的认同法律为公义”,除了民主立法、民主执法和民主司法别无他法。

 

所以实现社会公义——实现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公义关系,取决于民主立法、民主执法和民主司法,尤其是取决于民主司法的司法公义——司法公平、公正和公开地依法审判。因为司法是社会公义的最后把关者。

 

 

 

《专制与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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