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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辉的散文
 

·村里的那些老木屋

 

羁留武汉已经好几年了,中间只回去过几次。每次回家,无非陪家人说说话,聊聊天,或者帮忙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如果时间实在还有富余,那就看看电视,也可以玩玩牌。如此这般,假日倒也过得飞快。至于出门走走,那是绝少的事。我家住在半山腰上,离山下最近的人家也有两里之遥,如果不是有事,我是决计不会轻易下山去的。村里与我年纪相仿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有些甚至还嫁了人,剩下的老的老小的小,各自还有各自的事,谁愿意陪你闲扯淡。因此,我更愿意呆在家里,闲着总比没趣好。

 

去年的寒假似乎因为暖冬日子发了胀而显得格外漫长,我每天只好写毛笔字聊以打发。从早到晚,站得腿疼腰酸,手腕提笔都颤抖,地上写过的废纸更是铺了一层又一层,好不容易等到了太阳落山却又捱不到公鸡打鸣。长此下去绝对不是个办法,我得出去走走。

 

踏着夕阳,我独自一人走进这冬日的黄昏。沿着弯弯曲曲的小径,一边走,一边看,一边想。还是当年的那些山坡,那些树林,那些土地,十多年了,似乎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对于它们而言,时间永远只是一个数码,而非年轮。靠近,再靠近,只有当我的脉搏触及到它们的肌肤时,才感觉到这儿时的乐园到底有些儿陌生了。十几年,三千多个日日夜夜,一颗童心早已打磨出了厚厚的老茧,那些清脆的记忆,也正在逐渐被尘灰掩埋!

 

我喜欢站在某处高地俯视整个村子。居高临下的王者之风,总会给年轻的追逐者以自信与快慰。数一数村里的人家,望一望溪边的稻田,看一看村里人的活儿,这是我当年课余的一件大事。那时候村里出去打工的年轻人还不多,大多数都老老实实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靠天吃饭。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深深地刻在他们额头,一直渗入到他们的骨髓。不论是刮风下雨还是酷暑寒冬,田野上从来没有断过他们忙碌的身影。尤其到了农忙时节,全村不管男女老少,人人都得上阵。几百号人顶着火辣辣的太阳,踏着滚烫烫的泥水,吆喝声和打谷机的声音响成一片。近几年,种地几乎成了赔尽血本的买卖,村里能出得去的都通通出去了,还在种田的只有极少数。于是,村里的人影一下子少了很多。

 

人影确实少了,可小洋楼却一栋一栋从地底下冒了出来,而且一栋比一栋漂亮。最近五年新建起来的房子,比过去二十年建的还要多。站在高处放眼望去,全村到处都是两层三层的小楼房,外表看上去一点儿也不比城里的逊色。只有在新楼的后面,才会稀稀疏疏露出青瓦的老木屋来。那些经历了几十上百年风雨的房子,此时更是显得有些老气横秋而又摇摇欲坠,那种畏畏缩缩的胆怯,那种至死方休的执着,一如村里的那些老人,在柱子上,在房梁上,在瓦顶上,映着,钉着,刻着,那么深不可测,那么牢不可拔。如果把时间退回去十五年,不,十年就够了,村里头几乎清一色的都是青瓦低檐的老木屋,红砖平顶的房子,全村不过寥寥几矗而已。

 

变了,全变了。田地正在荒芜,房子正在更新,人群正在变换,老一套的想法和做法,连同那些老木屋,被从城里回来的年轻人摧了枯,拉了朽,全埋葬了!那些见证了上百年沧桑的活化石,转眼间就在一种无知的冲动下化为灰烬,永远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冰冷的水泥,钢筋,还有防盗门,防盗窗!

我不知道我是该为这些辉煌业绩的取得而高兴还是悲痛。我们总是毫不犹豫地毁掉前人辛辛苦苦留给我们的一切,而我们的后代必定也会依样画葫芦毫不留情地毁掉我们用血汗打拼出来的成果。摧毁即是否定,每一次的兴起总是以摧毁过去的一切为代价,这就意味着我们总是在不停的自我否定中徘徊,在不断地耗尽自己的资源——却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历史的车轮滚滚碾过,总会有一些人高兴有一些人痛心。不过,我还是希望,在我们每一次行动之前多想一下这样做是不是值得,这并不说明我们很保守很畏缩,只是我们还需要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笔遗产,作为他们尝试的学费。

 

 

·家的距离,多远

 

好久没有给家里打电话了,想起来不由得耳根生热。我并不是那种一分钟掰做两分钟花的大忙人,也不是那种醉心于都市繁华生活而忘了亲人的家伙,只是每次拿起电话,嘴角嗫嚅了几下,始终找不到一句合适的话语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家里只有祖父母看着卧在半山腰的房子,顺便种了几亩水田和几片旱地,当然,鸡豚狗彘之畜乃农家必备,自然不消多说。当下的农村,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老年人看家,年轻人要么上城务工,要么上学读书,我家自然也不例外。我父亲母亲均在省城卖点体力,我妹妹在师范学院读点小书,我则更远一些,在武汉,离家一千多里,车程十几个小时。

 

按理说,祖父母都是七十好几的人了,过了古稀之年,完全可以抱着膝盖享享清福,可是,他们闲不下来,不找些事情做做,一天到晚就闷得心慌。奔波劳苦了一辈子,到老还要为儿孙们做长工,以求减轻他们的负担!每每触及这个痛点,我心中总是一阵阵抽搐。

 

祖父在十里八乡算是一个能人。年轻的时候,干起活来是一把好手,播种插秧如骤雨点地,收割水稻如风卷残云。如果仅是如此,称其量顶多算个好劳力,这样的庄稼汉大概家家都有,自是算不得什么稀奇。我祖父之所以被公认为能人,还在于他的多才多艺。说到多才多艺,我们马上就会联想到唱跳弹拉样样精通,说写交游处处得意的人。遇到这样的人,我们都会情不自禁竖起大拇指,夸一声多才多艺。不过,这种花架子在一群面朝黄土背朝天、朝迎烈日暮顶骤雨的庄稼汉眼里,还没有一碗稀饭所引起的兴趣大。在他们心目中,实用才是真正的硬道理。我祖父泥工瓦工无所不能,医术巫术道行不浅,这样的香饽饽,不是能人又是什么呢?从我记事起,祖父没少被三邻四里请去帮忙,做义工,那时候,我家也算得上门庭若市。

 

然而,近年来,随着年岁增加,祖父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再不服老,恐怕也由不得他自己。当年的手轻脚快眼看就成了秋日的树叶,只能在夕阳里感叹着盛夏的流光了。尽管如此,祖父一年四季都没有停下他忙碌的身影,白天干一天活,晚上却全身痛得睡不着觉。苦在心里,没奈何!

 

祖母多病,在我的印象里,十多年来一直都没有断过医药。到了这个年龄,谁不是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唠唠嗑,晒晒太阳,做做针线,就算打打麻将也是可以的,纵使身体健康,也决计再不会下地劳作了。可是,我祖母享不起这清福,病魔缠身的她,每天都得张罗着一日三餐,洗洗刷刷,有时候还要帮祖父打打下手,下地干些稍微轻一点的活儿。一边干活一边呻吟,怎说不累,只是苦在心里口难开罢了。

 

祖母做得一手好菜,二十几年了,我在祖母那吃饭总是居多数。同样是农家常见的瓜蔬小菜,可我觉得母亲做的远没有祖母做的那么淳厚,那么有口感。父亲母亲疼赤子,祖父祖母疼长孙,确实如此,难怪邻人们开玩笑说我是祖母养的,仔细品味起来,一点都没错。

 

刚上大学的时候,几乎每个星期都要给家里打电话,听他们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的叮嘱。我也是十几二十的人了,早就会自己照顾自己了,可我宁愿把自己当作小孩,听那些听过了无数遍的琐碎但又十分温暖的语言。每次打电话回家,都是祖母听到铃声后赶过来接的,祖父一般在屋外忙活,听力又不好,接电话的次数就少多了。有时候电话打不通,我就会觉得心里头空落落的,似乎少了些什么。

 

眼下,要做要考虑的事情比大一大二时多多了,烦心的事情也一件件摩肩接踵而来。尤其是近年来就业形势大大恶化,压在肩头的担子越来越重,对未来的憧憬反而成了我无助的迷茫。有的时候为了一小笔收入,我不得不成天泡在网络上或者在教室与公家车站之间疲于奔命,身体上的劳累和心理上的忧虑使我一天天变得消沉下来。可是,面对家里人的时候,我又不得不戴上一张乐观喜庆的面具,我不能让自己的处境变成家里人的忧烦。很多时候我都再想,我与家的距离到底有多远。家,这个温馨的词儿,在我憔悴的心中,避风港湾的概念正在逐渐模糊。曾几何时,我在一篇日记里写到过,家是旅途中的一处逆旅,无论是短暂落脚还是长久淹留,我们终究要离开……

 

 

·四十母亲二十儿

 

母亲生下我时尚不满二十,是早生,为此,我家没少交罚款。后来有了一个妹妹,是超生,我父亲不免又写检讨又交钱。那年,我父亲扬言还要生三胎,结果被乡政府当成已生三胎做了处理,被抄了家,连晒在晒席上的花生都被看热闹的左邻右舍抢走做了“罚金”。三胎自然是没有生成,可家里从此一贫如洗,一件像样的家具都没了。有人开玩笑说,我们兄妹是高价买来的,真是一语中的。

 

我是决计不敢低估了自己的价值的。在我的身上,除了贴满了一张张白纸黑字的账单,更多的是父母的血汗。从我懂事开始,父母就没日没夜为我们操劳着,到现在,每每闭上眼睛,那远去的一幕幕重又浮现在我眼前,那么新鲜,那么明晰。那股股温暖的泉流,从五脏六腑一直涌上脑门,伴随着一阵阵清晰的痛楚,化作一泓热泪淌在枕头上。

九十年代初的中国农村还很贫穷,尤其像我们那样三不管的山沟沟里更是如此。那儿的人,一生下来就决定了他今后的命运。他的职业是农民,如果放在现下的潮流中去考虑的话,还可以在后面增加一个“工”字。然而,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却并没有多加了一个字而变得顺畅起来,那种深入到了骨子里面的黄土气息,从不因为外界的所谓翻天覆地而发生改变,而逐渐消失。

 

那时,我们家分得三亩水田,几分旱地,平均到每个人,才九分地不足,且全是靠天吃饭。我们那里的规矩是,每到农忙时候,不分男女老幼,全家都得上阵。我和妹妹都是被父亲强拉去的,三五岁的小孩本来做不了什么事情,但是没有办法,一家人一年的生计就全靠这两季的收成了。特别是“双抢”时节,头顶烈日如火,脚下泥水如汤,我和妹妹要么忙着割稻子,要么把割倒的稻子送到父母手中去脱粒,一天下来,茶不知喝了多少土碗,衣服不知汗湿了多少回,只知道到了晚上,脚全泡脱了皮,只能踮着脚走路,全身酸得更是动弹一下都疼不可止。有时温度太高,母亲心疼我们,就让我们在家里做饭,洗衣,放牛,她和父亲却没有好好休息过,每天早出晚归,从不间断。如果哪天饭没有煮熟,父亲照着我的脸上就是一巴掌,打得我脸上如开水泡过一般,一下子红了一大片,委屈的泪水止不住地一颗一颗滴落下来。母亲总是给我擦干眼泪,自己生火将没熟的饭又蒸上一回。如今,我能做得一手好菜,全是当年强化训练的结果。

 

我上学之后,为了应付高额的学费,我家新养了两头母猪。这样一来,母亲的担子陡然间增加了很多。除了每天的家务和农活,还要伺候两头母猪,一年四胎猪崽,大大小小几十口,忙得连影子都跟不上她的步伐。不管是寒冬腊月还是春暖花开,母亲吃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喂猪。特别是猪崽快出栏的前十天,母亲每天都必须清早就起床,煮一锅白米粥喂了猪,然后再下地干活,回来后才能做早饭。等到我们吃了早饭去上学时,往往都已经上了一节课了。

 

四个人,几十口猪,三亩地的粮食本来就不够,每到春天,母亲都要带着我们到田野里去,一边放牛,一边扯猪草。哪些草有毒,哪些草没毒,哪些草猪吃了长得快,哪些草猪不爱吃,母亲都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讲,一遍又一遍,直到我们的小脑瓜子记清楚了为止,而我和妹妹总是展开赛事,看谁扯得多。到了暮春时候,各类野菜都长出来了,母亲常常挎着一个竹篮,拉着我们去挖野菜,野葱、荠菜、鸡冠菌、小竹笋……回来之后,我们娘儿仨又七手八脚把野菜都洗干净,第一餐吃新鲜的,剩下的就切成碎片,晒干了装在坛子里,到冬天没蔬菜吃的时候再开坛。吃着各种各样的野菜,心里甭提有多开心,多少年来,我一直忘不了母亲炒野菜时溢出的清香。

 

我在村里上了五年学,然后就去乡里读五年级。乡里离家有点远,从那时起,我的漫长的寄宿生涯就开始了。在往后的五年里,我吃住都在学校,米饭是自己去蒸的,菜也从家里带去,为了能多吃几天,一般都不会带新鲜菜,全是些咸菜、萝卜干什么的,当然偶尔次把两次也会有豆腐干,但很难得。每到星期天的下午,母亲给我炒了一大盒子干菜放在书包里,再装上几升米,就是我一个星期所有的伙食。那时候我正长身体,可营养跟不上,虽然在同学里面身高首屈一指,身体却瘦得枯枝似的。现在,我都常常自嘲般地说:“当年我吃亏吃大了,养料不足,没长到我应有的高度。现在,好多同学比我高,都是高中时候赶上来的。他们比我运气多了!”这是实话,十六岁以后我只增加了三公分不到的海拔,一百牛顿不到的重力,全是那时候吃亏吃出来的。不过,尽管如此,母亲还是努力让我过得好一些。每个星期五回家,母亲总是忙这忙那,为我弄好吃的。那时我家养了一只母鸡,每天下一个蛋,母亲都舍不得吃,给我们腌着,没菜的时候再补上又算开了一次荤。有时闲一点,母亲就打擂茶给我们吃,这种家乡的特产吃起来特别爽口,自上高中以来,我很少能吃得到。即使偶尔吃一次,也是冲着名儿去的,结果空有其名,味道比母亲做的差得远。

 

我上高中的时候,离家就更远了。母亲特地连夜从长沙赶回来,给我交学费。那是热得要命的七月末,母亲顾不得劳累,拉着我问这问那,生怕我初来乍到的吃了亏去。那些时候,母亲在一个建筑工地上做小工,每天顶着太阳就是十几个小时,晚上睡在铁皮房里,热得全身的皮肤都起了红疹。可母亲不在乎,她很高兴,她的儿子以全县前十的成绩上了理想中的学校!而那时我也正踌躇满志,发誓非要弄出个什么名堂来让父母脸上光彩。

 

可惜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上学不到一个月,父亲就在工地上受了重伤——髋关节严重骨折!黑心的包工头不愿将我父亲送正规医院治疗,结果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父亲最终落下了终身残废。十月长假周,我第二次去了省城长沙。见到母亲时,她已经枯瘦得几乎只剩了骨架了,我心疼得要哭,但当着众人的面,我只好偷偷拭去了眼角的泪水。走进病房里,只见父亲躺在病床上,腿上扎着厚厚的绷带,脸有些发黑,眼睛也黯淡迟滞了许多。

 

从此,我经受了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内心到外在,从性格到言行,这种彻底的裂变也最终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那些近乎黑色的日子,我特别消沉,孤僻,也特敏感,多情,更不要谈学习了。一天到晚,我都在众人的欢颜笑语中默默度过,悄悄地鼓弄着我的文字。真正走上文学小青年的道路,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尽管很酸涩,很苦楚,我还是迈开了我蹒跚的步履。

 

一个学期,我都没有跟父母通过电话,一块钱一分钟的电话费我不舍得花,更兼心里很痛苦,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那个学期我没钱,每个月的零花钱少得可怜。每次放月假回家,要么就是和祖父母说几句话,帮他们干点小活,要么就一个人坐在家门口冰冷的石头上发呆。天是昏黄的,没有一丝儿风,孤寂的心,更添了几许沉重。离家的时候,祖母给我卖鸡蛋积攒起来的二十块钱,那是我一个月的全部开支,里面还要包括一个来回八块钱的车费。三人相顾尽沾衣,一路上没人处,我不知暗暗洒了多少泪水。

 

年底,父母回来了,父亲还拄着拐杖。与建筑公司周旋了几个月,母亲更加显得憔悴不堪。一丝丝白发从薄薄的头发丛里冒出来,刺得我的心口一阵阵的疼痛。母亲总是劝我,要我想开些,想远些,不要为家里的事而分了心,耽误了学习。母亲没有读过什么书,讲不出什么大道理,可那时,那些叮嘱确实让我心动了很久。要做就做一棵松树,挺拔,青翠。母亲的这句话,至今都让我激动不已而又惭愧不堪。前面几个月的索赔只是一个小插曲,更要命的是后面长达两年之久的官司。为了几万块钱的医疗赔偿,也为了我们兄妹三年的学费,我的父母,用自己的生命做赌注,与黑心的长沙市咸嘉建筑有限公司磨了近三年!过后,我总是想,长者以德报怨,那些痛苦的记忆,全让它化作过眼云烟吧!

 

上大学之后,自己能挣钱了,父母的担子才算稍稍松了些。这几年来,母亲一直在一个塑料厂做垃圾分类,拿六百块钱一个月的工资。然而,母亲对我的关怀,却并不因为我的远离和独立而有一丝一毫的减少。每次通电话,母亲总是简要问问我的近况,三言两语中,不知包含了口讷的母亲和她同样不善表达的儿子多少情感!前年,母亲四十岁,我二十岁,因顺路,我曾去她上班的地方看过她一次。母亲说,我这里工作轻松,条件也不错,你要好好读书,不要总惦记着娘。我当时就没差点哭了,我的母亲竟然乐观到了如此程度!如果不是我亲自去了,我怎知道我的母亲会如此辛苦!回来时,母亲递给我一张动车票,票价一百二十几。我的母亲,为了她的儿子能舒舒服服到达武汉,居然为一张火车票花去了她一个月血汗钱的四分之一!我的傻母亲!

 

最近,我身体一直不怎么好,母亲的牵挂就更多了。每次打电话来,都要问问我的病情怎么样。其实我没什么大碍,慢性胃炎而已,多调理几个月就没事了。可不管我怎么说,母亲还是不放心。她怕我最近没了工作缺钱用,又特地给我打了好几百过来。听在长沙上大学的妹妹讲,母亲常常为我的病而睡不好觉。在泪光中,我忽而明白,母亲的心是块放大镜,儿女们的小事在母亲那里都是翻倍了的!

 

我庆幸我还有这样的觉悟,不至于为多少年后的忆起而留下后悔的根。同时,我也为自己的后知后觉而惭怍,我早就应该明白这个道理的。沉吟中,又快到母亲节了,我写下这篇文字,献给我亲爱的好母亲!

 

 

李安辉,现为湖北省武汉市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06级学生。Emaillwb131@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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