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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一叹:岳飞“害国”之“莫须有”!

[更新时间]2012-08-29 17:42:38 [字数]5280

包括中华民族在内,世界上各个民族都自有其文化特色。中国的各个历史朝代,也都自有其时代特色,但却以宋朝最为极致。宋朝建立于公元960年,公元1279年被蒙元大军所灭。这个绵延长达319年的大宋帝国,给最近一千年来的中国留下了深刻的文化烙印。像今天只有二百多年国家历史的美国“洋人”后生,肯定是很难理解中国人这种特别的文化情怀与历史情结。

我们若以千年为时间单元来丈量中国社会的变迁轨迹,就会发现三个重要的历史拐点。一个是虞夏之际的“公私之变”与“礼制初具”,一个是“秦汉之变”的“大一统”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个就是“唐宋之变”的“巅峰转衰”与“儒风日盛”。经此一波三折,源自于上古“伏羲作易八卦”的中国“大道”文化,便日渐萎缩为“儒术”之“用”。所谓“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于是也便有了岳飞“害国”之“莫须有”故事。

在当年的大宋帝国,“卖国求荣”的“汉奸”秦桧,却指控“精忠报国”的岳飞“害国”,并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正法”,足可见“智慧出有大伪”的厉害。宋朝当时科技发展继续领先于世界,经济发展也堪称是“世界第一GDP大国”。虽然自“汉唐盛世”以来的陆上“丝绸之路”被阻塞,但大宋帝国对外开放的和平发展“向钱看”却依然是步伐坚定,“曲线富国”的“海上丝绸之路”世界贸易更是空前繁荣。尽管如此,这个科技先进且富裕而儒雅的大宋帝国,却还是在西夏辽金蒙元游牧部落的接力攻打下,不断议和妥协俯首称臣割地赔款向南败退收缩。北宋宣和四年,在国家危难之时,刚刚二十出头的岳飞,就积极应募为抗金“敢死义士”。用现在的话来讲,确是铁杆“愤青”一个。

宋靖康二年四月,金军攻破东京(今河南开封),掳宋徽宗赵佶、钦宗赵桓二帝和后妃、皇子、宗室及贵卿等数千人北还,史称“靖康之难”。同年五月,康王赵构(即宋高宗)于南京继位,史称南宋。初期,宋高宗还高举“匡扶社稷”的大旗,启用了大批主战将领,其中就有岳飞。岳飞坚决反对议和,主张抗战到底,收复失地。

就在岳飞帅军抗金取得节节胜利之际,朝廷连下“十二道金牌”,急令“措置班师”。岳飞的抗金战斗,至此被迫中断。原来,宋金政府之间当时正加紧策划第二次和议,双方都视抗战派为眼中钉,金兀术甚至凶相毕露地写信给秦桧:“必杀岳飞而后可和。”绍兴十一年四月,秦桧唯恐重要将领难于驾驭,就设法收缴他们的兵权,以扫除影响他投降活动的障碍。于是密奏召三大将韩世忠、张俊、岳飞入朝,“论功行赏”。三将到临安,韩世忠、张俊被任命为枢密使,岳飞为副使。明升官职,实解兵权。同时,还撤销了专为对金作战而设置的三个宣抚司。

绍兴十一年九、十月间,秦桧按金人授意,兴起岳飞之狱。他派谏官万俟卨收集伪证,组织狱词,罗织罪名。秦桧又串通张俊,收买、勾结岳家军重要将领张宪部将王贵、王俊等人,秉承秦桧意旨,诬告张宪欲据襄阳为变以谋恢复岳飞兵权。张宪遂被捕入狱,将岳飞、岳云父子也送大理寺(南宋最高审判机关)。岳飞被捕后,秦桧加紧投降活动。十一月,金国派使到临安,提出“划淮为界,岁币银绢各二十五万,割唐、邓二州’为议和条件。这就是宋金第二个和约,史称“绍兴和议”。

和约签订后,秦桧按照皇帝意图,变本加厉地迫害岳飞等人。绍兴十一年农历除夕夜,宋高宗下令赐死岳飞于临安风波亭,时年三十九岁。岳飞部将张宪、儿子岳云亦被腰斩于市门。临死前,他在供状上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在岳飞遭迫害时,韩世忠十分气愤,当面质问秦桧,岳飞父子究竟犯了什么罪,有什么证据?秦桧说:“莫须有!”韩世忠驳斥说:“莫须有三个字,何以服天下?”但此时韩世忠已被罢枢密使之职,也只能是愤慨而无奈。

岳飞留下的的千古绝唱《满江红》,便是他出师北伐壮志未酬的愤懑心情写照: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汉奸”秦桧,出生在江南一个汉族地主小官僚家庭。因自幼饱读“仁义道德”孔孟圣贤诗书,便素有“学而优则仕”当为“人上人”的宏愿。故此,在没有科举中第之前,他只得以“诲人不倦”的乡村教师职业为生,但整日里却是牢骚满腹,曾发誓说:“若得水田三百亩,这番不做猢狲王”。但自从中进士后,他就扶摇直上飞黄腾达了。先后任太学学正、御史中丞、礼部尚书,并两度出任宰相,一时权倾朝野。由“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知识分子到“劳心者治人”的文化精英“人上人”,再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官僚权贵和拜金主义的“卖国贼”大富豪,秦桧的人生轨迹也兼具“中国化”与“国际化”色彩。

在商业贸易市场经济发达的大宋帝国,秦桧能修炼出特别发达的文化经济“权钱交易”生意头脑,其实也并不奇怪。不过,对于身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秦相国来讲,这时“三百亩水田”的家财,已经是太微利的小生意了。卖官粥爵,贪污腐败,也都只是顺手牵羊的玩两把。你们秦淮河畔夜夜笙歌的富豪大款,能够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贸易大获其利,我秦相国为何就不能在宋金两国间搞一把“国际贸易”?别说什么“卖国贼”,没本事做这大买卖的“劳力者治于人”的“愤青”们,就不要再害“均贫富等贵贱”的“红眼病”了。害我“国际贸易”大买卖,就是“害国”,懂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别再嚷嚷什么天下为公“还我河山”。想我大宋天朝,自太祖匡胤黄袍加身时起,为何不接着收复大唐失地“一统江山”,却偏要“杯酒释兵权”而留下这西夏辽金蛮夷后患?列祖列宗皇帝割地赔款委曲求全,还不是为了安享自己的富贵奢华?皇帝老儿都不在乎自家的“王土”,“王臣”们还瞎起哄给谁“精忠报国”?高宗赵构为了自己儿孙的皇位和后宫享乐,都能把自己的父兄扔在金国受屈辱,凭什么我秦相国就不能给自个发家致富呢?

不要认为这是秦桧为自己在狡辩,也是在为大宋帝国整个1%富豪权贵阶层的自我毁灭辩解。在这个私有制的贫富等级分化社会,自私自利的拜金主义“向钱看”争先富比享受,能成为同心同德的目标追求和精神信仰吗?全民团结战斗的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又在哪里呢?这个“世界GDP第一大国”,经济发展又有什么“硬道理”呢?掌握着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又有什么“第一生产力”的威力呢?这样委曲求全和平发展的结果又会是什么呢?这个“莫须有”的朝代,制造出的不仅仅是“愤青”岳飞“害国”的悲哀。“卖国贼”秦桧所积敛的富可敌国家财,最后也一并做了大宋亡国的陪葬品。而秦桧本人,则成为万世唾骂的“汉奸”标本!

对于秦桧当年卖官鬻爵开门纳贿的盛举,《续资治通鉴》留下了这样的记载:“监司、帅守到阙,例要珍宝,必数万顷乃得差遣”,“腊月生日,州县献香送物为寿,岁数十万”。其积蓄财富足可敌国,“其家富于左藏数倍”。也就是说,秦桧家的财产比皇帝的还要多几倍。另外,他还飞扬跋扈,到处霸占田产。秦桧所建的相府园宅,后被拿来用作宋高宗退位当太上皇的居所“德寿宫”,足见其规格之高。秦桧用人,尽用赃官墨吏,要是有赃污不法被举讼的,“桧复力保之”。其结果是,“赃吏恣横,百姓愈困。”在秦桧当国时期,朝廷财政由于秦桧集团的贪渎,陷入全面窘困,“府库无旬刀之储”。如此尤嫌不足,更加以横征暴敛,秦桧下达指令,“密谕江、浙监司暗增民税七八”,结果导致“民力重困,饥死者众。”

秦桧当国,摧毁国防,败坏军力,把南宋之初在与金人的长期抗战锻炼出来的良将劲卒尽加杀害和驱逐。由于秦桧的卖官鬻爵,新上任的军官根本不会治军,只会捞钱。据《系年要录》如是载:“为将帅者,不治兵而治财,刻剥之政行,而附摩之恩绝;市井之习成,而训练之法坏。二十年间,披坚执锐之士,化为行商坐贾者,不知其几。”这些人整天朝游暮宴、安富尊荣、醉生梦死。南宋初年军队的抗敌锐气,经秦桧主政二十年间,丧失殆尽。

蒙元灭宋后,人们在秦桧墓前便溺,称他的坟是“遗臭冢”。一首打油诗中说,“太师坟上土,遗臭遍天涯。”明朝时,有人在岳飞墓前植桧树,举刀一劈为二,号称“分尸桧”。又铸秦桧、王氏、张俊、万俟卨四人跪像于岳飞墓前。据传,明朝万历年间,京口人邬某游于杭州,见屠猪者把猪毛去后,猪腹有五字:“秦桧十世身”!今天,在杭州古木森森的岳王庙,大殿里岳飞塑像是紫袍金甲,气宇轩昂,按剑而坐。秦桧、王氏、张俊、万俟卨的铸像,袒臂反剪跪在岳飞墓地墙根的铁栅栏里。后人将这四名谋害岳飞的主谋,用白铁铸像,永跪岳飞面前。有联曰:“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

据说清乾隆十七年(即公元1752年),状元秦大士曾经书过这样一幅对联:“人从宋后少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 ”,以示对秦氏祖上有无良之辈的羞愧。秦桧虽是佞臣,却终究是儒家弟子科举进士,诗文名冠天下,且颇擅笔翰。陶宗仪《书史会要》云:“桧能篆,尝见金陵文庙中栏上刻其所书‘玉兔泉’三字,亦颇有可观。”但由于秦桧是千古罪人,因此他本人书法上的成就即被黯淡下去了。相传,宋体即为秦桧所创,可人们却不愿意称之为“秦体”或“桧体”。

如前所述,自虞夏之际“公私之变”与“礼制初具”后,特别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私有制加上尊卑贵贱等级礼教,便使中国社会日渐走向贫富等级分化的僵化没落。隋唐时期中国道教和外来佛教对儒教“一教独霸”的文化冲击,促成了中国社会的短期复兴,即出现了所谓“大唐盛世”。但“学而优则仕”的儒家等级礼教,借助科举应试“国考”制度又逐渐完成了“文化反扑”。经“唐宋之变”,在宋朝时便形成了更为系统严密的“程朱理学”,也称“宋儒理学”。后来,又隔代承传为“宋明理学”,并流弊于清朝。我们若对照大清帝国在面对西方列强侵略时,其割地赔款委曲求全的窝囊相,便颇有当年大宋帝国的遗风神韵!

且说“宋儒理学”的代表性人物,就是被尊为儒学大师的朱熹。朱熹堪称是一代儒学宗师,但也是彻头彻尾的腐儒。他看不到“大唐盛世”的衰落和大宋天朝的衰败,恰恰是“儒术”之“毒”所致。反而埋头钻研“三纲五常”的“天理”之道,并四处周游进行“劳力者治于人”的维稳布道。之所以说朱熹是腐儒,就是因为他从本意上还是为了巩固“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的大宋江山,这也是他与秦桧之流儒家弟子的本质不同。因此,他一方面竭力给宋朝皇帝开脱罪责,另一方面也对秦桧的卖国行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秦桧死后,宋高宗赵构自己曾辩解说,他对秦桧经历了“初奇桧,继恶桧,后爱桧,晚复畏桧”的过程。朱熹也替赵构辩解说:“秦桧之罪所以上通于天,万死而不足以赎买,正以其始则唱邪谋以误国,中则挟虏势以要君”。就是说,秦桧一开始就是靠玩弄权术欺骗皇帝而窃据相位,然后又借外国势力要挟着君主。这样,便把责任一股脑全推给了秦桧。

然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历史自有历史的公正。千百年来,秦桧也的确是一直被后人所唾骂,并被“誉为”中国历史上十大奸臣(庆父、赵高、梁冀、董卓、来俊臣、李林甫、秦桧、严嵩、魏忠贤、和珅)之一。但是,秦桧身后的宋高宗赵构,也同样没有逃出人们的视线。明代文征明有《满江红》写道:

拂拭残碑,勅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辜。堪恨更堪怜,风波狱。岂不念,中原蹙;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古休夸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文征明在这里,将矛头直指宋高宗,揭露了他出于自己的用心,勾结秦桧杀害岳飞的真面目。其实,秦桧与高宗两人,是狼狈为奸相互利用的关系。这样一种君臣自私自利的相互利用,也便注定私有制的大宋帝国在贫富等级分化的儒家礼教捆绑中,必然一步步走向覆亡。在中华民族长达数千年的文明史上,汉族作为传承中国文化的主体民族,在宋朝时第一次将政权丧失于异族之手,使人口最多的汉族人被践踏为“亡国奴”和“下等人”。大宋亡于蒙元,也便为大明亡于满清开了先例。这种文化上的承传,便拜赐于“宋明理学”之神功。而这种汉族文化与草原丛林游牧民族文化的融合,又使中国人尊卑贵贱等级礼教的奴性,杂揉了些许对外来强敌的奴性顺从。而由于大宋帝国当年“国际贸易”的发达,“卖国贼”喊叫“害国”之“莫须有”,也便依然有着“国际惯例”的绵绵遗风。

特别是,当我们再联想到,元朝时有位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来到中国。他所著的《东游记》一下子给中世纪黑暗的欧洲带回了光明,由此启迪了欧洲人的“文艺复兴”和哥伦布船队远洋殖民征服“新大陆”,并渐次催发了世界贸易“工业革命”与“货币战争”的技术系统升级换代。而当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开关通商”又“西风东渐”时,五百年乾坤逆转,怎能不教人喟然长叹!

公元1276年,蒙元军队占领临安。1279年,8岁的小皇帝赵昺被大臣陆秀夫背著跳入南海断崖而死,宋朝残余势力被元朝消灭。大宋帝国昔日经济发展繁荣于“海上丝绸之路”,而大宋的末代皇帝也葬身于大海波涛之中。这个“害国”之“莫须有”故事,也便演化成了一首潮起潮落的悲怆交响曲。

《日出西边/风动中国(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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