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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7大公共权力及其分配(续)

[更新时间]2010-10-25 21:58:08 [字数]3176

   

第九卷 第17  7大公共权力及其分配(续)

作者:文弧焰

 

当今文明社会已形成了行政、立法、司法、媒体、宗教、教育和选举这7种公权,公权是不可能让人人平等拥有的,比如总统就不能人人当;但追求公权的权利(机会)可以绝对人人平等,比如当总统的权利(机会)就可以人人平等。即在公共利益上,有7种权利(机会)是可以做到人人绝对平等,就看法律如何分配这7种权利(机会)。是分配给部分人?还是分配给所有公民?一比对各国的法律就可一目了然。而这7种公权所对应的欲望,就是力量的欲望和公民权的欲望。

 

那些法律只是分配7种权利(机会)给予部分人而不是全体公民的国家,就是追求力量和公民权,都不是人人平等的国家。这些国家,往往就是排斥、暴力、欺诈、分配不公和司法不公之恶性复仇不止的国家,以及文明落后的国家。这些落后国家与先进国家之间的文明冲突,往往又会演变成国际贸易冲突或国际战争冲突。

 

一国公民拥有7种权利(机会)越多,他们的希望就越多。一国公民拥有7种权利(机会)越少,他们的绝望就越多。绝望多,就生不如死,他们就会抗争就会暴力复仇,而且总是权利(机会)少的人向权利(机会)多的人首先采取暴力攻击。

 

美国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袭击者(恐怖分子)和被袭击者(美国平民)之间的权利(机会)就非常悬殊。劫持民航客机的19名恐怖分子(其中13名是沙特人),他们的权利(机会)都是很少的;而被袭击的美国平民,他们的权利(机会)是很多的。而事后美国总统采取战争报复行动,同样是针对权利(机会)比自己多之人;因为拉登和萨达姆在国内的权利(机会)确是比美国总统在国内的权利(机会)多,“反恐战争”因而就有了“斩首”行动。

 

“二战”中,德国在《凡尔赛条约》约束下,其在世界政治舞台的权利(机会)都是很少的,故此德国亦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暴力抗争。黄种人与白种人之间的权利(机会),在当时同样不平等,日本人在“二战”中同样向权利(机会)比自己多的英美白人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暴力抗争。美国到1943年才取消了排华法案,白人和黄种人在美国的权利(机会)才稍为平等。可以统计一下,凡是首先暴力进攻的,几乎都是权利(机会)较少的弱者。

 

吸取了“一战”后对战败国权利(机会)过分削夺、反而带来“二战”恶果的经验教训,才使“二战”中的战败国能获得除战争权利(机会)以外充分的权利(机会),这才避免了战败国因权利(机会)过少而再次暴力抗争。可见,权利(机会)平等,对于减少仇恨是多么重要,对于增加希望又是多么重要。

 

发动国际战争的国家,其在国际的情况是:本国在国际权利(机会)处于弱势,但本国军事暴力在国际上处于局部优势;其在国内的情况是:被治者在权利(机会)上处于弱势,而治者在权利(机会)上处于优势。

 

这种权利(机会)不是人人平等的专制国家,被治者由于受到国际社会排斥和国内社会排斥的双重排斥就特别不怕死,因为受死比受排斥好。这些专制国家的被治者不怕死,就使治者敢于发动战争,被治者也能承受高死亡率的压力。而权利(机会)处于弱势之人,往往仇视权利(机会)处于优势之人。权利(机会)高高在上的治者,有时害怕被治者会仇视自己,往往会对外挑起战争来将这种对自己的仇视转嫁出去敌人身上。所以,凡是专制国家都充满暴力细胞,专制国家才是战争的策源地。

 

稍为留意或统计一下就会发现,人类很少仇视体育运动精英。究其原因,是因为体育运动的权利(机会)最难剥夺,就算将一个人关起来,都不能阻止其体育运动。所以,体育运动的权利(机会)是:最平等、最低条件和最难运用特权的一种权利(机会)。这种权利(机会)的最平等,使体育运动的胜出者最受人类尊敬仰慕,仇视几乎为零。巴西球王贝利,受人类尊敬仰慕胜过总统等精英不知多少倍数;美国拳王阿里和英国足球队的碧咸等等体育精英,几乎都功高盖主地受尊慕。

 

人类往往仇视那些依靠权利(机会)优势、依靠特权而成功的精英。有仇富、有仇官,但却很少有仇视体育冠军和贫者。那些权利(机会)处于弱势的人,很少被仇视,他们往往多被歧视。而那些权利(机会)处于优势的人,往往不被歧视而被仇视。可见权利(机会)的不平等,是一切暴力仇杀的重要根源。体育精英被仇杀极为罕见,而财富精英和政治精英被仇杀比比皆是;那些权利(机会)越不平等的国家,杀财富精英和政治精英这种仇杀现象就越多。

 

暴力复仇,并不由嫉妒引起。比如爱情最易引起嫉妒,但为了争夺异性,很少杀不认识的竞争者。相互暴力情杀的竞争者,往往都是早已认识。显然,他们在交往过程中,出现了排斥、欺骗或不公才导致了暴力复仇的动机,而不是嫉妒产生了暴力复仇的动机。否则,带美女上街的男士,无一幸免地都会成为刀下鬼了,因为嫉妒同样存在。

 

暴力复仇,也不由物质财富的不平等引起。每一个人的物质财富都不可能平等,但为什么有些国家暴力杀富人的事件多,而有些国家暴力杀富人的事件少呢?

 

其实,暴力复仇的真正起因,是由权利(机会)的不平等引起。而社会排斥、欺骗或司法不公恰恰就制造了权利(机会)的不平等——将别人排斥、骗入或判入无权利(机会)的不公深渊。而且欺骗更为容易使用和实现,所以欺骗是较易和较多引爆暴力复仇。一个人一旦发觉自己被骗,其第一个冲动,往往就是暴力杀机的倾向冲动。

 

因此,越是诚信认真的民族或国家,越难忍受被骗;对欺诈之人的惩罚,也是最严厉而且往往不惜暴力或战争。基督教最认真、也最注重权利(机会)的平等,所以基督教国家参与或发动的战争最多,而且是最不惜代价和最大规模的战争。那些无诚信认真态度的人或民族,是很难与基督徒相处。

 

主持社会科学实验的政治家,要免被暴力复仇,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将权利(机会)尽量释放,将权利(机会)尽量平均地分配给每一位社会成员。只要他们的权利(机会)与你的权利(机会)平等了,那么就算他们失败了也不会找你暴力复仇,就如体育比赛一样。

 

而权利(机会)人人平等不能口讲无凭,必须用法律来标明权利(机会)人人平等,因此法律必须先行。而法律又取决于信仰(道德),因而法律首先就要赋予信仰(道德)自由公平竞争的人人权利(机会)平等。即宗教、媒体和教育的权利(机会),首先要用法律来标明人人平等。说到尾,信仰(道德)和制度(法律)同样最重要,但信仰(道德)会稍微重要一些。

 

所以,表面上看各国是在竞争制度(法律),而背后实质是在竞争信仰(道德)。即竞争宗教、媒体和教育,只有这三样东西处于优势,制度(法律)才有机会处于优势。

 

法律是可见的,而道德是不可见的。不可见的道德才是最有价值和最强大的东西。

 

有正确的道德,未必有正确的法律;但没有正确的道德,就肯定不会有正确的法律。

 

天下和谐,最难之事除了分配外,还有一样是最难的,就是思想控制。思想其实就是心理的一部分,心理和思想,都是不可见的。分配心理欲望的满足度难,控制思想的一致性同样难。

 

既然分配心理欲望的满足度和控制思想的一致性都如此之难,因此人类最好就是干脆不去理它们,即不去人为地分配心理欲望的满足度,也不去人为地控制思想的一致性。只需用法律赋予人人有平等的权利(机会)去追求心理欲望的满足度、及去自由思想就可以了,即让人人可自由寻找自认为最愉悦的心理满足和最崇高的思想境界就可以了。

 

 

 

《专制与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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