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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如砂[6]

[更新时间]2010-02-05 11:38:10 [字数]7303

 

 

 

 

阳光如砂

 

 

 

她曾经偷偷摸摸躲在学校门口,听到过所有的下级官和士兵,称呼为首的军官们绝不是平常的姓名,而是叫什么101、102......首长。仅仅根据这一点,搜肠刮肚掏肚皮里残存的那点军旅识,她在心里对自己说,这支队的行动一定属于高度军事机密,可能跟北京的什么重大行动或者重要人物有关。经过一次又一次这样费尽心机的观察以及分析,再凭着在共产党的最高层工作时候积累的经验,断定驻扎在外贸学校的这支非同一般。于是,她更加景仰、或者更直接地说是爱慕那个浑身上下洋溢着军人气质的、被他的部下称作101的军官了。相信她面对铜墙铁壁死的军队,何况是这样一支处在高度保密状态的军队,她惶惑了,因为她不知道究竟怎样,才能让那个军人能够了解到,有一个优秀的女人正在狂热地爱着他。好多个夜晚,就这样想着,她竟然流下了无奈失落的泪水。大概处于她当时的精神状态,包括一种无法遏制的感情冲动,强烈的偏执和激情引导着她,使她决心顽强地追求下去。

正当她心中的失望与渴望形成了一种强烈的胶着状态的当口,她遇到了一个令她振奋的雨后黄昏。空气中还残存着雷电的气味,地面和草木和建筑物还洇化着雨水痕迹,一切色彩清爽宜人而空气却有一些闷湿。可能是刚刚吃过晚饭,那个军官和他的同僚出了学校的大门之后,沿着附近一座因为前几年破四旧立四新而弄成残峘断壁的公墓的幽深小径散步。两个人一边散步还一边谈论着什么,声音压得很低,就算跟随他们身后的警卫员,估计也听不清谈论的内容。就在他们马上就要踏进学校大门的时候一个不可能发生、然而的确发生了的事情,给了她想得到又不敢奢望得到的机遇。军官身边那位同僚——这支部队的政委,不知那根神经出了问题,竟会在一只脚刚进大门,另一只脚还在门外的一刹那,可能自以为四周渺无人迹,下意识地叫了军官的名字。已经站在门里的军官连同他的警卫员,听到这声叫,当时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窜出门来。他们的神情有敏捷也有紧张,当政委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四只眼睛早把四周围的情况了然在胸了。不过,他们却没注意到自己身旁墙边浓密的树丛中,有一个伏在地面草丛中的女人,正一动不动地瞪大双眼竖直了耳朵,把刚才发生的情形深深地记在了心里,尤其是那个朝思暮想的名字。

就在第二天下午,一封厚厚的挂号信寄到了学校传达室

信封上面明明白白写着那个军官的名字。

因为这封信,驻扎在外贸学校的这支神秘的军队下如临大敌似乎连空气顿时变得十分紧张。那时候,外界绝不知道执行特殊任务的军队的规矩,或者称为纪律。在一般情况只有在正式执行任务前的八小时之内,才可以向全体官兵传达任务的具体内容。从那一刻开始,了解了任务内容的所有人便绝对不能单独行动,不能与外界发生任何联系,有人夸张地讲,甚至连吃饭上厕所都要集体行动。在此之前,任务详细的核心机密,只掌握在部队最高首长的手里。一旦任务完成,任务所涉及的内容,军队中任何人不得向外界透露半个字。即便要发新闻消息,当时是军委宣传部门一个口子文,报备中央宣传部门,通过中央文革小组审核,方能发至中央的两报一刊以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宣传,其他的宣传媒介都是转发两报一刊的新闻稿军官跟政委说,眼下,任务还在准备阶段绝不可能走漏风声的;部队一号首长的名字,除了能够红线联络的几个中央高层领导人以外,没有可能有其他人知道;而用书信联系工作,按照纪律是绝对禁止的。那么,这封发自上海市区的信件,究竟出自何人之手?其中是否包含着阴谋?他和政委陷入了沉思和焦虑之中。

还没打开这封信并且向北京大本营汇报之前,军官与政委决定马上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开得很简短紧凑。会上,作为一号首长的军官,并不解释紧急会议的原因,而是开门见山地下达了部队立刻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的命令。下级军官们嘴上不说,心里却一个问号连着一个问号。直到目前,他们都不清楚自己进驻上海的真正目的,但是,有一点他们心里明白,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的含义是什么。因为,只有当敌方并非假想敌,而是具有强大武装突袭实力的敌人;光有这一个事实还不够,必须是这个敌人已经进入了实质性的进攻态势,才能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这个解释只是理论上的,一般来说,敌人仅仅有进攻企图,而没有具体的进攻预兆,一级战备命令也不会轻易下达。所以,当军官们回到各自的单位,紧急传达了会议精神之后,所有的军人无不绷紧了神经

整个学校内,全副武装的士兵一律荷枪实弹,五层的教学楼顶上也布置了拥有猛烈火力的岗哨,武装巡逻分队从校内延伸到了校外,沿围墙外侧十五公尺之内不得任何人靠近。围绕整座学校的空气陡然紧张了起来。连过路人因为怕惹上麻烦,都小心地绕道而行,并悄悄议论说,这里一定出什么大事情了。墙外空气陡然紧张起来,连会议室里几个有着很多战争经历的军官,尽管不愿意承认,但是,那天自己不仅表情紧张,心情比表情更加紧张,他们十分清楚。会议桌旁,一至三号首长正襟危坐,轻声交谈着。最后,他们研究决定,原本要直接发送到中央办公厅汪主任处的这封神秘来信,先由信封上署名的军官本人拆开,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信拆开摊在桌子上,分析的字迹应该讲,属于潦草一类的说明写信人写信时候的精神状态,处在紧张或者激动的情况下。然而,字迹上还是看的出来,这个人一定想努力把字写得好看。研究信的行文中出现的文言文句型首长们一致认为,这人的文化水平不低。只是,从其中大段的拥护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对人民解放军的仰慕之词中,没有人能够看出任何实质性的进攻预兆,终于,在信的末尾,写信人要求某月某日几点几分在西郊公园的门口与军官见一个面。这一句关于见面的内容,极大地提高了首长们的革命警惕性。

毫无迟疑,这支军队的领导通过红线电话,当即把这个紧急状况报告了中央办公厅汪主任。汪主任亲自接听了这个汇报之后,一边将此重要情况汇报给周恩来总理,一边布置有关人员通知上海市委和公安局,要求以最快的速度,在绝对保密的前提下,立即着手调查这件案子,务必二天之内将神秘写信人缉拿归案。在整个事件之中,上海市委以及公安局最后一个得知这个消息,并且北京紧接着来电要求,写信人一经找到,务必通知驻扎外贸学校的部队首长,双方联合审理,查明事件的来龙去脉,立即向北京汇报。近年来,一直有人把上海作为研究对象,深入追问在这座城市身上,为什么充满了有违逻辑的悖论?为什么在它同一个侧面可以同时晃动着白与黑的魅影?中国历史上最为光明的和最为黑暗的一页,就是那么自然在上海这块土地上共生。文化大革命的林彪和江青集团的大本营和基地,恰恰那么巧,无不都在上海。难怪汪主任或者应该说是周恩来,在下达给上海市任务的同时,也给驻扎在外贸学校的部队发出了第一号红色警戒令。

由于写信人的在信尾的署名是真实的——尽管接到北京命令的当口,没有人相信两天之内可以抓到写信人,因为在人海茫茫的大上海,仅凭一封信去寻踪追捕,无异于大海捞针——然而,当办案人员以瞎猫去撞死耗子的精神,按照信上的地址和姓名,直接驱车找到了她所在的工厂。信摊开在工厂保卫组的办公桌上,保卫组的组长仅仅瞥了一眼,就不容置疑地确认,这完全就是她的字迹和语言。于是,办案人员不露声色地跟着组长,径直去了她所在的宿舍。就在抓她的人走向宿舍的那个时间段里,她根本就不在宿舍。自从前天寄出了那封充满她的全部希望和感情的信之后,那种类似少女般炽热的火焰就熊熊燃烧了起来,满脑子的古怪的念头,走马灯一样在旋转,他会来见我吗?见了我,他第一句话会是什么呢?假如他说在延安的时候就看到过我,我应不应该问他,是不是那个时候就对我有好感呢?......晚上,她吃了两片镇定药片,可纷乱的思想无论如何也无法安静下来。昨天,因为没收到信,她一夜无眠。今早,连早饭都没吃,就死死地盯坐在传达室,她怕搞阴谋诡计的人,偷偷拿走自己的信件。

办案人员找到她的时候,她正跟送信的邮递员大声争吵,她指责邮递员肯定是送错了或者送丢了信件,她充满自信地说,他一定会写信给我的,再加市内信件应该当天到,最多第二天就能寄到,怎么都隔了一天了,还没收到呢?你是怎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邮递员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我是共产党员,对待工作就像夏天般火热,不可能弄丢你的信的。一旁的办案人员从围观的工人中间挤到两人身边,轻轻问道,这位阿姐,你是叫某某某吧?她抬眼一看,原来是一位目光如隼的半大老头在问自己,情不自禁地,她警惕起来,你是啥人?凭啥问我这个问题?半大老头态度和蔼,将青筋毕现的脖子伸长,嘴巴几乎贴在她的耳朵上,说,因为,我晓得叫这个名字的女同志的一封信的下落。她听到此话,不禁恍然大悟;心想,哦,原来如此啊。接着,她竟然令人意想不到地蹦跳着叫起来,我就是,我就是叫某某某。快点把信给我!快点给我!半大老头笑吟吟告诉她,信没带在身边,请她一道去拿。这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稀里糊涂进了公安局。

坐在公安局一间不大的审讯室里,一听办案人员问的关于给那位军官写信的事情,一直处在亢奋状态的她,无法克制自己的情感流露,竟然满脸充满的神情,话语如高山瀑布,直泄而出,根本不需要办案人员的追问。她坦白地说自己是怎样地发现了他,欢喜他,并迫切希望跟见面,连见面后问些什么问题,怎么面对他说出自己的爱慕之情,都已经反复考虑好了;可惜,他既不来见自己,又不给她回信,真是一个无情无意的男人,真不值得为他付出真么多感情办案人员听着,相互之间递着眼神,意思十分明显:咱们面对的是一桩复杂艰巨的任务,一定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这女人看看蛮傻的,其实一点也不傻,而是一种狡猾。别看她讲话神神叨叨,眼神定烊洋,肯定是存心装傻卖乖,借以掩盖其反革命的狼子野心

三个审讯人的两个出了门去,商量了半天。其中那个半大老头觉得这个被审讯对象怎么看,怎么不像带有政治目的,审讯的时候,不要把戏演过了。可是,重新开始新一轮审讯的时候,上面把老头换了下来,上面的人批评他说,阶级斗争意识淡薄。新来的主审人开始对她实行了威逼政策,讲,你肯定知道这支部队的任务是什么,企图接近那位部队的领导同志,其实是企图了解部队的具体任务;你晓得吗?像你这样的罪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再怎么样打击,都不过分。你这样的罪行是绝对严重的,不老实坦白,是没有好下场的。听到这话,她开始一句话不讲了。双方足足僵持了一天一夜。直到第二天下午,没吃过一口东西,没喝过一口水,没打过一分钟瞌睡的,终于对办案人员讲,周恩来是认识她,了解她的。

当时当地,因为她说出了这个情节,倏忽之间,整个审讯室变得一片死寂。三个办案人员的六只眼睛刹那变得滚圆,死死盯住她不放,好想要从眼前这具有些臃肿的女人身体上、以及眉眼里,找到一点什么,可又不知道要找的是什么。而说出这句在办案人员脑子里炸响类似焦雷声音的话之后,她却像没事人一样,两只眼珠一会儿踅摸到东,一会儿踅摸到西。过了一支烟的功夫,人家倒没怎么样,她已经不耐烦了,问道,你们到底有没有那个人的信啊?没有的话,可以送我回去了。办案人员怎么可能轻易相信她说出的情节,于是,严肃地对她讲,你自己好好考虑一下,这种话是不能随便讲的,要是你胡说八道,事情的性质就会变得对你十分不利。随后,他们叫人来看着她,三人心急慌忙地找领导汇报去了。回报的结果是,这种事情碰到多了,只能信其有不能信其无。

三个办案人员领了指示回来,态度立即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们像变戏法似的,一下子变出了清香宜人的茶水,一下子又变出了美味可口的馄饨。直到这时候,她真的感觉到了肚子在叽叽咕咕提抗议,就不管后面有什么事情在等着自己,风卷残云一般消灭了满满一碗馄饨。正当用衣袖揩着自己的的嘴巴,猛听人家说要自己拿出认识总理的证据,半大老头说,我们总不能只听你讲一句就完全相信你,对吧?尽管很长那个时间没有跟一些老战友走动,一些人因为她的缘故早就疏远了她,但是,战争年代曾经的交情是难以磨灭和遗忘的。所以,她没有迟疑,就随口报出了几个名字。这几个名字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上海滩,不说是家喻户晓,至少上层社会走动过的人,可以说是耳熟能详。半大老头听过之后,沉吟了片刻,说,仅仅用几个人名、而且这些人都是走资派,被打倒了,他们就算能证明什么,我们也不可能让走资派来帮你,证明你的政治思想觉悟。在这个当口上,突然打断了半大老头的话,一口咬定自己有周恩来的亲笔签名信,现在在工厂宿舍的箱子里

人家将信将疑派了一辆吉普车,拉着她到厂里,在她那间空空落落的宿舍里找了一溜遭,可惜,什么也没有找得到。半大老头提醒她,你自己好好想一想,这么重要的东西,你会不会放在更加保密的地方?她懵懵懂懂茫然无措地盯着对方看,就是想不起来那封信到底在哪里。最后,还是半大老头提醒了她,终于,她自己在贴身的、被缝了千针万线的、封了口的短裤口袋里,找到了里三层外三层、用塑料纸包裹严严实实的、那封解放初期有周恩来签字的信件。拿到信,半大老头只是随眼瞟了一下,也不敢擅自细看,慌忙带着她和信,心急火燎地赶到公安局,将信立刻交到了领导手里。领导和他仔细看了信的内容和周恩来的签名,认为这件事情看起来不是假的了。他们感到有点气虚,传奇的频率比没确认这个女人说的话之前,要急促很多。一方面领导命令叫两个女警察去陪着女人,尽量不要激化矛盾;一方面当然是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向市局汇报。

四十五分钟以后,那封信已经由当时的市公安局负责人,亲自送给市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后来听说,市里的头头们看到这封信之后,一刻也不敢怠慢,赶紧通过红线电话将此事向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和总理办公室作了汇报周恩来办公室的秘书们接到电话,略加分析和甄别,认为这件事情还不至于需要总理亲自来处理,更主要的是怕影响了日理万机的总理正常工作。转而,他们又有了新的担心,事情可是涉及到了总理的亲笔信,下面人不能擅自处理,怕耽误了时间上海方面那帮子人又要到文革领导小组告刁状,办公室副主任赶紧向汪东兴报告,汪东兴马上向邓颖超做了汇报。汇报一开始,邓颖超听到了她的名,尽管二十多年没有联系,不过,她的记忆提供给她的资源,使她还是马上回忆起了以及在延安时候的种种难以磨灭的往事。邓颖超说,是有这样一个女同志,曾经在延安担任过总理的翻译。于是,秘书把这个情况用电话转告了上海市。

因为邓颖超亲自作证,她很快被公安局恭恭敬敬派车送回了所在的工厂。但是,她一直视为传家珍宝的那封周恩来的亲笔信函,按照市里的说法是根据邓颖超的要求,直接交到了那位特殊部队的军官手里,并说,等这次任务完成回京后,立刻将信亲自交到总理手里。她听了市里有关领导的解释,也就没再继续跟他们纠缠下去,也许,她在公安局招待所住的三天两夜,让本来混沌不堪的脑子冷静了一点,想到自己做的这件事情,实在是给周恩来丢了面子,不好意思再说自己是他的翻译秘书;也许,面对这样的变故,她的脑子更加混沌糊涂了,想不起来自己应该在做些什么。有一点她是清楚的,就是那封信永远也没能再拿回来。

事情到此,军官和他的同僚们才长长出了一口气。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事情的过程竟然会样发生的。他的政委第二天就被召回北京,受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处分,不久便被调离了这支部队,去了地方部队从事后勤工作。军官感到了深深的遗憾。他的遗憾包含了两层含义:一个是自己的老战友因为彼此太熟悉,才在错误的时间地点犯了这个致命的错误,他想,熟悉其实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另一个遗憾在军官心里要比前一个遗憾来的大,他一直到离休之后,始终不明白,怎么一个那么优秀的女同志会变成那样,变化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当然,当时当地,他在遗憾的同时,还是清醒事情还好这样简单。原来他所指挥的这支精明强悍的军队隶属八三四一部队,是中共中央的嫡系警卫部队,要是在清朝之前,他们就是御林军。此番来沪,是为毛泽东主席南下巡查返京之事打前站。当时,老百姓是不知道,可是,中央高层人物都清楚,因为林彪派系实力的逐渐壮大,而毛泽东主席的觉察,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所以,军官抵沪之日,神经就高度紧张。没想到被一个疯婆子弄出了一场虚惊。

终于,因为毛泽东主席得到密报,突然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乘火车返京,当时林彪公子组织的谋杀计划失败。据说,这个密报者就是后来升官如同乘火箭一样的王洪文,这样一个传说,似乎印证了以他的资历和品行,为什么能当上毛泽东的接班人的疑云。紧随毛泽东回到北京以后,虽然,军官向周恩来汇报工作还处在一种置身险境而未脱出的状态里若不是周恩来详细询问了毛泽东南下和北归的情况像是很随便地打听了一下她,他几乎想把这件事情忽略不谈。听了军官的简短汇报,周恩来神情显得有些沉重。大约三个多月以后,邓颖超神秘地来到了上海,说是调查女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这个专题,其实也就不过视察了两家工厂,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随后,特地派人接她到锦江饭店小红楼一聚。相聚的时间并不长,其间,邓颖超一再希望她能安心养病,劝她找一个安静的养老去处,先把病看好再说。陪同她参加接见的市局领导,纷纷表示让邓大姐放心。

邓颖超走了以后,市里把局里,局里把公司里,公司里把工厂里的领导逐级训了个狗血喷头。都讲,还好这女人是个疯子,要不然把市里的一些情况胡说八道一些,那些有经验的走资派又要找到复辟依据了。这样,她被远远地送到了郊外一家不大的养老院去。养老院里上上下下都知道她曾经是周恩来的秘书,都对她尊敬有加。慢慢地,她的精神和身体就健康了一点。她觉得,整天这样闲着无事,不像话。她想试着写一点自己一生的生活,但是,她怎么回忆也回忆不起来自己的一生了。她想把自己的少年布尔什维克忘记,却怎么样也忘记不掉。在她闲暇的时候,那个风流倜傥的少年的影子,无缘无故就会跑来她的眼前,跟她讲那些老掉牙的笑话。

 

 

《生命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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