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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3章 第12节 人与人关系的各种连结方式

[更新时间]2010-10-14 16:25:46 [字数]7916

    

第八卷 第03章 第12节 历史上人与人关系的各种连结方式

作者:文弧焰

 

唯物主义者,当然不相信唯心的作用。因此唯物主义者,当然亦就不重视法律的作用,尤其是不重视民主普选而立法的那一种“唯心的认同法律为公平”或“唯心的认同法律为公义”的作用。

 

马克思《资本论》是唯物论——唯可见的物——资本而论;而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是唯心论——唯不可见的心——法律的精神而论。《资本论》属于唯物辩证,紧盯的必然就是看得见的物质财富分配不公,结果引伸出反对物质财富剥削、实行物质财富平均分配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制度,并为实现计划经济制度而建立了纵容权利(机会)剥削和精神财富剥削的专制人治集权的共产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论法的精神》属于唯心辩证,紧盯的必然就是看不见的权利(机会)和精神财富的分配不公,结果引伸出反对权利(机会)剥削和反对精神财富剥削、实行权利(机会)人人平等和思想自由的私有制自由经济制度,并为实现自由经济制度而建立了纵容物质财富剥削的民主法治分权的私产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注:纵容物质财富剥削直到1971在迈进私产知本主义后才得到压抑)

 

指导人类正确行为的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神学、法学、选举学等等的学科,几乎都包含了很大的唯心成份在里面。主张唯物辩证的共产社会主义国家自然不会重视这些学科,导致共产社会主义国家人的行为自然会出现很多不正确的行为,不正确的行为多就自然产生很多不正确的仇恨,不正确的复仇多就占去了人们大部分思想空间,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各种创意便失之交臂。结果造成共产社会主义国家与民主法治分权国家之间,巨大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差距。

 

下面用列表的方式,总结一下历史上主要的五种制度用什么东西来连结人与人的关系,及其所产生的不同凝聚力比较。

 

历史上主要用五种制度来连结人与人的关系,五种制度的连结方式,可用下表来阐明:

 

(1)

 

 

 

 

 

 

 

 

君主专制人治制度

 

共产社会主义集体人治制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集体人治和专制法治的混合制度

 

专制法治制度

 

民主法治制度

 

 

 

 

 

 

 

 

用专制的金钱土地等利益来连结

 

用专制政治权力和思想权力来连结

 

用专制政治权力和思想权力再加专制的法或约来连结

 

用公平未得到程序公认的法或约来连结

 

用公平得到程序公认的法或约来连结

 

 

 

 

 

 

 

 

不易转化为仇恨但亦不易转化为竞争

 

容易转化为仇恨不易转化为竞争

 

容易转化为仇恨但亦容易转化为竞争

 

容易转化为仇恨但亦容易转化为竞争

 

不易转化为仇恨容易转化为竞争

 

 

 

 

 

 

 

 

臣民不肯承担社会实验失败的责任

 

人民不肯承担社会实验失败的责任

 

人民不肯承担社会实验失败的责任

 

人民不肯承担社会实验失败的责任

 

公民肯承担社会实验失败的责任

 

 

 

 

 

 

 

 

无凝聚力

 

无凝聚力

 

无凝聚力

 

无凝聚力

 

有凝聚力

 

 

 

从上表中看到,只有民主法治制度才有凝聚力,而这种凝聚力源于公民肯承担社会实验失败的责任,而这种责任又源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用公平得到程序公认的法或约来连结。即只有民主法治才能产生全民“唯心的认同法律为公平”或“唯心的认同法律为公义”的作用

 

其实,人与人的关系是否公义(公平、公正和公开)的这种看法,其本身就是一种唯心的看法。你认同这种关系是公义,那么这种关系就是公义;你认同这种关系是不公义,那么这种关系就是不公义。都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看法。

 

人类,不得不用这种唯心的方法作为关系是否公义的评判,是因为当今的科技无法将公义订立出一个唯一的科学标准。既然,公义没有一个唯一的科学标准,人类就只能通过商议订立一个唯心的标准,并将这个标准用法律条文的形式确定下来。

 

这个商议的过程,就是标准(法律条文)能否被认同为公义的过程。即法律体系是否公义,是由商议的程序决定,而不是由科学决定。

 

这个商议法律的程序,制订得越平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越为公义;程序安排越多人直接或间接参与其中商议,商议出来的结果——法律,就被越多人发自内心认同这条法律是更为公义,用这条法律连结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更为公义。总之,程序规定部分人参与法律的商议,就部分人发自内心认同法律是公义;程序规定全民参与法律的商议,就全民发自内心认同法律是公义。即一切都由立法程序决定。

 

民主法治之所以产生全民“唯心的认同法律为公平”或“唯心的认同法律为公义”的作用,正是由于法律专家设计了严明的制宪程序和投票选举程序,而且这些程序确保了所有公民都有平等权利(机会)直接或间接参与到法律的商议制订中。所以,民主立的法,才能征服所有受众的内心世界,使他们由内心发出对法律公义的唯心认同;这种发自内心的唯心认同,使他们自觉地尊法、守法和护法。

 

没有科学标准、不能绝对公义的法律,便这样在程序的规定下,兜了一个人人有份参与的大圈,而被认同为相对公义了。这种公义,实质就是相对于程序来讲的。程序公义,那么就相对公义;程序不公义,那么就相对不公义。都是立法程序,决定着法律是否公义。所以,立法程序的设计,是公义社会的关键一环。“得人心者得天下”,可以归纳为:得公义的程序者得天下。

 

唯物辩证法指导的共产社会主义革命,只注重急进革命的公义结果,却将唯心认同公义的程序忽略了。结果,无周密的公义程序,无法体现公义的认同而最终失败。

 

制宪程序,决定着法律的优先保护对象。所以,设计制订一部公义的宪法,首先就要设计制订一组公义的制宪程序。这组制宪程序要被全民唯心的认同公义,制宪程序的制订,就必须要民主来制订。

 

民主制订的制宪程序和专制制订的制宪程序,产生出来的宪法,其优先保护对象是不一样。比如:共产社会主义的中国宪法,优先保护的对象是治者和被治者中的工人阶级;而民主法治的美国宪法,其优先保护的对象,是全体被治者;英国由于使用的是不成文宪法,其优先保护对象的可塑性就非常之大,可以开头是皇室贵族(君主制)、之后是治者(君主立宪制)、再之后是全体被治者(民主法治)

 

民主,兜了这一个让人人有权利(机会)参与制法选举的大圈,必然耗费庞大的社会资源、以及挫伤法律专家和学者的积极性。但不兜这个大圈所形成的不公义仇恨,将耗费更庞大的社会资源、及对法律专家学者更大的挫伤。法律没经过受众“唯心的认同法律为公义”,为社会带来的恶性复仇破坏是无底洞。受众不尊重法律、不守护法律,对制订这些法律的专家学者的精神挫伤反而更巨大,比兜大圈依民意修改法律的那些专家学者的精神挫伤大得多。

 

所以,兜了这一个民主大圈,其实是国家为了实现全民“唯心的认同法律为公义”而不得不做出的一种长远投资。这种投资的回报就是:人人尊法、守法和护法的秩序良好的回报,对律师和学者尊崇的回报,终止恶性复仇的回报,矛盾转化为竞争而不是转化为斗争或战争的回报,竞争带来科技创新的回报,人类寿命延长的回报,和谐幸福享乐生活的回报,公民对社会实验失败肯承担责任的回报,而且文化还可循选举或公决的路线传播从而带来了文化繁荣和促进交流的回报。

 

可见国家这种长远投资,回报率极高。凡是实行这种长远投资——兜大圈的民主国家,起码消灭了内战。外战之所以还未被消灭,是因为这个大圈兜得还不够大,只在一国之内兜转,没有扩大到全球范围的兜转。

 

联合国制订的法律,亦只是各国法律专家或精英共同制订的法律,并没有全球民主性兜大圈、并没有全球人人有份直接或间接参与商议法律的程序。联合国的立法程序,只是国与国治者之间的平等,而没有做到全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公道。因此,其法律公义的全球人认同性,就大打折扣。全球大多数人都不会自觉尊重、遵守和维护联合国的法,自觉的约束力几乎全部失去。

 

再加联合国没有足够的司法力量和军事力量,甚至没有管辖权去保证其法律的惩罚性和强制性能落实到每一个国家或每一个地球人身上。联合国的法律或决议,就失去了强制的约束力。

 

在强制约束力和全球人人自觉的约束力都失去的情况下,联合国的作用就大大减弱,联合国的法律或决议,就成为可遵守或可不遵守的一种摆设。或只成为各国治者(被治者被排斥在外)民主表达意见的出气孔。

 

联合国的代表性、公义性和强制性,都存有缺陷。因此,联合国不能将所有国与国之间的矛盾,转化为竞争;甚至有些矛盾,转化为狭义复仇的斗争或战争,联合国也无能为力阻止。

 

联合国成立后,无节制的复仇,大规模的国际战争次数是减少了。但有节制的复仇,小规模的国际战争次数却增加了。在统计中,我们发现这些国际战争,很少在民主国家之间发生(只得福克兰群岛争夺的英、阿一战)。而随着民主国家越来越多,国际战争确实也越来越少,这证明联合国调停民主国家之间的矛盾,是有效的。

 

这主要是因为,民主国家在联合国的政府代表,是代表本国的民意。而那些专制国家在联合国的政府代表,由于他们只代表本国政府,而并不代表本国民意,联合国的调停往往失效。所以在联合国成立后,民主国家之间较少发生战争,而专制国家之间就较多发生战争。

 

人类都害怕战争,因为战争会恐惧、焦虑、疼痛和死亡。而且被治者比起治者就更害怕战争,因为战争发生时,被治者比起治者更先恐惧、焦虑、疼痛和死亡。

 

那些民意被充分表达的民主国家,由于他们的政府是由被治者主导,而被治者由于又是最害怕战争,所以民主国家都害怕打仗。因此当两个民主国家,虽然有矛盾但都害怕打仗的时候,它们之间就很难发生战争。

 

而一方是专制国或双方都是专制国时,由于专制国国内最害怕战争的那些被治者(因为在战争中被治者会先恐惧、焦虑、疼痛和死亡),不能主导专制的政府;而专制的政府相对来讲不那么害怕战争(因为在战争中治者不会先恐惧、焦虑、疼痛和死亡)。因此,这些国家之间有矛盾时,专制的政府也就不容易妥协,较强硬的专制政府甚至不惜一战。一方专制政府持“誓不妥协”的强硬态度,导致另一方亦不得不以强硬应对,小小的矛盾便被激发为不公的仇恨。当仇恨没有国际司法摆平了断时,就只能用战争去摆平了断,处于局部优势的一方就会首先开战。

 

所以,说战争的根源在专制,一点也不过分。因为,专制的治者受到最害怕战争的被治者更小的约束。不管是人治专制或法治专制,都是战争的源头。比如:“二战”的源头就在法治专制——发动“二战”的德国是法治专制;国共内战的源头就在法治专制和人治专制的混合体——国民党统治区是法治专制但共产党统治区是人治专制;朝鲜战争的源头就在人治专制和法治专制的混合体——北韩是人治专制但南韩是法治专制;越南战争的源头就在人治专制和法治专制的混合体——北越是人治专制但南越是法治专制,再加当时美国总统对外战争的权力过大、形成对内民主对外专制。

 

我们为什么,不将战争的决定权交给民意去决定的呢?如果战争由民意和被治者决定,相信世间很多战争都是可以避免。越战,就是由美国的反战民意单方面终止。美国有能力将越战打下去但它却不打了,不是治者不想打,而是被治者不想打;被治者通过普选,把承诺终结越战的候选人尼克松推上总统宝座,从而结束越战。虽然,这种结束带有不光彩的失败意味,但美国的被治者宁要自己性命而不要国家面子,这种人之常情的实用主义诉求,在民主的制度下却能实现。专制下根本不敢想象,专制国家是宁要国家面子也不要被治者的性命,因为被治者不能主导国家。

 

小结:这一章用了十二节的长篇大论,只想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不管是自然科学实验或社会科学实验,都必须要依法律而行。而要让实验的各方都能依法律而行,法律就必须要反映民意;要法律反映民意,立法就必须要民主。否则,实验各方不会自觉遵守别人替他安排的法律,因为别人安排的法律对他们不尊重、不公平和不公正。

 

当实验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时,追究责任同样亦就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地失去准绳。有责或无责的基准一旦失去,人们就可任意复仇,正当或不正当的防卫过度就会出现,小小的矛盾就会转化成大大的恶性复仇。不正确的恶性复仇不能终止,人类社会就变成了自相残杀、弱肉强食的兽性社会。

 

人类,天生追求真相的好奇心,使人类不得不经常进行各种实验来求取真相,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求取真相以满足自己好奇心的实验没有错,但在不征求别人同意下就强迫别人实验就大错特错。

 

比如克隆科学实验的实验本身没有错,但错在其强迫了别人实验,这个被强迫实验的别人,就是还没有形成自主意志就被克隆出来的克隆人。所以,克隆任何东西都可以,就是不能克隆人;因为实验主持人做的克隆科学实验,没有也不可能让这个将要被克隆出来的克隆人知情和自愿。

 

现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敢给予科学家一个克隆人实验的合法地位。克隆人的实验没有合法地位,如果秘密将人克隆出来,将来实验主持人就有可能面临这个被克隆出来的克隆人追究责任的厄运,因为实验主持人不但不合法而失去了法律的保护,而且被克隆出来的克隆人也不知情和自愿。秘密克隆出来的克隆人与自然生育出来的人之间的仇恨,可能会因此而生。

 

所以,现时全球的科学家,谁也不敢公开克隆人,秘密的未经证实的克隆人,只见于一些媒体的花边新闻报导。英国政府2004811日颁发的全球第一份克隆人类胚胎(只准存活14)的合法执照,给予纽卡斯尔大学进行治疗性的人类胚胎复制研究(特许期限一年,出成果才能续期),同样遭到美国总统布什在内的一大批美国政客和总部设于伦敦的“复制道德评论”组织成员的强烈反对。

 

他们反对的理由就是“胚胎也有权利”。可见民主国家对于人的权利平等,是何等的重视。因为权利分配的不平等,是一切仇恨的最大根源。任何欲望的分配都不可能平等,但追求欲望的权利是可以分配得人人绝对平等。

 

克隆人的理想比共产主义的理想更为崇高,因为克隆人的理想是实现人类长生不老的理想。但人们能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任意拿别人作实验品吗?答案当然就是不能!

 

因为不管实验的结果如何崇高和伟大,如果没有满足知情、自愿和合法的这三个条件,到头来都会被这种实验产生的后续仇恨所葬送。被克隆之人根本就不可能知情和自愿,所以不管给予克隆人实验合法或非法的地位,都不能完全满足被克隆之人知情和自愿的条件。知情、自愿和合法这三个条件之中,当有二个条件肯定无法满足时,这种克隆人的实验就是祸患无穷的实验,这也可能是各国政府不敢给予这种实验合法地位的重要原因。

 

追求长生不老的克隆人实验,会因恶性复仇的出现,变成相反的人类自相残杀而不能长生不老,这都是由人类不可改变的复仇欲望造成的。所以人类要长寿,首先就要避开恶性复仇;要避开恶性复仇,就要减少仇恨;要减少仇恨,就要在行为时各方都知情、自愿和合法;而这个法,又要在公平、公正和公开的程序下由全体受众商议制订。

 

克隆人的实验,是用增加仇恨的方法去追求长生不老的理想,只会竹篮打水一场空。同样道理,暴力革命的实验,用增加仇恨的方法去追求共产主义理想,同样会竹篮打水一场空。只有用减少仇恨增加公平竞争的民主法治去让每个人追求自己的理想,才不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专制与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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