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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阅读:盗版游击战

[更新时间]2009-05-06 20:21:20 [字数]3531

关联阅读:盗版游击战

参考资料:《打击盗版依靠人民不断提高的版权意识》来源:《中国法制报》

 

镜头回放——20083月,北京最大的正版光碟市场之一“俏佳人”广安门店不得不关张。面对四周来自盗版光碟商贩的“麻雀战”、“游击战”,甭说俏佳人俏不起来,就是专门整治盗版的机构周边也一样盗版成风。有人曾问过盗版摊贩们:“你们就不怕?”他们很坦然地回答:“敌营十八年,我们彼此都混成了脸熟。”

 

每隔一段时间,中国都要开展“集中式”的“专项治理——打击盗版”活动,常常是由工商局、城管、警察等组成的“联合小分队”突袭当地的电脑城、过街天桥、宾馆商场、地下通道等“盗版商贩”出没的地带,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收缴光盘,让贩卖者说出“进货渠道”,然后“顺藤摸瓜”,找到批发商,再找到制作光盘的“地下工厂”。这种“专项治理”的尾声则是把收缴来的光盘堆成小山,在电视直播中进行销毁。仅仅在一个这样的行动中所端掉的窝点之一,执法人员就“查获盗版光碟1890箱,约100多万张;各种光盘包装纸、包装盒255箱,约51万多张()”。

 

这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持续了二十多年的行动。每次这样的行动都“成效显著”,所销毁的光盘数量也一次比一次多。尤其在2000后,中国加入WTO,国际组织对版权保护的重视加大了中国打击盗版的力量。但是,负责具体工作的“文化稽查”队员知道取缔盗版的道路依然任重道远。因为他们知道,在“小分队”不出动的平时,“盗版商贩”们的队伍也在不断壮大,他们采用的是毛泽东和切·格瓦纳的游击战术,以“化整为零”的方式与“小分队”进行周旋;在“风声紧”的时候就按兵不动,“专项行动“一停止则又在地下通道、过街天桥上如雨后的蘑菇一样冒出来。

 

没有人能给出统计证明中国的“盗版产业”到底有庞大,有着多大的产能和多少营销渠道。仅从感性认识上来说,中国的消费者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盗版,从京津沪这样的大城市到云贵川的小县城都有卖光盘的“流动大军”。甚至到中国时间比较长的“老外”也知道不足一美元一张的盗版光盘是典型的“中国特色”,在新闻中还看到有的外国旅行者从中国返回进入本国国境的时候,被本国海关人员罚没的事件。在由驻上海的外国人评选出来的“在中国必须要尝试的十件事”中,“盗版光盘”的得分比“足底按摩”和“外滩泡吧”的得分还要高。

 

执法人员认为,这是因为国人的版权意识不强,利用法律禁止盗版的处罚执行得还不够严厉。在国外,尤其是欧盟和北美地区,人们的版权意识更浓厚,法律处罚也更为系统。但是,更严密的追踪系统起到的作用却是让盗版方式比中国式的“地下工厂”还要分散。在本节中我们讨论的P2P模式就发源于美国,P2P共享社区可以说是更分散的“盗版”行为,它同样实现了让消费者在消费内容的时候不须给原创者付出报酬。2002年,NAPSTER在诉讼中被判“侵权成立”而宣告破产;20056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开发P2P文件共享软件的公司应该为软件用户侵犯版权的违法行为负责;关于网络侵犯版权的案例数不胜数,多数的诉讼结果都以支持版权告终,但仅仅依赖法律手段是否就能控制“网络侵权”?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难题,可以说是进入网络时代的世界性难题。

 

随着网络在中国的普及,过去最常见的一辆自行车、一盒光盘就开张营业的“流动盗版商贩”正在被网络下载所取代。我们曾经在另外一则关联阅读《“越狱”在中国的隐秘流行》中看到过一部美国电视连续剧如何通过网络取得了不低于正规电视台所播“热剧”的“收视率”。网络下载不需要集中的制作、批发、贩卖过程,而可以依靠更为分散的“点对点”传播,对消费者来说,价格更低,几乎成为“免费大餐”,而打击“盗版”将变得更为困难,这将让那种取缔盗版的“专项行动”都无计可施。

 

2008年春节前后中文网上出现的“陈冠希艳照门”事件说明要在网络上取缔“盗版”传播的困难性。这个事件的确侵犯了别人的隐私,不过同时也证实了网络传播“隐形”和速度并存的特点。网络传播依靠的是无数的“中间站”,如果侵权成立,那么要被依法处置的“中间站”的数量巨大,几乎不具备执法可能性。既然无法抓到所有的中间传播人,那么抓到少数的几个并惩罚是不公平的,除非有方法可以惩罚所有的中间传播者。另外,信息的扩散根本不会因为已经被捕获的几个“中间传播人”而停止,此事出现在法制相对完善的中国香港,说明的却是和北美等地区类似的事实:主要针对于纸媒体的《版权法》在电子化时代要完全执行已经不大可能,而分散的网络中要完成对 “非法散播”进行完整控制其实困难重重。

 

20091月,苹果公司主管全球产品营销的副总裁菲利普·席勒宣布,该公司决定解除苹果在线音乐服务iTunes“数字版权管理(DRM)”限制。用户可以通过iTunes界面自由下载音乐,并在非苹果品牌其他装置上播放,不再受反盗版规定困扰。苹果公司的iTunes正是在Napster这样的免费共享音乐社区被五大唱片公司联合起诉并败诉的环境中应运而生的。当初吸引人们付费的重大原因就是苹果公司的广告,“这么做并非盗窃”。但是在八年之后,实际上,苹果公司还是回归到了“无版权”的自由复制世界。

 

20092月,新西兰收回了一项具有争议的互联网法案,该法案强制规定,对于非法使用音乐或电影等网络资源的互联网用户,网络服务提供商可以对其进行断网处理。根据新西兰的版权修正法(Copyright Amendment Act),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有责任禁止用户的版权侵犯行为。这项被称为新版权法92a的修正案实际上是把“打击盗版”这样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推给了网络接入服务提供商,法案一宣布就遭到了大量互联网用户和接入商的抵制,他们发动了“新西兰互联网黑屏运动”进行抵制,也就是约定时间,在自己的主页上显示反对92a条款的黑色屏幕。由于反应太过强烈,新西兰总理表示“不会按原计划在2月底生效,92a不会被强制执行。我们正在要求有关部门着手制定一部替代法案。”

 

盗版无疑损害了传统的音像出版行业和原创作者的利益。在P2P共享社区出现之后,也有人提出争议,为什么艺人可以唱一首歌然后不断地收到版税,其他行业的人,比如水管工人就必须修好了水管之后才能得到报酬,并不可能在水管下一次破裂之前不断收费?乐曲受到更多人的喜爱,其中的价值全部都是原创者创造的吗?为什么他们可以在创作结束之后还源源不断地获得收益?那些靠一场又一场的现场演唱获得收入的 “无名歌手”为什么就要比只灌录一首单曲然后靠不断发行赚钱的“包装艺人”更加艰难?还有一些艺人决定利用网络传播来给自己打响知名度,他们的方式是放弃版权,(同时也是因为唱片公司为了买断他们的版权常常只给了非常低的价格。)一旦原创人放弃版权,又的确有了好的作品,他们的歌曲就可能被自发流传,之后他们可以利用这样口口相传得来的“名声”开演唱会或发行新的唱片。一旦原创者放弃版权,则整个“共享链条”就可以完整地打造成功。好处是它可以让消费者以最低的成本获得丰富的精神食粮,坏处是没有人可以用它来获得集中的收益。

 

在《版权法》出现的两百年中,无数的创作者得到了收入保障,它保护了原创者的利益,提升了他们的积极性。《版权法》也推动知识、文化的制造和传播成为“工业化”的分工明确的利益链条。在这个利益链条中,盗版行为就象病毒一样不断侵蚀着链条中各个已被确定的利益分配。但是,当盗版光盘已经被压缩到不到一美元的价格,当网络歌曲下载的价格也降到不到70美分一首,同时还有更多的共享社区在蓬勃发展,它们都能实现免费提供大量书籍、音乐、电影的时候,最大的受益人是普通用户。网络上某位“匿名用户”说没有盗版,中国的进步将会慢至少十年。作为中国人,我们的切身体会是,盗版的确为传播世界文化做出了贡献,也让其他国家的创作者意识到自己的作品在中国还是有偌大的市场,他们甚至惊讶盗版商们居然对他们国家的音乐影视文化如此精通,许多盗版光碟都是自己国家的精品,甚至在本国都很难买到的绝版光碟,竟都能在中国盗版市场中买到。对中国观众来说,盗版给中国乐迷和影迷推开了好莱坞、法国、伊朗和欧洲各国等等一扇扇世界音乐和电影之窗,也让乐迷和影迷们知道了在中国之外,还有那么多充满才气的电影导演和激情洋溢的音乐主题。这大约是网络时代最有趣的一个反讽:一项被法律判定为不亚于偷盗的“犯罪行为”,竟然会在竞争压力和技术演变中越来越接近于“公益事业”。

 

《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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