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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2章 文革10年就是天天进行社会排斥的历史

[更新时间]2010-11-01 23:02:24 [字数]2430

       

第十一卷 第02章 文革10年就是天天进行社会排斥的历史最高纪录10

作者:文弧焰

 

毛泽东在1969428日召开的九届一中全会讲话中说:“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段话在“九大”之后以“毛主席的教导”形式公开发表,随后在全国以口号形式流行。毛泽东肯定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虽然,他已将“死”排在了第二怕,将“苦”排在了第一怕,但这个“苦”却没有标明是什么苦。即他并没有找到人类死亡之前的四大怕,他可能忽略了社会排斥的这一最苦和最怕,结果发动了最疯狂社会排斥行为的“文革”。

 

结果,对于成份好的属于无产阶级的“红五类”(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以及他们的子女来讲,比死更可怕的四大苦,是尽量排除了:

 

像社会排斥之苦,在“文革”中是来了一个底朝天,“红五类”等成份好的人全被社会包容(爱),很多人更造反而进入了领导核心。

 

像暴力(致痛)之苦,对于“红五类”等成份好的人就更少受了,只有他们可向坏成份的“黑九类”(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臭老九)以及他们的子女行使暴力,而不能反之,加上没有发生大规模内战或被侵略,暴力(致痛)之苦相对于“红五类”等成份好的人在中国近代史中来讲都是最为少受的一群人。

 

像恶意欺骗之苦,在“红五类”等成份好的人中间也不多受,民间人与人之间的恶意欺骗行为也不多见,至多只是治者对被治者的恶意欺骗行为多见,比如治者不守法和媒体一边倒的舆论欺骗攻击,但这都不是针对“红五类”等成份好的人。

 

像不公义的现象,在“红五类”等成份好的人中间也不严重,当时是一个低薪公有计划经济的福利型社会,追求的是公平而不是效率,在经济上是平均主义,生老病死都由公家一手包揽。虽然很贫穷,但亦无需过多为日常生活上的不公义而优虑,只是司法不公正和媒体不公开非常严重,而且权利(机会)也不是人人平等,不过专政、批判或批斗都不作用于“红五类”的无产阶级身上。

 

但对于坏成份的同属无产阶级的“黑九类”以及他们的子女来讲(过去的地主资产阶级早已成为无产阶级),比死更可怕的四大苦却不是尽量排除,而是在“文革”中被恶意加重:

 

像被社会排斥(恨)的那些所谓坏成份的“黑九类”以及他们的子女,几乎被社会排斥到无地自容,而且被社会排斥的人口是中国历史上最多人口——约三千万“黑九类”再加上受牵连的人高达一亿以上。况且还有户籍制度、公家分配工作和居所等的无人身自由制度,使他们想逃跑或远离排斥恐惧源头也做不到。被社会排斥(恨)的所谓坏成份的人,不但人口比例最高(约占13%),而且被社会排斥的恐惧程度也最为强烈,很多人因无法忍受社会排斥的恐惧而被迫自杀。

 

像暴力(致痛)之苦,对于“黑九类”等坏成份的人就更严重了。他们失去了法律的保护,红卫兵、工纠、农纠、民警、解放军和受蒙骗的群众,可随时向他们施暴。

 

像恶意欺骗之苦,在“黑九类”等坏成份的人中间就更不好受。他们被逼要互相检举揭发,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下,他们要掩住良心相互恶骗,将罪名推向其他人身上,那些莫须有的罪名在恶意欺骗中满天飞舞,“添盐加醋”的恶意欺骗必然就产生大量的冤假错案。不但如此,媒体被当权派操控,造成恶意欺骗一边倒,使“黑九类”等坏成份的人无法借助媒体去反恶骗。结果,“黑九类”等坏成份的人除了忍受同为“黑九类”的恶意欺骗外,还要忍受“红五类”的恶骗。

 

像不公义的现象,发生在“黑九类”等坏成份的人身上就更严重了。当时砸烂了“公、检、法”,主持社会公义的司法根本不存在,被无产阶级专政的“黑九类”受到极端不公义对待,可说是有理说不清,有冤无处伸,有法不能正;比如解放前的法不准正,解放后的法同样不能正。虽然,在经济上是绝对公平,但在法律上就绝不公正;至于公开,就更缺了,媒体被当权派控制得如此密不透风,又何来的公开呢?

 

所以,“文革”对于“黑九类”等坏成份之人及其亲属来讲,是受尽社会排斥、暴力(致痛)、恶意欺骗和不公义这四大恐惧(焦虑)之苦,尤其是受尽社会排斥的恐惧(焦虑)之苦。试问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中,有哪一个朝代是将人分成“好成份”和“坏成份”的?可说是从来没有,只有解放后才有,只有“文革”才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如果“文革”不结束,那么这约占中国当时八亿总人口13%的一亿人,将永远背着“坏成份”的黑锅,永远被这个共产社会排斥下去,连他们的子孙后代也不能幸免。当13%的人口处于极度恐惧之中,这个社会还能进化到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吗?可说是根本不可能,单是一个恶性复仇(“文革”不叫恶性复仇而叫阶级斗争),就耗尽了中国人的时间和精力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自相残杀上,难道这就是被媒体吹捧成的优越社会主义制度?

 

由于有太多人始终都无法解脱人类的这四大恐惧(焦虑)之苦,特别是第一恐惧(焦虑)之苦的社会排斥更是走向了极端之中的极端,使13%的人口增加了这第一苦难和第一怕。于是,很多人都不怕死,他们不怕死地自杀或等死,或冒死逃亡(偷渡出境),或冒死秘密反抗暴力(如林彪的暗杀和企图武装起义等),或冒死秘密反抗恶骗(偷听海外电台等),或冒死反抗不公义(如消极怠工,偷窃公物等),最终“文革”无法取得胜利而是走向了失败。

 

历史上最大规模和最残酷的社会排斥发生在“文革”的10年,必然造成历史上最大的仇恨,要消除这些仇恨,恐怕用10年的10倍时间也消除不了,可见“造仇”容易“灭仇”难啊!而之所以能让治者那么容易造仇,皆因为无民主法治分权的制衡也。

 

 

 

《专制与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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