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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中国现时不和谐的主要问题所在

[更新时间]2010-10-23 23:18:47 [字数]3337

       

第九卷 第11章 中国现时不和谐的主要问题所在

作者:文弧焰

 

前面分析研究过反专制、消灭斗争、促进竞争的防止仇恨扩张的三条防线:道德防线、法治防线和普选防线。而且知道了道德防线是上策的第一防线,以及知道了道德防线是通过宗教、媒体和教育的教化,使公民产生不做错误行为的自觉性来建立。既然知道了道德防线在减少仇恨促进和谐的作用如此重要,那么我们在探讨中国现时不和谐的问题前,就有必要先看看中国在道德这方面的软肋。

 

中国历史上的道德,主要靠儒、释、道三家传播。而且儒是主堂,释、道都只是偏厅。儒教不属宗教只属教育,只有佛教和道教才属于宗教,但中国人信佛教和道教的教徒占人口比例很少,中国在历史上都不是一个尊神和对神虔诚信服得五体投地的重宗教国家,只是一个尊孔和尊师重道的重教育国家。因此中国人的道德,主要依靠教育而不是依靠宗教来教化。

 

教育与宗教在传授道德上是有差异的,其差异就是:教育是老师直接向学生传授人性化的道德,即通过人向人直接传授道德而且是人性化的道德,因此教育传授道德是采用“人授”道德的方式。而宗教有所不同,宗教除了神职人员直接向信徒传授人性化的道德之外,还通过神这个“中间人”来向信徒间接传授神圣化的道德(简称“神授”道德),即宗教采用“人授”道德和“神授”道德两种方式来传授道德,比教育多了一种传授道德的方式。

 

而且人类社会普遍存在一种现象,就是多数人都不信人,但多数人都信神。这种信神不信人的社会现象,成为教育“人授”道德的巨大阻力。比如在教育中,当学生不信教师时,教师就无法向学生灌输道德,“人授”道德就进入困境甚至绝境;但在宗教中,当信徒不信神职人员时,即“人授”道德已进入困境甚至绝境时,神职人员还可通过神这个“中间人”来向信徒间接传授神圣化的道德。这就是说:人不信人不紧要,只要人信神,人就能通过神来向人灌输神圣化的道德。人类偏偏就是如此奇怪,多数人都不信人,但多数人都信神,因此有神的宗教就比无神的教育更强有力地教化道德,而且“神授”道德比“人授”道德更为优胜,因为人害怕神甚于害怕人,令神的权威大于人的权威。

 

中国人一直欠缺宗教的“神授”道德,因为有宗教信仰的中国人实在不多,因此中国一直依靠教育来“人授”道德。而民国前中国漫长历史都没有公办的义务教育,只是单靠儒家的私塾教育来“人授”道德,而“人授”比“神授”更难向人们灌输道德;况且读得起儒家私塾的人也不多,只有那些皇亲国戚和富家子弟等极少数人能读得起;他们读完私塾后再考取功名做大官,平民子弟和全体妇女被私塾拒之门外。

 

所以,民国前的中国人不但宗教道德非常弱,连教育道德也很弱,因为广大平民子弟和全体妇女被私塾拒之门外而不能接受教育的“人授”道德教化。中国历来都是以德治国,而且信仰(道德)的强弱可决定一个国家的兴衰,但为何中国如此弱的信仰(道德),但在公元1500年前却曾比西方富强?这完全是因为那时西方的信仰(道德)比中国更弱。

 

为何西方宗教道德比中国强,但信仰(道德)却比中国弱?因为信仰(道德)源于宗教道德、媒体道德和教育道德这三者的总体水平。

 

中国历来的宗教道德都比西方弱,就算是中国皇帝的宗教道德,都比不上西方一个平民基督徒的宗教道德。中国在历史上曾经信仰(道德)领先而富强,并不是宗教道德在起作用,如果宗教道德在起作用,中国治者不会那么腐败和残暴,因为宗教会宣扬平等观念,比如佛教会宣扬众生平等、基督教会宣扬神之下人人平等这些平等观念,这些平等观念都压抑了治者的腐败和残暴。中国由于缺乏这些宗教宣扬的平等观念,所以成为世界上最腐败和最残暴的国家之一,比如太监成群、后宫佳丽三千人和诛杀九族等这些极不平等的现象就只有中国才有。

 

中国在历史上曾经信仰(道德)领先而富强,是教育道德和媒体道德在起作用,不是宗教道德在起作用。儒家办的教育,在公元1500年前领先全球,孔子毕竟是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但不但首创私立学校,还把道德融入教育之中;而中国媒体,在公元1500年前也领先全球,因为中国有自己发明的最先进印刷技术,中国媒体记载着世界上最长的信史。虽然中国宗教落后引致宗教道德也落后,但教育和媒体的先进能带动教育道德和媒体道德的先进,从而拉上补下地提升了信仰(道德)的总体水平,使中国在公元1500年前富强于西方。

 

但中国没有先进宗教、没有“神授”道德所带动起的全民性宗教道德,始终是整体信仰(道德)的一个重大缺陷。当西方在教育和媒体追赶上来后,当西方在公元1500年开始出现更先进的印刷媒体、更先进的义务教育、以及更实用的科技知识后,中国的总体信仰(道德)便相形见绌,在宗教道德已落后的情况下,连原本领先的教育和媒体也被西方超越,结果引致信仰(道德)的总体水平不断走下坡,从而使西方富强于中国,并且距离是越拉越大。

 

所以,中国在历史上的曾经富强,不是宗教道德在起作用,而是教育道德和媒体道德在起作用。中国是通过教育的师生传授和印刷媒体的书本传授、来向人们强制灌输“人授”道德和实用手工艺知识,通过这些“人授”道德和实用手工艺知识才富强起来,与宗教的“神授”道德相关性不大。明朝至清朝,中国的宗教自由竞争度越来越低,这种相关性就更低了。

 

到中国“文革”时期,治者把本已落后于西方的中国宗教全部封杀,连民国留下的私立学校和私营媒体也全部充公。治者依靠垄断操控的教育和媒体,向人民全方位灌输共产主义道德。

 

前面已探讨过,“人授”道德不及“神授”道德好,因为前者不及后者平等、以及人类信神而不信人。“文革”时期,治者如此残暴不仁地封杀了宗教的“神授”道德,单留下一个“人授”道德,可说是连封建君主制的君王也不如。结果导致中国的总体信仰(道德)更为落后,平等观念比封建君主制更不如,就拿一个成份论来讲,封建君主制哪有什么极不平等的成份论?

 

“文革”时期,由于除了经济平等外什么都不平等,由于反专制、消灭斗争、促进竞争的防止仇恨扩张的道德防线、法治防线和普选防线,这三条防线一条也没有建立起来。结果仇恨满天飞舞,专制达到历史极点,竞争两个字消失得无踪无影,取而代之只有斗争两字。什么阶级斗争、思想斗争、权力斗争、军事斗争,等等全部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可说是斗得昏天黑地民不聊生,根本没有和谐可言。

 

中国改革开放后,计划经济被抛弃,改革者引入了美国的市场经济部分,但却没有引入美国的第三条防线——普选防线;甚至连头二条防线——道德防线和法治防线都没有建立起来。而且还对教化信仰(道德)的宗教、媒体和教育这个道德(上策)第一防线多多设限,不让其拥有第一自由,用法律规定其必须屈居于执政党之下;而且在法治(中策)这第二防线的立法和司法中,同样是要其屈居于执政党之下。

 

如此一来,中国自然就能拿到美国的经济发展速度,甚至因起点低和联合国倡议的发达国家要对发展中国家扶贫而超越美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但却拿不到美国少贪污腐败和少仇恨的公平、公正和公开的正确行为。即中国改革开放后,懂生产却不懂节约,懂狭义复仇却不懂竞争。不正确的狭义恶性复仇过多,社会便不能和谐。

 

这些狭义恶性复仇的产生,表面原因是经济改革的不公、分配与再分配的不公;而深层原因就是行政、立法、司法、媒体、宗教、教育和选举这7种公权的不公。其主要表现是:国家公权者(官者)大范围贪污腐败,私权者(富者)大规模行贿掠夺公共资源,无权者(贫者)疯狂作奸犯科。人们主要追求目标是——金钱,有权有势的公权者、私权者和敢于作奸犯科的无权者迅速致富,贫富差距迅速拉开,总体犯罪率迅速上升。

 

以上就是中国现时不和谐的主要问题所在——没有建立反专制、消灭斗争、促进竞争的防止仇恨扩张的三条防线:道德防线、法治防线和普选防线。

 

 

 

 

《专制与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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