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空中飞    

  近来全国猪肉价格上涨较快，为此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前往湘鄂进行调查研究。在了解了生猪生产、市场供应和价格情况以后，温家宝说：“解决13亿人的吃肉问题还得靠农民。肉价涨一些有利于调动农民的养猪积极性，但涨到一定程度后要保持平稳，通过市场调节的办法，让农民养猪能挣钱，城里人特别是低收入家庭又吃得起肉。”

 肉价上涨，首先喊疼的是城里的市民。以我居住的荆州为例，两个月以前，五花肉还是6元钱500克。可现在已经涨到了12元，正好翻了一倍。于是，经常买菜的大爷大妈们便唠唠叨叨。一些大城市的低收入者，更是着急的不得了———照这样下去，我们还吃得起猪肉吗？因此，连总理都被惊动了，想方设法缓解供需矛盾。

但养猪的农民，真得是这次涨价的“受益者”吗？我举一个身边的例子。

我的一个老表，就是养猪专业户。他家住在城镇附近，2005年找我借了3万元专门在村外建了一排猪舍和一个小型酿酒厂，每年出栏30到70头生猪。养得好，一头猪可以赚200-300元；养得不好，也能赚100-150元。一年下来，光养猪就会有万元左右的收入。但到了去年春天，猪价开始大跌。过去卖4元钱500克的毛猪，2.5元钱都没人要。于是，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局面，谁养猪，谁赔钱，养得越多，赔得越多。没办法，养猪户们只得把大猪小猪一律抛售。有一天，这个老表来找我，说他不想再养猪了，去年养猪不但没有营利,还倒亏了.但家里还有15头三五十斤重的仔猪，原来是100多元一只买进，而现在10元一只都没人要。实在不行，只能扔到野外去“放生”了。我看他发愁，就说：“给你200元钱，全部卖给我吧。”他一听非常高兴，马上表示同意。我把这15头仔猪买下之后，无偿送给了在农村的另一个亲戚。嘱咐他好好养着，并断言将来“一定涨价”。可是亲戚喂了两个月，只见猪吃粮，不见猪价涨，就悄悄卖了。据说一共卖了600多元钱，除去饲料，不算人工，“净赚”了200多元。

在一般人的眼中，肉价上涨应该对养猪户有利。因为猪肉能卖出好价钱，所以生猪的收购价肯定会增高，最终猪农就会受益。猪农受益了，就会刺激他们养猪的积极性，从而投放到市场的猪肉就会更多，肉价也会相应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但事实表明，这只是基于经济学原理的逻辑推定。

实际情况是，在肉价上涨之前，就已经狠狠刺伤了猪农。作为一家一户的小农养殖，既不能预测又不能抵御市场中大风大浪的冲击。比如农村中有1万个养猪户，有5000户乃至8000户都因亏损拒绝养猪后，猪肉才会“物以稀为贵”。等到城里人和领导者发现肉价上涨的时候，养猪户们已在那里伤了也疼了很长时间了。

 这次肉价上涨，暴露出一个问题，就是各级政府，不能过分依赖市场。市场的确可以调整供求、调整物价、调整很多政府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但到任何时候，市场都取代不了政府的管理责任。一个县或一个市，在几个月内生猪存栏总数下降50%甚至80%，这是一个多么明显的预警信号。可惜很多的县长和市长们，没有发现、没有重视、没有分析，更没有扶植和引导。只等着肉价暴涨了，才一片惊呼、一片忙乱。

去年这个时候用三分力就可以解决的问题，现在用十分力都难以解决了。但愿这次农民和市民“疼”过之后，大家都能明白这个道理。

    现在各地猪肉价格一直在高位运行，引起政府部门关注、并采取相应措施，是非常必要的。可是，纵观肉价上涨以后，媒体大量的报道和来自政府部门的信息，给公众传递着一个非常明显的倾向，即稳定肉价、给予城市困难群体补贴、动用国家储备等每一项措施都是在让城里人放心：“肉价”很快就会降下来，还会以涨价前那样的价格吃肉；而对涉及农民的利益，如何使肉价、粮价等农产品价格保持稳定，防止大幅度下降，特别是防止再下滑到涨价前那种农民赔钱养猪的尴尬境地，却很少看到有关报道或政府部门的具体措施，这种在肉价调控上的表现，根源在于我们一些决策部门仍然延续着城乡两极化结构的思维模式。

    众所周知，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一直实行这种发展思路：从公共投入、户籍管理、到产品价格管理都是如此。尤其是产品定价，在两极结构模式下，工业产品价格中包含的利润很高，而农产品的价格往往都大大低于其价值。这种以农补工、以乡补城、以牺牲农民利益来发展经济的方式，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时期起到了一定作用。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把统筹城乡发展、建立和谐社会作为新的发展目标，使两极结构的思维定势逐渐淡化。可这种传统的思维观念，一遇到具体情况，就成为了一些决策部门的首选方式，这次肉价调控就是明证。

    城乡两极结构思维，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对农产品局部的过剩或滞销，不能引起相关部门重视，一旦价格波动较大，波及城市市场，就采用行政手段“稳定”、“降低”、“回落”到原来的价格水平，至于农民的利益如何保障，被放到了次要的位置。比如近年来，广西农民砍甘蔗、陕西农民砍苹果树等。而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又刚刚报道了山西朔州市因为饲料价格上涨而牛奶价格不涨反跌，使农民大量宰杀或出售奶牛的消息。原来每头奶牛能卖5000多元，现在当成菜牛卖，只卖300多元，使农民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失。

    面对这样的情况，政府部门采取的措施与肉价上涨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样的状况因为是局部发生，没有波及到城市的市场供应，所以就任其自生自灭，很少看到像肉价上涨一样有行政干预或政策指导。只有影响到城市供应以后，才引起关注，但为时已晚，我们的社会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对于这样的调控结果，有关部门总是盯着城市市场农产品价格的回落或降低，至于与此密切相关的农民是怎么想的、农民从调控中得到利益还是又回到了涨价前的亏损边缘？为什么农民经营的农产品，亏损了，就是市场因素，得不到政府的补偿，而好不容易遇到价格上涨的契机，政府又用行政手段“稳定”？

    这对农民来说，显然有悖于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如果我们追问一下，为什么这样的行为在市场经济下，仍然屡屡出现，其结果就是城乡两极化思维仍在起作用。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既然决定了让农产品生产经营走市场化的路子，那么，政府部门就应当从指导思想上摒弃城乡两极结构的思维模式，取而代之的是通过政府行为保障市场化机制顺利推进，把农民致富的增收渠道，确定在农产品的技术进步和科学、合理的价格水平上，使农产品价格的提高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随着城市职工收入的增加而合理上涨，而不能一遇到农产品价格涨价就“稳定”、就“回落”。这样的指导思想，能否从这次的猪肉价格调控做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