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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20年,依然找不到回家的路

[更新时间]2008-03-21 14:45:41 [字数]5065

打工20年,依然找不到回家的路

口述:阿伟,42岁,四川达州人

采写:屈默

地点:广州白云区某出租屋

时间:2007122日夜

 

采访手记

    阿伟是谁?在我第一次接到这个报料热线的时候,我好奇的问了几遍。坦诚说,随着民工潮汹涌的涌向南方,打工故事不再像早些年那样激荡人心,打工一族的酸甜苦辣,在这片南国的土地上,几乎每天每时都在发生,有些见怪不怪了。阿伟的故事,之所以引起我极大的兴趣,不是阿伟的打工故事有多么的波澜壮阔,充满传奇色彩,而是他离家打工20年,竟然没回过一次家的人生经历,让我有种直觉,阿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至少也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所以我决定采访阿伟,寻找他20年不回家的真正“秘密”。

    联系阿伟,让我颇费了一番周折。第一次找到他手机号码的时候,正是中秋节的前几天。我在一个中午休息的时间,拨通了阿伟的电话。阿伟在电话中就给我说了句“我正在干活,改天吧”,就给我挂掉了,让我有些莫名的生气。以为是明星啊,还耍一下大牌?晚上再打阿伟电话的时候,却突然被告知因欠费停机了。线索一下断了,让我郁闷了好久。为做这篇人物稿,我已经投入了大量精力。

    直到中秋节前夜,阿伟的电话总算打通了。我在电话中真诚的对阿伟说,我不仅仅是对你的打工故事感兴趣,我更想的是力所能及的给你一些帮助。阿伟沉默了好久,终于同意与我见面。在广州白云区三元里一个非常简陋的出租屋,我见到了外界传言的“打工20年不曾回过家”的阿伟。眼前的阿伟,看起来有些沧桑,我怎么也想象不出当初一个血气方刚的20岁小伙,负气离家出走,独自一人在外漂泊长达20年,竟然不曾回过家,现已经进入中年的阿伟,这之间经历了什么的坎坎坷坷,风风雨雨?

    在接受我采访前,阿伟用近乎乞求的语气对我说:屈记者,借你手机用一下,我手机又没钱了,我想给家里的老母亲打个电话。我帮他拨通了四川达州的一个电话,并不断地安慰他说:“能说多久就说多久,没事的,我电话不要钱。”接通电话足足等待了10 多分钟,阿伟终于开口说了第一句话:“妈,我是阿伟。”电话那头传来阵阵抽泣声,一个老妈妈急促的抽泣声。阿伟早已泪流满面,不能言语,只是不断的擦拭着眼泪。

    结束电话后,阿伟感伤的说:“20年来,我就想着老母亲。”那你为什么不回家呢?20年啦,你母亲都已经老了,还有多少20年可以等待?你难道要让你母亲带着最后的遗恨离开人世吗?阿伟对我的疑问,没有回答。漂泊20年来不曾回家一次,我知道,要说出一些理由,总显得有些苍白。来自四川达州的阿伟,从口音上已经很难判断出来自哪个省份了,普通话不是普通话,四川话不像四川话,经历不但让阿伟满脸沧桑,而且也完整的改变了阿伟的人生轨迹。

    “我是没有明天的人,我不知道以后怎么办。”阿伟接过我的名片,开始给我讲述他的人生历程。

 

因赌博与父母翻脸,负气离家出走

    离家那一年是1986年的夏季。

    我老家在四川达州一个山区小镇里,或许是先天愚笨吧,混了两年小学,竟然不认识几个字,只好退学回家,一边帮着父母干点农活,一边跟着父亲学理发。父亲是我们那个镇上可以称为元老级的理发师,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几乎镇上的男女老少都来父亲那里理发,所以父亲的生意一直很好,我们家的日子在镇上也算过得很有起色。在随后的几年,镇上的理发店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新潮,父亲老式的理发店显得有些落伍了,除了一些老顾客和小孩,很少有年轻人光顾父亲的理发店。我跟着父亲学了几年后,偷偷的学着剪一些新潮发式,竟然得到了很多顾客的好口碑。

    在我20岁那年,我提出要单干。父亲很生气,但也没办法,只得由了我。为不与父亲抢生意,我比父亲要多收5毛钱。尽管如此,我的生意还是出奇的好。慢慢的,手里头有了些闲钱,便抽空跑去与公社(在上世纪80年代中叶,镇乡一级人民政府都称人民公社)和医院的人学打麻将。在当时,很多人都还不知麻将为何物,我就学会了。后来镇上很多人还开玩笑说,我是镇上麻将推广的先行者。学会麻将后,我便沉湎其中,无法自拔。理发赚来的钱全被我拿去输掉了。再后来,我的赌瘾越来越大,而且也越赌越大,让人难堪的是每次都输得精光。本来准备谈婚论嫁的女友,因为我的赌博,也解除了婚约。一气之下,父母提出分家。为不想听到母亲整日的责骂和唠叨,我也乐得分家。分家后,我搬进了镇上另一头的老屋。没有了父母的约束,我变本加厉,越赌越大,很快就将父母分给我的粮食也输掉了,而且还欠下一屁股债。父亲特别恨我,压根就不想管我的事,视我不存在一样,但母亲是好要面子的人,每当债主找上门来,她一边替我还债,一边骂那些黑心的债主。为此母亲和父亲没少争吵。

    有次深夜,我又输光了钱回到老屋,看到母亲无助的坐在门口。母亲见着我,突然给我跪下,一把眼泪的求我不要再赌博了。那一刻,我很内疚,觉得对不住母亲。但事后,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继续沉迷赌博中,为此欠下大量赌债。因为赌博,我的婚姻问题也成了母亲一块心病。在那个年代,没有一个姑娘愿意嫁给一个赌徒。在母亲的张罗下,有个姑娘答应嫁给我,前提条件是不能再赌博。然而我还是继续滥赌,那个姑娘与我交往一段时间后,就断然分手。母亲非常绝望,终于忍无可忍。在一个晚上,母亲给我下了逐客令,不再让我回家,除非不再赌博。年轻气盛的我,推了母亲一把,丢下一句狠话:“我也不想在这个家呆了,我走,永不再回来。”就这样,我连夜赶到火车站,扒上了一趟去东北的火车。为什么去东北,我根本就知道。现在想起来,或许那时还有一种报复母亲的念头,走得远远的,让她着急和牵挂。

流落东北,我中了老乡的圈套

    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外出打工的人并不多。所以我很快在大兴安岭的一个伐木场找了份伐木的工作。对于刚刚20岁出头的我,要搬动一根碗口粗的木料,是一个巨大的压力。但为了生计,我只得咬牙硬挺着。在那个林场,我刚去的时候,举目无亲,倍感孤独,心里很想回家。但一想起父母无助和失望的眼神,想起那些无情的债主,我就很快打消了回家的念头。所幸的是,这个林场遇到了来自四川南充的林哥夫妇,40岁出头的林哥显得很精明,2年前带着老婆在这里谋生。林嫂每天给林场的工人做饭,工作很轻松。每天下班的时候,我就往林哥家跑,在那里守着一台破旧的黑白电视机打发漫漫长夜。

    日子就这样慢慢打发着,虽然很辛苦,却能赚取一点钱。渐渐地,我开始喜欢上了林场的生活。在我进林场的第二年,林哥去黑龙江谋生,暂时把老婆放在林场,说那边稳定后就过来接林嫂,并顺便介绍我也去发财。哪知,林哥一去杳无音讯,林嫂便整日的在我面前骂那个该死的林哥无情无义。在那空虚无聊的林场,林嫂是唯一住在林场的女人。没有林哥的日子,我和林嫂就自然而然的住在了一起,俨然一对夫妻。

    一年后,林哥还是没有任何消息,我们也渐渐遗忘了他。我和林嫂重新在林场附近租住了房屋,添置了一些家具和电器,以夫妻的名义开始了长达近5年的同居生活。或许有林嫂相伴,5年来,我已经习惯了林场的单调生活,对家的思念竟然开始淡漠起来。只是每逢春节的时候,林场就放假了,显得很空寂。偶尔躺在床上,会闪过家乡的一些影子。在那种情境下,我也曾想过找人带封信回去,但总是没有勇气。既然家不要我了,那就彻底忘掉它吧。

    就在我们早已彻底忘掉林哥的时候,林哥竟然在一个黄昏时分,突然出现在林场。我和林嫂显得很尴尬。林哥把我拉到一边,面无表情地说,你睡了我老婆5年,每年收你4000块钱不算过份吧。我们是自愿的,你问林嫂。我望着林嫂,希望她帮我说句公道话,哪知林嫂不顾五年情份,竟然说我是逼她的,还说有证据可以告我强奸。看着高大威猛的林哥,我知道这事不拿钱解决是摆不平的。那一刻,我感觉我中了他们苦心经营多年的圈套,要知道,那2万元可是我卖力气的5年血汗钱。我一面答应着林哥给钱,一面想着脱身之计。老江湖的林哥早有防备,一直堵在我的门口。为了免受皮肉之苦和牢狱之灾,我只得给钱认倒霉。看着林哥和林嫂得意的样子,我心里憋着一股气,发誓一定要报复他们,就当那2万元钱作为他们的医疗费。

    那是1991年的一个冬夜,我终于寻找到报复林哥夫妇的机会。因为林哥过生日,喝醉了酒,我趁他们熟睡之后,破门而入,砍了林哥两刀,并骂了林嫂一句“你是一个无情无义的女人。”然后趁黑逃离了我生活了5年的农场。

    5年前身无分文负气离家出走到东北,没想到5年后依然身无分文再次被迫逃离。扒在南下的火车上,望着黑蒙蒙的林场,突然觉得很感伤,有种想哭的冲动。此去要到哪,我也不知道。就认命吧,火车到哪就跟着到哪。当时逃离东北时就这样想着。

为躲避查证,我甘愿进黑工厂

    一路忍饥挨饿,到了深圳的西乡。在90年代初的深圳,外出谋生的人开始越来越多,找工作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对既无学历,又无一技之长的我来说,逃到南方是我最坏的选择。那时的深圳,警察随时都会查身份证和暂住证,我身上一个证件都没有,是典型的三无人员,三无人员会随时被收容,所以整日惶恐不安,夜不能寐。  

    为逃避检查,我甘愿被人带进了一家西乡的黑工厂。说来也该倒霉,在黑工厂辛苦了1年,一分钱没拿到,后来利用春节放假管得不严的时机,逃出了黑工厂,跟随一辆货运车来到了广州。我跑广州的唯一理由,就是以为广州不会查证。哪知广州也不好呆,随时也会查证。有时半夜听到敲门,就紧张得要命。没证的日子,比没钱的日子更难熬。2003年,广州“孙志刚事件”闹得很大,我也害怕被收容,走上孙志刚同样的命运。为躲避查证被抓,我只得再次走进一家黑工厂。黑工厂老板给我最好的承诺就是,只管放心干活,不用担心被警察查证。即使查到没证件,也会花钱保我出来。

    在黑工厂的那三年,生不如死,每天拼命干活,却吃得比老家的猪还差。要是有人敢反抗,立马就会被几个五大三粗的所谓保安打翻在地。2004年,那家黑工厂被查封,我和几十名工人被解救出来,每人领到了200元的路费。那200元钱是我从东北逃到南方后,第一次有了最大的一笔“巨款”。

    进入2000年后,从老家出来打工的人越来越多,我也偶尔从一些熟悉的老乡那里知道了老家的一些情况,说起老街的变迁,我都感到很陌生了。现在我手里的这个电话号码,是老家镇上的一个公用电话号码。那是去年在广州街头意外遇到老家出来的同乡告诉我的。20年来,我第一次用这个号码给老家联系,也是唯一的联系方式。

回望家乡,家在哪里?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理解父母当时的一片苦心了。可20年后的今天,父母已经老了,我自己也老了,现在突然想回家了,却又难以回家了。这么多年,我没给家里寄过一分钱,自己还整日的为生计发愁,是没脸面回去了。再说,弟妹们都已经成家了,现在回去又能怎么样呢?与其回去成为家庭的一个累赘和负担,让弟妹们难堪,还不如就这样在外不知明天的漂泊着。只是现在特别的想念着老母亲,对不住她老人家。

    或许是人到中年吧,现在特别想家了。很多时候,站在出租屋的窗口,望着万家灯火的广州,就会感到深深的寂寞和孤独,有种欲哭无泪的冲动。回望家乡,家在哪里?我曾经不断的在夜里问自己,却无法找到回家的感觉。20年了,家乡对我而言越老越遥远,也越来越陌生,遥远得我望不断天涯路,陌生得我都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家在哪里?

        

《屈默:男女那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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