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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哭[1]

[更新时间]2010-02-05 11:42:24 [字数]3579

 

 

 

 

海 哭

 

1

 

 

 

题记

听海 哭的声音
这片海未免也太多情悲泣到天明

 

三十多岁的赵叔,福建沿海铺阗人氏。若是我,却只愿意叫他赵哥,偏偏他跟老爸兄弟相称,他就大了我一辈。不过,竹管似细长的他,从里到外弥漫着一股浓郁的沧桑感,给人那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印象。

听赵叔说,他小时候的家乡,极其贫穷落后。他家的小土坯屋,连一扇正经窗户都没有。所谓的窗户,只是在土坯墙上,开个小洞,用装化肥的塑料袋蒙住,屋外晴空万里的时节,屋里能模模糊糊有一点光;屋顶是稻草苫的,逢到天上下哗啦啦大雨,里面就下淅沥沥小雨;屋地是夯实的泥地,常年湿湿滑滑。推开那时赵叔的家门,除了土改时分的一张床一只桌一个橱,还有漆黑低矮的灶台,几把吱吱嘎嘎响的竹椅,就没有一件象样的家具,连睡觉时盖的被絮,都烂得像猪油渣。

跟村上绝大多数渔民家庭一样,赵叔家一年四季的主粮是番薯干,一到青黄不接的时候,还要半番薯干半野菜,才能渡过难关。因为家里穷,赵叔和他哥哥都是小学三年级辍了学,很早就跟着大人们,从事繁重的渔业劳动,减轻家里的负担。两个弟弟也是初中毕业,就跟着父兄,四处漂泊,到处打拚。我问过他,那你从家乡出来做生意,总是要本钱的。你们既然那么穷,本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赵叔是这样告诉我的。

家乡铺阗与台湾隔海相望,因为历史的原因,双方都是虎视眈眈,海峡是实行封锁的。赵叔不怎么懂事的时候,海峡之间时常发生小规模的摩擦。以后,摩擦少了,但是,宣传攻势却丝毫没有减弱。

大陆刚刚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人们思想上那根阶级斗争的弦,绷得还是很紧的。双方经常相互投放政治宣传品。

因为地理位置关系,大陆这面采取的是空中投放,大都使用风筝气球。一到风向朝台湾以及它的岛屿那面吹,大量悬挂着宣传品的气球风筝,就由守军和民兵组织定点放飞。逢年过节,风筝气球上面悬挂的不仅有宣传品,一定还有数量不菲的慰问品,譬如中秋节的月饼,端午节的粽子等等吧。

而台湾那面,搞反共宣传,也是行家里手。他们投放宣传品的方法,是以海漂为主。只要海潮往大陆这面走,台军的舰艇就会看准流向,朝大海里面扔下大量透明的真空袋。真空袋里面,有印制比大陆方面精致的宣传品,内容无外乎怎么反攻大陆光复民国,还有就是骂共产党;还有就是一些叛逃台湾的大陆人的所谓现身说法,就是讲台湾好话,骂大陆黑暗。也有少量淫秽物品夹带其中,意图想麻醉海岸军人的意志。

除此之外,好像是为了证明自己幸福生活,台湾方面的真空袋里面,除了宣传品以外,还夹带了不少食品和日用品,譬如,有牛肉干果脯速食面,还有当时大陆老百姓难得一见的电子手表、单喇叭收录机、电子计算器等等。

赵叔家乡铺阗海岸执行警备任务的,是南海舰队某部的海军官兵。按照中央军委和海军总部的规定,对于台湾漂流过来的宣传品,一方面积极收缴归库,一方面严格统计保管,不得发生外泄疏漏事件。可是,因为双方常年进行这种宣传和反宣传战,漂流物品越积越多,各基地的收缴物品仓库简直物满为患。

作为封疆大吏的基地首长们,面对上级的相关条例,岂敢擅篡。反过来讲,确实也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来妥善处理这个问题。倒是卑贱者最聪明,下级军官里面有人想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古训,偷偷摸摸在首长的眼皮底下,擅自采取了行动。

很长时间,对于台湾漂流过来的食品,没有人不怀疑里面有毒,所以,都是先集中在指定仓库,堆积到一定数量,就在海边焚毁或者就地掩埋。闻着食品的香味,摸摸油水不足的肚子,个别胆大妄为的士兵,相互之间探讨研究,我们这边飞过去的月饼粽子没毒,人家那边好意思下毒吗?有人就在上缴时,偷偷扣下一两袋。趁人不备,用驻地附近老乡的鸡鸭作实验,结果当然是鸡鸭活得更滋润。原来的全部销毁食品,马上变成欺上不瞒下的半销毁半偷食了。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种违反军规的行为,很快传到了海军总部。据说当时的总部领导很气恼,我们光荣伟大的人民军队,怎么能吃国民党反动派的嗟来之食,想当年,三大战役中,只有国民党反动派的俘虏,吃我们的白面馒头。

一道严肃补充条例,很快下达至南海舰队海岸守备部队,即使台湾漂流食品没有投毒,也只能作为饲料喂猪——那时的军队为改善官兵的伙食,每个连级以上单位都建有养殖场,所谓养殖场,其实只能叫养猪场。如有违反,严肃处理,直至开除军籍,遣返回乡。至于执行的结果如何,没有明确统计,就不得而知了。

海岸驻军对台湾宣传品的收缴,极为严格仔细。但是,百密总有一疏,居住在海岸线附近的,尤其像赵叔他家这样的渔民,常会在海滩上礁石里拾到一些漏网之鱼。

一开始,各家各户明明知道相互的秘密,但都心照不宣。因为地方政府也有类似军队的规定,凡是拾到台湾的反动宣传品,必须马上上交政府有关部门,事不过夜。一旦发现有藏匿不缴者,藏匿不缴而散布其中反革命言论者,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不过,当时尽管是改革开放初期,但是,政治上还是松动了不少。当地政府负责宣传品上交的职能部门发现,台湾那面宣传品的投放量,比大陆改革开放之前,加大许多倍,而收缴品上交的数量,却越来越少。这一阶级斗争新动向,被迅速报告给有关领导。领导认真听取了汇报,从此却没有了应对新动向的下文。

贫穷但不失智慧的沿海居民,以灵敏的嗅觉,觉察到了这个新情况,上面似乎对查缴对面——这是当地人对台湾以及属于台湾管辖的一些岛屿的称呼——漂过来的塑料袋,政策上松动了很多,不像从前那么的草木皆兵。

有人马上就蠢蠢欲动起来。他们从屋梁上床底下,拿出那些藏了长时间的电子表收录机,戴在手腕上,调低声音收听广播。起先,还只是躲在家里炫耀给自己看,给自己听。稍后,一些胆大妄为之徒,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表藏在身上,溜进要好乡人家里,相互比谁的表好看。

最后,大家干脆带着表在村子里面招摇,却也没人被抓起来戴帽子,吃官司。于是,中国就发生了很不可思议的状况,很贫穷的海边渔村,竟领导了当时家用电子产品的潮流;而那些发达的沿海大城市,还没有这样的产品进入寻常百姓家。

渔民们走亲访友到了远离海岸线的城镇,他们手戴电子表,拎着收录机,引起了亲戚朋友的极大羡慕。开始的时候,渔民们跟中国大多数人一样,根本没有商业头脑,只要亲戚朋友开口,就毫不犹豫地倾其所有,慷慨赠送。

但是,这些城镇一些头脑活络的人,已经开始做个体生意了。那个时候还不叫个体户,民间叫他们跑单帮的,政府还是称之为投机倒把。这些人给沿海贫穷而愚昧的渔民,上了商业启蒙的第一课。

他们对渔民们讲,你们这样的东西,有多少我收多少,根据品相,一块钱到两块钱收购。那时候,一户五口之家,一年的收入不过几十块钱,一块表能卖两块钱,对于贫困怕了的渔民,实在太有诱惑力。很快,台湾海峡的大陆沿海地区,悄悄形成了一个小电子产品的地下市场。

由于这种黑市交易的迅速扩大,仅仅靠回收漂流过来,能够进入渔民之手的那点东西,很快就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渔民里面自然有那种善于动脑子的人,敢于铤而走险的人。他们就凑在一起商量,怎么才能让小电子产品买卖成了气候。

也是偶然,几次台风袭击,有大陆渔民被台湾渔船救到他们岛上,被救渔民里面,正巧有一心想发财的,偷偷摸摸跟对方商量。最后谈妥,用大陆的中草药换台湾的小电子。因为当时台币和人民币既不能兑换,也不能流通。一斤天麻,让你在麻袋里抓一把电子手表;一斤党参,给你一台单喇叭收录机,等等。会算账的一算,利润还是蛮厚的。

只要有利润驱使,有的人掉脑袋也敢做。为实现利益最大化,渔民们跟那些跑单帮的人形成了一条产业链,中草药的采购运输,到最后换回来的小电子产品的交割,都有专人负责。一开始,是少数人假借出海捕鱼的名义,避开海军的舰艇,将渔船开到礁群附近,相互之间快速交换完毕,立即离开。

这些人渐渐富裕起来,他们的所作所为,在十里八乡的渔民中间传开了。公安部门派人调查,询问本人,询问周围的邻居。这些人心倒是真齐,一口咬定没有海上交易这回事情,卖给人家的小电子,是从海边拾到的。

公安部门一方面苦于没证据,一方面也有本乡本土出身的领导,眼看这么多年乡亲们的艰难,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嫌疑,致使查办不力,无疾而终。不管你是大队还是公社的,老百姓总认为你就是政府。几方面因素凑在一起,给人一种确定的感觉,政府在这方面采取了一种默许的态度。

一时里,参与到这种很原始很危险的物物交换的船只和人员,几乎呈几何梯度上升。在赵叔的村庄里,大约有半数以上的青壮年,有的公开有的隐蔽参加了海上交易的行列。当地人叫这种海上交易为跑海。

 

 

《生命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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