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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阅读:成长中的中国社会企业家

[更新时间]2009-05-11 23:17:38 [字数]4334

关联阅读:成长中的中国社会企业家

参考资料:《如何改变世界》 《社会企业家的崛起》《社会企业家系列》环球协力社

 

2007年被称为中国的“社会企业家”元年,这一年《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中译本的出版和尤努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让“穷人银行”的案例广为传播,这和中国在持续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的企业的社会责任感缺失形成对比。中国在呼唤 “社会企业家”。长期以来,要解决诸如贫穷、教育、养老、环保……等棘手问题都必须依赖政府的福利措施,“社会型组织”能起到的作用和广泛存在的需求比起来是杯水车薪。在中国,即使是最富盛名的慈善组织,如“红十字会”和“希望工程”,都必须依靠社会捐款而缺乏“自我发展”机制,人们普遍印象里的“社会型组织”就是必须通过“等、靠、要”生存的“半行政化”机构。但是,“社会企业家”概念的“引进”打破了固定的思维模式——为社会创造价值的方式可有多种——国家福利不是唯一的途径。“社会企业家”的概念让人心潮澎湃,正是因为他们象经营一个企业一样,以可持续的方式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社会企业家”不是简单地募捐,然后让受助者花掉捐款,而是要找到一种模式,一种可以不断扩大的“授人以渔”的方法,并且确保不会随着规模的扩大而改变初衷。

 

环球协力社(http://www.glinet.org),一个2005年获得慈善法人团体资格的跨国志愿者组织,介绍了一系列的中国“社会企业家”。其中有两个模式都明显的运用到了网络组织的能量,一个是被称为“中国兔子王”的任旭平,另一个是创立了“多背一公斤”的安猪。

 

“中国兔子王”任旭平

 

在距离成都50公里的大邑县有超过百分之四十的农民养兔。在当地,兔子养殖经营给农民带来的收益要比其他一般的农业高。很多农民将他们的成功归功于任旭平这个非常出名的“中国兔王”。他的兔业公司每年可实现销售收入2300多万元、利税700万元,可带动基地的30000户专业户养殖肉兔、獭兔,专业户年平均增收2000元以上。他的培训学校20年来培训了超过30万来自中国、北朝鲜、尼伯尔和印度等不同地区的学员,累计产生社会效益80多亿元。

 

在任旭平13岁的时候,因家里没钱供他上高中,他成为了一个失学少年,而种地这种体力活他还不够力气。1980年,他用父母给他的一小笔零花钱买了两只兔子,其中的母兔当时已经怀孕了。八个星期之后,母兔产下了八只小兔,两只兔子变成了十只。年轻的任旭平把八只小兔以三块钱一对的价格卖掉,赚了十二块钱,从小到大,他第一次赚那么多钱(当时城市居民平均月工资水平为20元左右),他非常珍惜,并用这些钱买回了更多的母兔。

 

1985年,与国际小母牛的合作成为了任旭平人生的转折点。国际小母牛(Heifer International)是一个来自美国的NGO组织,这一组织从1940年开始为47个国家的贫困农民提供优质牲畜。1985年,国际小母牛在中国寻找有经验的兔子养殖户以开展他们在中国的项目,那时任旭平已经有200只兔子,但大多数都质量不太好。国际小母牛给了他48只加州和纽西兰种兔,并提供技术支持和培训,到1986年任旭平已经有一个规模达1600笼的兔子养殖场。

 

国际小母牛项目的一个核心理念是,每一个受助人都必须将自己获赠的牲畜所产后代中的一部分转赠他人,这称为“礼物传递”,旨在让更多受助人能自给自足。任旭平通过自己的努力,不仅完成了国际小母牛的项目礼品兔转赠数量,还以5倍之多超额完成,为当地贫困家庭无偿地提供了几千只兔子和培训。

 

1990年,任旭平成立了“旭平养兔技术学校”,来自中国以及世界各地的30万农民相继在这里学习兔子养殖管理。大多数的培训者通过养兔脱贫致富,其中产生了100多个百万富翁。“要致富,来养兔;要脱贫,找旭平”,这是在旭平养兔技术学校学员中颇为流行的一句话,这个学校还为偏远地区、失业人士和其他贫困阶层的人士提供免费的技术培训。

 

近年来,任旭平又将注意力投向了发展生态循环养兔模式,创造性地提出了“林(果)+草粉颗粒料+兔+沼气”四结合的“生态循环养兔模式”,既首先在林场、果园等地配套建设兔场;其次,将林场、果园的农作物秸杆、杂草等粉碎制造成兔子专用草粉颗粒料,用于喂养商品兔;兔场的粪尿、废水进入沼气池发酵产气用于生活能源;最后,将沼液、沼渣用于给林场树木、果园施肥。这种养兔模式不仅使资源得到循环利用,还减少农村污染,解决了农户燃料问题。

 

在任旭平的“养兔推广”过程中,最有公益特色的就是他从国际小母牛项目中继承而来的“礼物传递”计划。很多社会企业都在寻找“滚动雪球”的第一步,对“养兔大王”任旭平来说,送给培训者的第一对兔子正是这关键的一步。参加到“养兔网络”之中的其他培训者,在自己获得了收益之后,才有将“礼物传递”下去的动机和义务,这种“传递”不仅是最好的推荐(还记得推荐的能量吗?),而且解决了下一个参加者的启动问题。每个人都可以免费获得推荐,但只有在被推荐人获益之后,他才有传递推荐的义务。对比一下“礼物传递”和“传销”的异同,你可能也会发现,推荐链条中受益的方向是传导给推荐人,还是被推荐人,可以让这两个模式在创造社会财富的效果上产生巨大的差异。

 

安猪的“多背一公斤”

 

余志海,也许大家对他在网络上的昵称更熟悉——安猪。自2000年起,安猪成为一名“背包客”(背包客即背著背包做长途自助旅行的旅行者),在游历全国各地的美景时,也接触了许多农村学校,了解到落后的农村教育情况。有一天,与一位同为背包客的友人聊天时,友人谈起他在云南旅行时遇到的一名来自上海在云南支教了近一年的女教师,当时那名女教师让友人在旅行中顺路捎两句话给另外一个村子里的支教老师,告诉她:你并不孤独,坚持就是胜利。这两位在艰苦环境中“孤军奋战”的支教老师只能依靠相互的鼓舞才能继续监守在各自的岗位上,这一点触动了对支教工作的艰辛有所了解的安猪,这种志愿者之间的相互鼓舞是否可以更加常态化,农村教育的艰辛是否可以与快乐的经历相结合?

 

当时城市对农村学校的支援方式十分传统,联系学校,随后捐款捐物或是支教,完全是基于一种“同情、可怜、给予、救助”传统的慈善观念。据统计,中国目前仅有约5%的农村学校得到过各类公益组织的有限服务。曾在义工机构做过一段管理工作的安猪了解这种模式存在很大的弊端,它缺乏可持续性,这些援助的行为多为一腔热情、一种责任在支撑着,给志愿者带来的是压力和疲劳。

 

因为志愿者参加志愿活动具有不稳定性,一些公益项目志愿者流失率高,安猪想到将公益活动化整为零,原本由少数志愿者花费巨大精力承担的公益项目由许多志愿者共同参与,个体承担的责任和压力、花费的精力由于参与的人数多相对就会减轻,有利于保持志愿者的热情,即便有人中途退出,也不会影响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到哪里去找人数众多的群体来支撑这样一个可持续的志愿模式呢?

 

安猪想到了他一直喜爱的旅游,旅游爱好者就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据统计,2007年国内旅游人数达16.1亿人次,如每年前往云南丽江旅游的人有500万之多。在年轻人中,自己安排衣食住行自助游的驴友、背包客也成为一种风尚,川西、云南、西藏一带成为了他们常去的旅行目的地。而在这些风光旖旎的原生态乡村景色中,有许许多多条件落后的乡村学校,生态旅游与乡村教育,旅游与公益,欢乐与责任就在安猪的思索中合在了一起,他提出了公益旅游的创新想法。安猪的公益旅游是一种旅游为主、公益为辅,旅行者即志愿者的新型旅行方式。这种方式号召旅行者在自己的行李包中多背至少一公斤的物资,如书籍文具等,在旅行的途中顺道带给旅途中的乡村学校。这也是“多背一公斤”的由来。

 

“多背一公斤”逐步把自己定位成支持乡村教育的传递——交流——分享的循环式平台:

·传递 出行时多背一公斤,为贫困落后地区的孩子背去一份小礼物。

·交流 旅途中与孩子们面对面交流,开阔彼此视野,激发信心和想象力。

·分享 归来后通过多背一公斤网站分享信息和经验,发动更多朋友参与。

 

2007年度多背一公斤进行了超过130次公益旅行,并发掘了98所新的服务学校,自2004年发起至今,已有超过千人参与了多背一公斤的活动,影响人群超过百万。目前,多背一公斤活动学校超过400所,覆盖的著名风景旅游点包括湖南凤凰、广西龙胜、贵州黔东南、中洞、云南元阳、丽江、德钦、四川沪沽湖、丹巴、甘肃郎木寺、甘南、西藏拉萨等地。

 

在运作上,“多背一公斤”建立了全职工作团队,现有5名全职员工及一支稳定的志愿者团队,20084月,多背一公斤注册为企业,以社会企业的形式进行运作,用低成本实现公益活动的良性循环。现在多背一公斤的主要收益来自于企业的公益咨询以及自有公益产品的开发,如与触动传媒合作公益活动及公益宣传,在上海大众、锦江出租车的车载屏幕上市民可以看到多背一公斤的公益广告。2006年上航假期成为多背一公斤的特约合作伙伴,在其游客和会员群体中广泛推广“多背一公斤”理念,并定期提供免费机票鼓励游客深入贫困地区献爱心,使得更多以往"有心无力"的好心人加入到公益旅游的队伍中来。多背一公斤也为百度、舒肤佳、格力、KEEN等企业设计公益旅行项目,使企业员工在领略中国西部美丽风光的同时探访云南、贵州等贫困地区的学校。

 

现在,安猪希望通过这种大众协作的公益参与方式,在今后的一年中发展学校服务小组模式,鼓励3-5名志愿者自发组成小组,认领学校,由多背一公斤提供管理平台让志愿者可以管理和更新学校信息、组织活动、为学校募集更多资源。这种小组管理模式使零散的服务转变为更具持续性的志愿服务。

 

如果你注册“多背一公斤”网站的会员(http://www.1kg.org)或参与它的活动,你会发现它从“豆瓣网”借鉴了很多Web2.0以“小组”为单位的“自组织”形式,这种组织是否可以稳定地扩大,是否能够保持对目标的专注,是否可以在交流中产生凝聚力,都值得安猪和他的伙伴们持续摸索。到目前为止,“多背一公斤”的确是中国的社会企业中最有网络组织特色的公益机构。我们期待它日益加强的“载重能力”可以改变中国,改变世界。

《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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